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柳树下的守望

平柳树下，那个满脸皱纹、饱经沧桑的徐老太太，好久好久已没看到她坐在哪儿了。

在镇里上班的时候，每次下班回家，路过这里，都会望一眼这棵百年老树，还有坐在树下的那个徐老太太。后来去到城里，回来的机会少了，但每次回来还会看到她。可最后几次回来，再也没看见她坐在那儿发呆、打盹。

徐老太是前村的，有名字，叫苏顺花。是老烈属，老党员，老妇女主任。还有人说她是老树仙。

大概有一个多年头没看见徐老太，再看这棵平柳老树，视线有些迷乱。从我记事起就觉得这棵树好高好大，树冠象把大伞，下雨可以在下面避雨，盛夏可以在下面遮阳。

前村的人说，太阳从东面出来，树影可以铺到三里路外的河边，太阳从西面落山，树影又能延伸到二里路外的东山下。还说，这棵已过百年的大平柳树有灵气，而且还附在徐老太太苏顺花的身上。谁要砍它一刀，徐老太太就会在家里疼的要命，小孩子爬到树上去摸鹊窝，徐老太太也会在家难受地不得了。

七十多年前，现在的徐老太太，当年的苏顺花，就是在这棵平柳树下，把自己的丈夫徐大柱送去了前线，当兵打仗。

一九四八年秋，区里召开“决战淮海、支前参军”动员大会，苏顺花代表全区妇女在大会上做发言，坚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保卫胜利果实，打倒蒋家王朝，全村要保证完成多少双军鞋，多少斤粮食，多少人参军，多少人支前的光荣任务。

回到村里，苏顺花做通了公婆的工作，让丈夫徐大柱第一个报名参军。丈夫徐大柱是民兵队长，是不用做工作的，本来就应该带头去参军。

苏顺花和徐大柱的带头，使全村成为区里第一个完成参军和支前报名任务的村子，共有四名青年小伙报名参军，十名乡亲报名出夫支前。

临别那一晚，苏顺花把丈夫徐大柱送到了村口的大平柳树下，虽是满满地不舍，还是要给丈夫拼命地鼓劲：到部队好好干，立功受奖了再回来！丈夫说：一定，媳妇就在这里等着我！苏顺花摸过来丈夫的手，放在自己逐渐隆起的肚子上说，给孩子起个名子吧！徐大柱指指头顶的树：就叫它吧！

丈夫徐大柱参军走了，刚结婚才一年、已经怀孕四个月苏顺花，这一等就是几十年，从刚过门不久的小媳妇变成了孩子的娘，又变成了孙子的奶奶，再变成只记得过去事情的徐老太太。

淮海战役结束了，支前的民夫们回来了，徐大柱和其他三个参军的青年都没有回来，只知道有一个已经牺牲在安徽蚌埠，家里挂上了烈属牌子。

渡江战役胜利了，四个参军的青年，回来了一个，是负了伤，腿被炮弹炸残了，家里挂上了伤残革命军人的牌子。

抗美援朝又完成了，去参军的四名青年中最后的两个，又回来了一个，家里挂上了革命复员军人的牌子。

苏顺花的丈夫徐大柱，却一点音讯都没有。

苏顺花带着丈夫走时还没出生的儿子——平柳，去到从部队上回来的两家问问，一个说，打下淮海的时候还见过，另一个说，渡过江去时还见过，以后就不知道了，可能去打海南岛了，也可能去西南剿匪了，反正去到朝鲜就更没他的消息了。

苏顺花去区里开会，就去武装部问，去县里开会，也去民政局问，每次问都是一样的结果：或许还在部队上，不便和家里通信；或许是牺牲了，别人搞不清楚是哪地人、是啥姓名。

苏顺花宁愿相信是前面的结果。也有人私下嘀咕：会不会被国民党军队俘虏了，跟着去了台湾？

苏顺花绝对不相信丈夫徐大柱会是当俘虏的人，不过她倒是希望丈夫能活着。她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处处事事争先进、抢第一。她不能落后，那样丈夫回来他就没法见他了。

一九五八年搞“入社”，她第一个把家里养的毛驴牵到生产队里。这把公公给得罪了，那是公公养了十几年视为伙伴的畜物。

同年，大炼钢铁，她又带头把家里做饭的锅给揭了，送到村里的土高炉。这把婆婆气的牙根疼：你就是个扫把星，假积极，啥也带头，你把儿子都给我送没了。

婆婆这最后的一句话，戳到了苏顺花的心窝子上，她何尝不盼着丈夫早点回来啊！

夜里，苏顺花搂着儿子平柳睡觉时，常一个人在被窝里掉眼泪，白天她继续去生产队里领着妇女们搞生产。

苏顺花带头入社，带头砸锅炼钢铁，但就是反对和阻拦伐掉村头的那棵大平柳树，那是她和丈夫徐大柱的约定，那是她儿子平柳的名和命根子。

因为大练钢铁缺煤，有人发明了以木柴代替煤炭的法子，就打起了这棵大平柳树的主意，伐树的大锯都搭上了，苏顺花躺在树下，伐树的锯每拉一下，苏顺花的嘴里就吐一口血水，她把舌头给咬破了。同样锯齿拉开的树口，也流出跟苏顺花口里一样红红的血水。

