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黄侃

石雪峰

黄侃，鄂东名流。早在十几年前，曾因编辑有关鄂东辛亥革命名人资料在史海里接触过黄侃，对黄侃其人其事有过大体的了解，但今日看来，那种了解终是浮光掠影，太过肤浅。

前几年初冬时节的一天下午，斜阳暖烘烘地照在蕲水河上，我随一群作家来到了黄侃的墓地。作家们一个个虔诚的样子，磕头礼拜，仔细辩认墓碑上些许文字；沉思，眺望着蕲、白二水相会后悠悠向南。我想，此时此刻作家们的思绪定会像那清亮的河水一样流淌着，揣度黄侃大师那短暂而又复杂的人生，试图从中找出能给今人一点什么样的启示。

黄冈是一方风水宝地，在绵亘的大别山和奔腾的长江之间的狭窄走廊里，沃土肥得流油，宜人宜物，古往今来不知孕育了几多旷世英才，大禅学思想家弘忍，大医药学家李时珍、万密斋，大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升，大国学家汤用彤、汤一介父子，大戏剧家余三胜，大地质学家李四光，大文学家废名、秦兆阳、叶君健，大诗人闻一多，大理论家胡风，大报人大记者詹大悲、郭超人，大军事家林彪，大政治家董必武、李先念，等等等等。若论对社会的贡献，黄侃功绩不小，可是先生的名字似乎在史海中被湮没了许久。时至今日，连其故乡的很多青年人不知先生何许人也。

黄侃（1886.4.3－1935.10.8）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乃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大樟树村人。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名校任教授。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国学大师”，誉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黄侃岂止是一个语言文字学家，而首先应该是一个反帝制兴共和的革命家和斗士，是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大功臣。

黄侃之父黄云鹄，前清进士，官至四川盐茶道、署理按察使等职。因此黄侃出生在成都。其早年岁月正是满清统治最黑暗时期，也是辛亥革命暴风骤雨的酝酿期。他从小就看不惯满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同情百姓的民不聊生。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期间，常与同学田桐、董用威（即董必武）、宋教仁议论时政，畅谈革命；1905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并在其师章太炎主办的《民报》上发表《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农》《哀太平天国》《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等文章，大肆宣传革命，公开高举反清旗帜，因之被清廷取消官费留学待遇。1910年回故里，以“孝义会”作掩护，奔走于蕲春周边的鄂皖十数县，宿荒祠，住破庙，宣传民族主义，鼓吹推翻君主专制，拥护者众。

1911年7月，压抑在胸的反清情结如同火山爆发，一挥而就反清檄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同月26日，汉口《大江报》以黄侃的署名文章向清廷发射了这枚重磅炸弹。

这篇不足300字的短文撼山震岳，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它恰像黑夜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犹如一把尖刀直刺满清王朝心脏；它无异于革命的动员令，战斗的号角。檄文付梓，络阳纸贵。汉口震动，清廷震动。清政府在十分恐惧的情势下责令封报捕人，黄侃不得不流亡日本避难。

时隔3个月又15天，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举义旗，全国响应，满清王朝应声倒地，乌乎哀哉。这难道是巧合所能解释的？依我看，战斗檄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如一剂猛药，正是辛亥革命一支催化剂、导火索。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侃在汉口军政分府供职。不甘心就此灭亡的清军余孽南下反扑，年轻的革命军力薄难支，黄侃与同乡陈冕亚等人一起回乡募勇，振臂一呼聚“孝义会”众3000余人，正准备攻蕲州联络各县革命力量北上攻清军，解汉口之危，谁知叛徒告密，尚未行动即被清军“围剿”，黄侃只得绕道黄梅经九江出走上海，二次流亡。

民国建立后，黄侃在上海主办《民声日报》，继续为新生政权鼓与呼，后因袁世凯劫国，他感到很失望，遂辞去才任两个月的直隶都督府秘书长要职，于1913年底或1914年初回上海潜心学术研究。

黄侃在辛亥革命中既做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又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组织工作，可算是身体力行了。一个人在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神州有多少人所能为？这是黄侃人生的最大亮点之所在，必须以浓墨重彩宣染之方才不悖青史。

与前半生的激进革命义举相比较，其后半生专心致力于语言文字学术研究更卓有成就。先生在这方面算得上是成果丰硕，给华夏汉语文字的规范予以了深厚的积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造福于后世。这是黄侃先生后半生所开的一朵绚丽之花。

很多资料显示，黄侃先生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是成就卓越，是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的三位“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是的，这些荣誉先生应是受之无愧的。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这些见解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独到的。

他的古文字学说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古声十九纽说、古韵二十八部说、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

黄侃的主要著作是在他死后整理出版的，计有：《黄季刚先生遗嘱专号》（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年）等。

纵观黄侃的一生，不难发现先生之人生中有很多看似十分对立却又走向了统一的矛盾。譬如说，他的思想激进，主张革命，其态度坚决到了忘我的程度。为了革命，他不惧杀头危险著文演说，组织义军；曾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曾冒大不韪闯入乡学解救因流露反满情绪在“哭临”（悼皇帝仪式）时不下跪的学生田恒；曾到“禁室”与被袁世凯软禁的章太炎伴宿数月，并断然拒绝袁世凯许以嘉禾勋章一枚和3000银元之诱为其写《劝进书》；曾怒斥拥袁称帝的先生刘师培。这些在当时都属大逆不道，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大无畏的勇气而不能做到。黄侃为之，当局当然恼他恨他，因而期间生存生活很不稳定，甚至四处流浪流亡。这些都足以印证他思想超前，誓死革命。

