小镇没有照相馆

那些年，家乡小镇没有照相馆，偶尔有“照相的”扛着一架很笨重的木质相机来了，静谧的小镇便会泛起层层涟漪。

那架老式相机被三脚架撑在巷口的空场上，一块湖蓝色幕布悬在墙壁上，一块神秘巨大的黑布总是罩着师傅的半个身子和相机，周遭乌央乌央地挤满了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那阵势，简直就是小镇的狂欢节。有拍证件照的，有拍全家福的，有拍结婚照的，那些手拿铃铛玩具摆出优雅姿态的必定是牙牙学语的幼童，更有身着明艳服饰满脸羞涩的姑娘，风尘仆仆大老远的坐到镜头前，为的，就是要留下一张青春岁月的靓丽倩影。

我一直对照相师傅的那块黑布充满好奇，在我的眼里，那块黑布无异于魔术师手里呼风唤雨的黑布。可我的父母是那种不喜欢凑热闹的人，也不喜欢照相，早年相框里唯一一张照片还是二姐说尽了好话，推推搡搡地拉着他们去拍的。二姐家就在江对岸城里的东风街，那条街东门的塔下口二楼有个宁静雅致的照相馆，号曰“东风”。蹬梯上楼，楼道里摆满了花花草草，旖旎万方。父亲母亲那张黑白合影，只有二吋，全身。母亲端坐于一方圆凳之上，父亲站在后面，背景是湖水和宝塔，两人面目拘谨，神态肃然，一本正经。可惜因了小镇临湖，湿气很重，年深岁久，相框里照片受潮，竟没有留下。

那个年代，几乎家家堂轩都要悬挂几个精致的相框，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家里来客了，母亲一边沏茶，一边向仰头观望相框的客人滔滔不绝。语气里，充斥着满满的自信与炫耀。

或许是出于猎奇，或许是追求体面，打小就想长大了要学照相。想着将来在小镇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照相馆，为不同年龄的人留下美好的记忆，那也是一种风雅风光的选择。有一年，街后有个叫竹园的村庄，来了位外地亲戚，腿有点瘸，可生的白净，斯文，会照相。他天天在空场上拉一块蓝色幕布，给来来往往的人拍照。照着照着我就与他混熟了，就悄悄地跟了去。想看他照相时将手里的皮球那么轻轻一捏，怎么就把人“捏”进了相机，怎么又把相机里的人变成了照片，以至于当时的我硬生生的把摄影说成“捏影”。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终于走进了他的暗室。说是暗室，其实就亲戚家一间打扫得爽爽净净的杂物间。一扇不大的窗户用褥子塞得严丝合缝，以阻挡光线。一片漆黑中，我隐隐约约看他从方方正正的木盒相机里把底片夹卸下，装进一只黑布暗袋，然后双手在暗袋里一阵窸窸窣窣，慢慢摸出一张五六寸见方的胶片来。他把胶片放进早已配制好显影液的盆子里显影，三两分钟后，用夹子夹出再在清水盆里涮几下，放进定影液盆子里定影。定影完毕，用小木夹夹住挂在一道铁丝上晾干。那是个没有电灯的年代，没有红灯，没有定时器，整个操作过程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底片显影的时间长短，全凭手指触摸胶片厚薄的感觉来定。冲洗胶片完成，门就可以打开，我就清晰地看到一张张底片上隐隐绰绰的人影。而“洗照片”更是奇葩。他将裁好的相纸和底片紧紧贴在一起，放进一个镜框样的专用木夹里，玻璃一面贴紧身子，然后将门开出一条缝，将玻璃那一面对着自然光（不能是阳光）曝光几秒，马上关门，取出相纸放进显影液，相纸上就会慢慢的显现出人像来。整个暗室里的操作过程，感觉那不是在“冲胶片”“洗照片”，而是在变魔术，是那般的神奇，那般的美妙，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着一个少年的心。几天之后，我也想尝试一回，他竟然应允。虽是依样画葫芦的做了，我印出的照片，不是一片漆黑，就是人的衣服口袋变反了。问他，他笑而不答。最后，他还是耐心坦诚地告诉我，相纸黑了，是曝光过度；口袋反了，是相纸与底片安放的位置不对。记住，底片与相纸，必须是药面对药面！

