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竹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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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竹林七贤”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如何活出真性情。
就像嵇康和阮籍在司马家权利巅峰的那个时代里，都是努力活出真性情而且不能泯灭内心正道的人。结果嵇康被砍了头阮籍在夹缝里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为了生存阮籍不得不违心的做了司马家的幕僚。阮籍有个习惯，喜欢过段时间到山里大哭，这种大哭却成了拉粉很多的举措，大家都喜欢在阮籍经常去大哭的山里偶遇那种场景，也许这跟阮籍大哭有一样的效果，很解压。
我们深深的感受到阮籍虽然没被司马家迫害，但他几乎比死去的嵇康更悲惨，有人说阮籍在刀尖上艰难的坚持苟且的活下来，是因为他酷爱的文学。我觉得，司马家权利巅峰的那个时期，政治形式比较黑暗，那个时期很多名士都因一时不谨慎卷入政治漩涡丧了命。阮籍以饮酒麻醉自己的形式，显示自己毫无作为的样子以求生存，这种在夹缝里艰难的存活的方式没有什么苟且，不能说在那个司马家横行无忌的时代，名士非要慷慨的就义，不就义就是苟且偷生，这种想法太狭隘了点。
讲的有点跑题，其实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嵇康之死。
嵇康的死深深的触动了我们的心，《竹林七贤》的作者刘雅茹说：“景元之年的嵇康，不知是中了什么魔咒，忽然就从那半空的仙境中掉到了凡尘间，看他在这两件事中的作为，哪里像一个出世的人，倒仿佛是人世间那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虽然不少后人也这么称赞他，但毋庸置疑，这可不是嵇康想要的。”这段话讲的特别到位，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不是嵇康这种在云端里的出世名士所青睐的虚名。
《与山巨源绝交书》事件彻底惹怒了司马昭，他决心要杀死嵇康，但对于嵇康这种不做官，从不关心政治，也不和敏感人物相处的出世名士，司马昭很难找出杀死嵇康的理由的。
司马昭始终又不愿意胡乱找个文字狱的借口为了杀死嵇康而得罪全天下的清谈名士甚至读书人。所以他耐心的等了一年至多，这种善于等待机会的能力是司马昭父子走上政治巅峰的最有力武器。
在耐心等待中机会不算来的太慢，嵇康因为朋友“吕安事件”完全给了司马昭杀死他的理由。
据记载：嵇康入狱后，三千多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不要杀掉嵇康，让他到太学当老师，而且还有许多豪杰甘愿陪嵇康一起坐牢。这样的抗议示威反而坚定了司马昭诛杀嵇康的决心。在公元262年的一个下午，嵇康被司马昭所杀年仅39岁。
之后“《与山巨源绝交书》事件”和“吕安兄弟之争事件”成了千百年来历史研究者探讨嵇康人生悲剧的重要案例。
嵇康的死应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它还反应了那个时代。
司马氏父子以复制曹氏相同的方式，甚至更加狠毒黑暗的手段获得政权之后，为了下一步给自己获得的政权正名而实施的一系列黑暗手段，造成了一个大涡旋，当时的名士有谁稍不谨慎就会被无情的吞噬。
可能《与山巨源绝交书》名义上是在骂山涛，其实嵇康是痛恨想做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的司马家族，痛恨他们三番五次想借自己的名给他们司马家粉饰太平与祥和。
这件事，我很佩服作者刘雅茹的观点：“像嵇康这样高洁到云端里的人，根本不应该在乎司马家步步紧逼想利用他的清名为自家建造太平盛世的形象；更不应该在乎司马昭杀死高贵乡公曹髦后穿起皇帝的新装招摇过市，别人的丑恶政治嘴脸你管他干什么，安心做自己的世外清修就好。”是呀一个远离尘嚣的人，应该已经完全了知人性的丑恶部分，也更明白从曹氏到司马氏那些政治斗角的残酷和险恶，你只追求你的真性情就好，何须在意那些人间闲事，不必低头看尘埃里的那些浓烟。对于司马家的步步紧逼躲过了就不放心上算了，还写什么《与山巨源绝交书》之类的东西，何必图一时之快埋下祸患。
第二事件“吕安兄弟之争”，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嵇康一生最看重朋友，这对一个出世名士来说的确有些着相，但出于想辩护拯救吕安我有些不赞成刘雅茹的观点。这件事的起因是嵇康出面调解后兄弟两开始和好，谁知吕巽在弟弟放过自己的情况下表面答应和好，暗地里却处心积虑的制造机会倒打吕安一耙。
这种情况下，再是出世名士也不能显示出漠不关心冷漠的样子见死不救。
这件事的结果是嵇康出头辩护无果还把自己也搭进去了，那一刻嵇康应该是明白了，事情的关键不是他为朋友辩护，而是祸起木秀于林。那一刻他认识到司马昭对他杀心的坚定程度，嵇康内心也就坦然了，司马昭既然下决心要杀死他，这样的结局迟早会来的。
所以嵇康在行刑那天坦然、安静的抚一曲《广陵散》而后血染刑场，这很符合嵇康的本性。
是呀，事情的根源在于“木秀于林”，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做错了，最后连拯救朋友吕安的想法都不应该有，坚持活下去也许是对的，但事实是对于你这个秀于林的木材司马昭的砍伐之心已定，你可能也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