但与此同时，他的某些行为却又有极端保守的一面，而且个性十分突出，十分张扬，生死不从白话文，而要坚持文言文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他接受了西方教育，然而，回国后他的言行仍是封建士大夫的那一套。在中央大学兼课期间，唯他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腋下夹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徒步入校，活像个乡下老头。他不遵规戴校徽，人家尽职的门卫管他要名片验准，他没有名片反而发脾气：“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雨天，他穿“钉鞋”（又称“木屐子”）去学校上课，弄出的声响分散了师生的教学注意力。这种桐油胶邦、木板做底的钉鞋走乡下的烂泥路有优势，而对城里的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一天课后雨过天晴，他只好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了挟在腋下。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又见他土里土气的，且携带一包东西，似有不轨行为，便上前盘诘，并坚持要检查纸包。黄先生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放下纸包扬长而去，从此不来学校授课。他不喜欢白话文，认为推广白话文是胡适兴妖作怪，标榜做秀，于是每次上课前，照例先要破口大骂一通胡适，然后才开始讲课。平常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究其故。黄说：“你的名字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弄得胡适十分尴尬。为了论证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他又别出心裁举出一个令胡适哭笑皆非的例子。他说，“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

这些足见黄侃何等的固执守旧。从他这落伍的言行中，很难想象他曾是辛亥革命的先驱骁将，曾是那样的为了除旧布新而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转而再想，先生是一个古文字学家，由于专业使然，他坚守国学阵地，身体力行固守文言文也就有情可原了。

在黄侃身上，还有一对矛盾也彰显得十分突出，这就是生性放荡与治学严谨。

生性放荡往小处说不拘小节，第一次出国留学时已是一个18岁的大小伙子了，然而夜间内急便扯下裤子站在阳台上飞流直下，在常人看来这种大不雅的事他却做了并不脸红，甚至还骂楼下抗议之人。往大处说，视婚姻为儿戏，说娶就娶，说离就离，甚至不离也娶，违法重婚的事他也敢干。他一生只活了49岁，却结了九次婚，从22岁初婚时算起，平均每三年就要结一次婚。结结离离，离离结结，其频率不可谓不高矣。他的这种放纵形为使他吃了大亏。酒色索命，符合黄侃先生的写照。1935年10月6日，因过量饮酒致胃壁血管破裂造成大出血，三天后在南京与世长辞，年仅49岁。

不过，跟生活放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黄侃的治学态度那算是一流的，用十分严谨也不为过。他喜读书，喜藏书，家有藏书3万余册。他终日潜心研究“国学”，连吃饭时间也舍不得多花。他时常把事先准备好了的馒头和辣椒、酱油等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吃馒头，边吃边读，吃吃停停，看到精彩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池，把墨汁当酱油蘸着吃，一位来访的朋友见他满嘴漆黑，知道夫子又走火入魔了，不禁捧腹大笑，而他还不知朋友在笑什么。为了保证读书治学有充足时间，他在他的书房门口悬挂一小牌，上书：“闲谈不过5分钟”，不留情面地谢绝有事无事的海阔天空者。他发誓要利用点滴时间来读书，期望读完天下所有的书。除了读书，就是讨论学问。讨论学问是他的最大爱好。在日本留学时，因他站在楼上往下撒尿，惹恼了楼下的“章疯子”章太炎。这下可好，章疯子不破口大骂才怪呢。而做错了事的黄侃又不是个吃素的，他早就落得了一个“黄疯子”的绰号。这会儿反倒与章太炎对骂起来。谁知，正当闲人看热闹之机，两个“疯子”却风平浪静地亲密交谈起来了。原来在相互对骂中，黄侃得知对方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章大师章太炎，即刻破滴为笑，纳头便拜章太炎为老师，并与其讨论学术问题。

在治学上，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谨，凡事不穷究其底不放手，因而他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直达到“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的境地。他规定自己：“年五十，当著书”，也就是说天命之前不著书立说，以妨误人。他说初涉学问者爱犯四大通病：“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他是生前未出版任何著作却被海内外公认为国学大师的人，这恐怕是唯一的。

看来，先生身上有许多缺点，守旧和放荡两点是最致命的。这些本不该粘附在大师身上的腌臜像尘土一样，严封着真实的黄侃这块金子。正是这种尘封，便使大师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不扒开这种尘封就看不到金子的光耀。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很错综复杂，伟大与渺小，光明与阴暗、善良与丑恶，损人与利已，常常交织在一起，说也说不清，分也分不开，欲剪不断，欲理还乱。因此，佛家便劝人“放下着”。由此说来，即便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他的人生，一时半会，恐怕你也未必能够读懂。而被称为国学大师的黄侃，要想读懂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非真正的哲人禅者稍不留神就落入了自以为是的俗套，由此犯起错误来自己还在鼓里，懵懵懂懂如在混沌之中。今天我也未必就读懂了黄侃，我的这些文字未必切入了黄侃大师，对此，自己还很是怀疑。因为到了先生墓地，先前又搬弄了一些于先生不着边际的话语，总感心里不安，现在重新甩出一把蔽帚来，不知能否修正以前的错讹？

石雪峰简介

石雪峰，男，生于1955年，黄梅人，大学学历，记者职称，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黄梅县作家协会主席、《黄梅》文学和《印象黄梅》报主编。长于杂文、散文、传奇故事和报告文学写作。著有杂文集《多多谅解》、传奇故事集《深情的守望》、报告文学集《旋转的世界》、传记文学《废名先生》等8部；主编出版有《黄梅十大文化资源》《黄梅流传歌本选》等10余部。编著文字共达3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