我发誓要制作一台相机！我开始跑书店，根据书本上相机成像原理，我买来一枚凸透镜和一块毛玻璃，用一只方方正正的优质染料盒做成暗箱，镜头卡在能够位移伸缩的两节马粪纸圆筒前，用于调节焦距。我的那台“相机”成像十分清晰，让我的一群玩伴惊羡不已。我经常拿着“相机”领着他们去池塘边、柳树下“摄影”，让他们和镜头里倒立的人影嘻嘻哈哈。可惜，我无法给他们拍摄一张真正的照片。因为，我的“相机”没有办法安装快门，也不知道用什么装置来安放底片。可是，我的那帮小伙伴们毫不在乎这些，他们每天照样的跟前跟后缠着我，非要我给他们照相，非要拿着我的“相机”到处显摆，“狐假虎威”。

若干年后，我终于没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照相馆，我却天天背个相机寻寻觅觅，到处寻找新闻线索和拍摄的最佳角度，捕捉具有报道价值的新闻。我最初的相机是沪产海鸥120，我背着它攀油塔，钻炉膛，下到500米高的尿素造粒塔，拍发电机汽轮抢修，从一套装置走向另一套装置。为了赶时效，往往一卷胶卷尚未拍完就走进暗室，冲印，放大，烘干，裁剪，然后匆匆送往邮局，以便尽快见诸报端。更多的时间是在单身楼里，换上涂有红色广告色的灯泡，把门窗关的严严实实，就在吃饭桌上摆起了“战场”。

那时候，照片仍然是无一例外的黑白，凡带色的，则是照相馆的师傅蘸着油彩，一笔一笔精心涂抹上去。去照相馆开票照相，收费大姐往往问你：“加不加色？”加色，拿到的照片便是彩色，不加色则是黑白。所谓彩色，也就是把黑白照片上的人嘴唇抹一点口红，脸部涂层肉色，如果是花衣，会给你点上几朵或红或黄或紫的碎花，看起来很惹眼。娃儿呢，腮帮当然要涂得红红的，衣服染得亮亮的，眉心最好点上一颗漂亮的美人痣。

真正拥有一部自己的相机已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彩印照片门店已经风行大街小巷。我的相机非常蹩脚：海鸥KJ-1。这种“135”机械相机虽说价格低廉，但成像效果很好，我曾背着它走进故宫，登上天安门城楼，在深圳、版纳、云南石林、中南海的瀛台，都留下了美好的瞬间。

1999年的冬天我在西单参加一个笔会，正赶上澳门回归庆典。12月20日这天，眼瞅着天安门广场“澳门回归倒计时牌”就要结束神圣使命走进历史博物馆，于是悄悄地从会场溜出急急地到西单商场买下一部理光相机，一卷富士胶卷，赶在夜幕降临的时刻，在倒计时牌前“咔嚓”一声拍下了一幅最具纪念意义的照片。后来，只要拿起这部相机，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澳门回归的日子。

2006年春节，从欧洲旅游结婚归来的儿子儿媳送我一部尼康数码相机，800多万像素，具有DV功能。我抚摸再三，爱不忍释。孩子一边让我阅读《快速开始指南》，一边手把手地教我操作。与机械相机比，数码相机体积小，操作简单，无须测光圈对焦距，更主要的是不要胶卷，没有冲印程序，即拍即看，不满意的图片可随手删除。若要保存，发至电脑可随时观赏。需要加印放大可立即连接彩印机打印，或拷进U盘送照相馆处理。数码技术最大的优点是网络传输方便，轻点鼠标，几秒钟就能搞定。一部小小的数码相机，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高科技含量，还让我看到了科学发展的未来。

30年前，一部相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奢侈品，可转瞬之间，机械相机、傻瓜相机、数码相机都统统被智能手机淘汰。上到百岁的老人，下到两岁萌娃，人人都是摄影家！照片、视频随手拍，手指轻轻一点，一秒之内就能发往世界各地。

那天，手机“布谷鸟”叫个不停，打开一看是我家刚上二年级的孪生姐妹发来的图片和视频，一条条稚嫩的语音兴奋异常：“爷爷！爷爷！看到我们了吗？”原来，学校在开运动会，姐妹俩参赛的项目获得了冠亚军。她们用的可不是手机，是电话手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