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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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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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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先生其人其文

 

废名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取非常笔名,著独特文章”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人其文被埋没了几近半个世纪,导致了世人特别是其故乡人不知废名为何人的奇怪现象。好在这种人为的坚冰终被打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外文学界、理论界、学术界研究废名其人其文者数不胜数,且硕果累累,令人欣慰。笔者曾有幸主编《黄梅文史资料·废名先生专辑》,成书(2003年出版——编者注)之后,百感交集,现就此书和案头所余积的有关资料进行梳理,对废名先生其人其文作一概括性介绍,以飨读者。

一、废名的生平及其作品

废名是作家运用诸多笔名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其原名叫冯文炳,字蕴仲,祖籍湖北省黄梅县苦竹乡后山铺村冯家大墩,1901年11月9日(农历9月29日)出生于黄梅县城小南门冯家宅院。祖父冯汝顺公是制作竹器的篾匠,父亲冯楚池则以教书为业。到了废名出生前后,冯家在黄梅县城已是个有田产有新房的富裕户,谓之小康人家。废名兄弟三人,兄文清、弟文玉均以教书为业,其兄后更名为力生,人称冯大(读大夫的代音)先生,在黄梅教育界有较高的知名度。

废名幼小在私塾里读《四书》《五经》,但他很不喜欢私塾,将它喻为“黑暗的监狱”。1911年,废名在县立八角亭高等小学就读,新的学校新式教育方法令废名眼界大开,耳目一新,并向往革命和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为此曾偷了父亲的钱企图奔武昌投革命军,终因年幼而中途折回。三年后,废名告别故乡,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武昌小学当教员。这期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次,废名没像上次辛亥革命那样坐失良机。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废名在这次革命浪潮中积极接受了洗礼,成为《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狂热读者,高喊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在街道里巷间四处奔走。同时,废名受到了文学革命启迪,具有强烈的创作欲望,这种欲望驱使他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北平去,以便尽快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洪流。

1922年,21岁的废名如愿以偿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本科英文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废名有幸成为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文化教育界泰斗的学生,与江绍原、俞平伯、沈启无等则为同窗好友,并称为周作人先生的四大弟子。在诸多先生中,周作人则对废名最为器重,并视废名为得意门生之一,这从后来废名的所有创作均由周作人一人独作序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中得到印证。正是在这些先生的巨大影响和有力的提携下,废名开始稳步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废名一开始涉足文学领域,体裁便很广泛,小说、新诗、散文、论文,什么都写,甚至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主要是写小说。废名早期创作大多发表在《努力周报》(胡适主办)、《语丝》(鲁迅、周作人主办)和《骆驼草》(废名、冯至主办)三种刊物上。这些作品随后被陆续结集出版,计有1925年北京的新潮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枣》,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等。

废名1922年进入北大预科,直到1929年才毕业,前后读了八年。这个中是有曲折的。1927年军阀张作霖进入北平,硬性将北京大学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改为京师大学堂,并迫害李大钊先生等革命和进步人士。废名对此极为不满,表示抗议,并毅然退学。在失学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先是到一所中学教书,后则到附近的西山村舍卜居读书和写作,直到北大恢复才返校继续学业。不过,这一年多时间并没白费,后人评价废名文学事业的三座高峰,其中有一座正是此间卜居西山时形成的。废名文学创作的三大高峰是1924年前后成文的以《浣衣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群;1928年卜居西山时写的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传》;1945年前后成书的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在文学评论界认为,废名文学创作三大高峰的代表作《浣衣母》《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可分别与鲁迅的《祥林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和钱中书的《围城》等名著媲美。

北大毕业之后,废名留北大国文系任教直到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段时间里,废名很少写小说与散文,侧重面转入文艺理论,著有《谈新诗》讲议12章,分别论述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湖畔”诗人(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冰心、郭沫若等诗人的新诗。这部诗论(新中国成立后又续写4章)很有独到之言,颇受诗界及文艺理论界看重。