一个老人说，这树有神灵，千万不能伐了。伐树的人这才停了下来，谁也不敢再动手了。

苏顺花保下了这棵老树，老树也回报了她们村的人。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吃的，大平柳树救了好多人的命：树枝、树叶、树种子，谁家没来采过充饥呢？

不过，这也为后来苏顺花挨斗埋下了祸根，文革的时候，这是她的一大罪状。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苏顺花也是一如既往的积极参加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苏顺花就成了运动的对象。有人写大字报说，她丈夫肯定是叛变革命逃到台湾去了，要不怎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人揭发她，破坏大练钢铁，装神弄鬼，阻止伐树。还有人批判说，她的党员也是假的，为什么一个小姑娘在娘家就能入党？

苏顺花被撤了妇女主任，还带了大纸帽子、脖子上挂了两只破鞋被游街。她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好在没多久她就被恢复职务。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努力进步。

改革开放了，苏顺花也感觉自己老了，她辞去了村妇女主任。几年内，他替丈夫徐大柱送走了公公婆婆，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她还给儿子平柳娶上了媳妇，生了孙子柳根，更了却了一桩天大地心事，她知道，不管丈夫徐大柱活着不活着，他们老徐家有后了，即使自己死了，去那边见到丈夫，也对得起他了。

不管怎么说，苏顺花还是盼望着丈夫能活着出现在眼前。

有台湾回来的老兵，不管有多远，她都会自己走着或者让儿子用自行车带着去打听一下，在台湾听没听、见没见到一个叫徐大柱的人？但一次次都让她失望了。连续几年之后，她再也不去打听了。村头的大平柳树成了她的寄托，她知道有些鸟从这棵大树上飞走了，就永远不会再飞回来，给人留下的只有期盼。

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县民政局来人找到苏顺花，告诉她：丈夫徐大柱被列为失踪革命军人，父母，妻子，子女享受烈属待遇。

徐大柱的父母已不在，苏顺花向组织提出唯一要求：丈夫徐大柱，到底死在哪儿，能给查个明白，自己才能安心。民政局来的同志为了安慰她，说一定会帮她查找，找到了会尽快告诉她。还按政策给她的儿子平柳办理了招工。

苏顺花一再地感谢人家，心里这才觉得丈夫徐大柱怕是真的永远也回不来了。但她又觉得似乎还有些希望，起码能知道牺牲在哪儿也好，她可以带着儿子平柳，孙子柳根去祭奠一下亡灵。

苏顺花越来越老了，而且已不是当年那个争强好胜的妇救会长、妇女主任了，成了真正的徐老太太。耳朵逐渐开始背了，眼神也开始变得呆滞，满脸的皱纹，就象平柳树干上的老皮，层层叠叠。

徐老太开始变得越来越唠叨，没事了就拿个板凳来到村头平柳树下坐着，后来因为年龄增高，身体不好，民政局赠送给她一个轮椅，她就天天把轮椅推过来，坐在上面，逮着谁就跟谁说说过去的事：

说她十八岁就当村里的“识字班”队长；说她学《小二黑结婚》里小芹的样子，跟徐大柱在区里开会认识，自由恋爱，不要彩礼，不坐花轿，背个小包袱就过门嫁到徐家来；说她在区里大会上做发言；说她第一个把丈夫送去前线当兵打仗；说她把孩子丢给婆婆，领着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们，白天黑夜地在工地上挖山修河；说她替丈夫徐大柱给公公婆婆养老送终；说她......好多好多，看样子永远也说不完。

平柳树下，没人的时候，徐老太就会瞅着上面的树叶发呆，再不就目送着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听她唠叨的人越来越少，她自己脑子也常常“断片”，不知道说啥好。

再后来，就只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那儿“磕头、打盹”了。

爹活着的时候，我回老家去看爹，问他：前村那个经常坐在树下等丈夫回来的徐老太太，找到丈夫的下落了吗？爹说：找到了，是她孙子找到的。她孙子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市里民政局的公务员，从网上查到重庆的一个烈士陵园里有一个叫徐大竹的无籍烈士，经过很多周折，一直查到原来的部队，才确定就是徐大柱，后面的一个字不知道怎么给弄错了。只知道是解放重庆时牺牲的。

徐老太可以安心了！我这样说，爹说，哪儿啊？等她孙子找到并带回来这个消息的时候，老太太就已经“入土”了。

后来听说，她孙子柳根从那边烈士陵园里把爷爷徐大柱的遗骨带了回来，跟他奶奶苏顺花葬在了一起。

但这已经是二零一八年了，离苏顺花送徐大柱去当兵走，过去了整整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