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北大被迫南迁至昆明与多所学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废名没有随校南迁,但也没有和他的老师周作人一起留在北大任教任职,而是于是年冬毅然决然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回故乡黄梅奔母丧和避战争难,直至九年后的1946年返回北大任教。废名回故乡一年后,黄梅县城以南广大地区也沦陷了,废名则带领一家四口在北部山区奔波,边跑反(黄梅俚语,躲避兵灾)边谋生,先后受聘在黄梅县第二高等小学和县立中学任教,但微薄的薪金终难应付四口之家,饿肚皮或只吃个半饱的事经常发生。即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废名也断然拒绝任待遇优厚的伪职,以保民族气节,同时,业余也未放弃他钟爱的文学创作事业。1942年前后,他在五祖寺附近一个名叫水磨冲的村子里落脚,住在一户人家的牛栏里写成了佛学专著《阿赖耶识论》,而九年乡居生活的最大收获便是积累了名著《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一手创作材料。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大的废名便迫不及待地一气哈成了前17章,树起了他文学创作事业的第三座高峰。但不知什么缘故,此著并未完成,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远的遗憾。

回到北大后,废名先任副教授,旋任教授,所授课程也由抗战前的散文习作和现代文艺改为论语、孟子、陶渊明、外国文学名著选读等。除此而外,继续完成文艺理论著作《谈新诗》,续写了谈卞之琳、林庚、冯至、废名的诗,使得这部见解独到的新诗专论得以完整出版。

1952年,废名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废名热心政治,精神振奋,积极参与新生活,如到江西等地参与土地改革,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参加劳动等,并在这些活动中努力改造世界观。他的这些努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50年代中后期,曾兼任吉大中文系主任,并被选为吉林省作协副主席和吉林省政协常委。从1952年开始,废名患了严重眼疾——白内障,虽动过大手术,但视力仍极低,看书尤其是写作极其困难,但废名不为所畏,仍辛勤笔耕,著有《跟青年谈鲁迅》《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讲议》《新民歌讲稿》等专著,计百余万字。其中《跟青年谈鲁迅》为胡乔木同志所肯定的一部好书,并亲自推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6年正式出版。

1957年,废名在教学之余,受新民歌启发,一气吟成《歌颂篇三百首》。这些诗篇主要是歌颂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有好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是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此后,废名眼疾更为严重,几近失明,创作已成为不可能的事。1964年国庆节前一天,废名应故乡中共黄梅县委之约,为他的堂弟冯文华烈士写了一篇传略——《冯文华烈士传略》,全文1400余字,以毛笔正楷书成,这是废名先生的收笔之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废名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被作为横扫的牛鬼蛇神对象,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和批判,此时他身患多种疾病,眼疾还处于次要地位,致命的是膀胱癌,虽已动过手术,但此时又复发了,只好病休在家。即便如此,废名也仍然逃不过红卫兵的追扰与冲击。身体极度虚弱的老教授欲诉无门,心痛与病痛交织在一起,终抵不住细菌的吞噬,于1967年9月4日下午1时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享年66岁。由于此时正处文革武斗高峰期,对先生的死学校无人问事,自然也就没有追悼仪式,遗体是由他的儿子冯思纯和吉林大学法律系一位名叫鹤松的学生用地排车推到火葬场火化的。

二、废名作品的思想内容

废名的故乡黄梅县在湖北省的最东端,地处鄂、赣、皖三省结合部。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出产丰富,交通便捷,贸易活跃,自古便是殷实富饶的鱼米之乡,因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婉转动听的黄梅戏,名扬中外的佛教圣地五祖寺、四祖寺,古朴典雅的民间工艺黄梅挑花,无坚不摧的岳家拳等,都产生在这块魅力无穷的土地上。所有这些,更兼山灵水秀的自然风光,纯朴善良的民风,莫不对孕育废名这样的奇人奇作家产生重要影响。

废名先生出生的黄梅县城与农村紧密相连,他自幼便在城里住住,乡下住住,与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对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多层面的了解,并给予了高度关注,加上他一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时就受到鲁迅先生农村题材作品的熏陶和影响,创作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着力表现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特别是农民的种种痛苦。正如刘晴在《废名小传》里指出:“……其创作……多描写作者熟悉的南中国乡间‘平凡人和平凡事’。作品中……没有叱咤的英雄,没有残暴凶残的恶人。”废名作品的这一基调,使他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乡土文学”作家群中极为典型的一员。

废名作品(这里主要指小说及散文)的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反映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第二类是作者自传,第三类是描写故乡自然风光及乡风民俗的。

第一类作品是作家前期创作,成篇多在1922年至1937年之间,包括在《竹林的故事》《桃园》《枣》《集外》四个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桥》中。

四个短集子共收入短篇小说39篇,是作家儿时观察劳动人民生活的集中反映。小说的场景也局限在作家幼年所能到达的县城城里、就读私塾的大南门天都庙附近以及城南一里半路外的岳家湾一线。

《竹林的故事》是废名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在收入该集的14个短篇中,最有代表性的又算《浣衣母》《阿妹》《竹林的故事》等三篇。《浣衣母》描写一个寡妇在封建社会里的艰难生活。主人翁李妈有着与祥林嫂一样的痛苦经历。但废名没像鲁迅那样将主人翁置于潦倒的境地,而是一面让李妈在封建礼教逼视下,靠为人洗涤维持生计,谨慎生活,一面又以零散的场面和众多些小事情展示李妈爱的博大胸怀:如她爱孩子、爱守城的士兵、爱从她门前过路的人,从而她也赢得了公众的敬爱,大家把她当作“公共的母亲”,把她居住的茅草房当作公共的“乐地”。《阿妹》表现一个女孩从小受到歧视,得不到父母的温暖,一岁时便被病魔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小说通过女孩的语言神态,把她小小心灵所受的创伤表现得相当细腻。据废名自己讲,这个小女孩是以他病死的妹妹阿莲(死时恰好七岁)为原型的。《竹林的故事》描写了一个美丽淑静、善良可爱的三姑娘。三姑娘是个既种菜又卖菜的女子,她的菜“隔夜没有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人们都争着买她的菜。作家在作品中借鉴一滴水反映太阳光芒的手法,运用细小的事,借顾客之口来极力歌颂了劳动人民朴实的品质和美好的心灵。

《桥》是这一时期作家唯一的长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群小人物,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三哑叔便是主人翁程小林家里的一个长工,作家把他写得诚朴可爱。

总之,这一时期作家笔下的人物全是劳动人民群众,社会底层人物,如《桃园》里的王老大和他的女儿阿毛以种桃为业;《四火》(《枣》中的一篇)里的四火是猪肉店里打杂的一个伙计,主要工作就是为屠夫捉猪脚;《火神庙的和尚》(《竹林的故事》中的一篇)里的金喜是个终身劳动的苦和尚;《河上柳》(《竹林的故事》中的一篇)里的陈老爹是唱木头戏的民间艺人,《菱荡》(《桃园》中的一篇)里的陈聋子是地主家的长工。所以周作人先生在为废名《竹林的故事》所作的序里说:“……冯君所写多是乡村儿女翁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是这一部分人……”

第二类作家自传体小说为作家中后期创作,最著名的便是两个长篇《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前者成书于1932年,后者成书于1947年至1948年。《莫须有先生传》写作家1927年至1928年在北京西山一带的隐居生活。作品试仿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式样进行演绎,主人翁莫须有先生为了“修道”而隐居西山,他的这种所谓“修道其实就是为了抗议张作霖在北平的倒行逆施。”为了维护正义,为了实现理想,莫须有先生奋不顾身,虽历尽艰难却毫无怨言。《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写的是抗战时期作家的乡居生活。作家在作品中全用真人真事的笔法写作家在故乡北部山区同下层人民群众同劳动同生活的事实,抨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歌颂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展现了劳动人民的纯朴可爱和相互尊重,展示了黄梅北部山区美丽如画的山水和浓酽醉人的乡风民俗。如果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视作抗战期间黄梅人民一部生活史、教育史,那么读来就更加有意义,更有亲近感了。

第三类描写故乡自然风光及乡风民俗的作品,创作期贯穿作家一生,作品当然也有独立成篇的,但大多夹在上述创作之中。故乡凡他熟悉的自然风光及乡风民俗莫不在他的笔下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岳家湾、县城护城河洲、乱石塔、洗手塔、万寿宫、南城家家坟、八角亭、停前驿、水磨冲、土桥铺、五祖寺、南北山寺等自然风光;祭祖写包袱单、“送牛”、“送路灯”、三月三夜看鬼火、清明挂扬柳、清明上坟、赛会、过桥、放猖、过年“吃剩饭”等乡风民俗。废名对故乡景致及乡风民俗描写是很花了心思的,写得十分亲切感人,例如长篇《桥》中写到城外那美丽的河流和河沙滩:“河本来好,洲岸不高,春夏水涨,不另外更退出了沙滩,搓衣的石头挨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在放猖风俗里,作家不惜用近1400字篇幅来描写这一故乡驱鬼保平安盛大庙会全过程。废名作品的这些内容,不仅让故乡人们感到亲切,对外省读者甚至外国读者也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近年来,日本等国读者以游客身份来黄梅寻访作家笔下的古塔、护城河、菱荡、青石板桥、岳家湾枫树、五祖寺等景点就是最好的佐证。

三、废名作品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的创作风格是独特的。用“标新立异”四个字来形容他对艺术风格的追求是再恰当不过的。他的标新立异虽然受到非议,但最终他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文如其人,废名的创作风格与他的外貌气质几乎是一致的与众不同。关于废名的外貌,他的恩师周作人先生是这样描述的:“身材高大,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听者每不知其云何。”,“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废名的创作成果,读者与文学批评界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晦涩难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在河北某女师大作过调查,在当时的作家中,作品叫人第一难懂的是废名,其次是俞平伯。此调查足见废名作品晦涩得厉害。以致当《莫须有先生传》再版时,从读者到编者到出版商几乎一致要废名自己做序作说明。这在中国小说出版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废名作品晦涩难懂,但并不是不可懂。如同果实,他的晦涩只是一种“外壳”的晦涩,其内里包含着甘甜。读他的作品,正如倒吃甘蔗,是越吃越甜,越嚼越有味的。细细分析起来,废名作品在晦涩的总格调中,贯穿着精炼如诗的语言、平淡零散的情节、独树一帜的变体、朴实淡彩的意境、虚无缥缈的禅趣等特点。有了这些,咀嚼他的作品也近乎一种享受。周作人先生就说过:“《莫须有先生传》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它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才再往前去……”(《莫须有先生传·序》),又说:“我不知怎的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坐在树荫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荫下的时候。”(《竹林的故事·序》)。

(一)精炼如诗的语言。用诗的语言来写小说,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废名每文必字斟句酌,所以他的小说是很华美的。周作人在《枣和桥的序》里指出“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是具有他独特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又说“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小说家,但像废名君简练的却不多见。”(《桃园·跋》)。废名便是这样呕心沥血地写小说。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是找不到一句废话的,也找不到可有可无的字词。

一条线排着:十来重瓦屋,泥墙,石灰画得砖块分明,太阳底下更有一种光泽,表示陶家村总是兴旺的。屋后竹林,绿叶堆成了台阶的样子,倾斜至河岸,河水沿竹子打一个弯,潺潺流过。

这是废名《菱荡》里描写的陶家村的外部景象,只80来字,便准确地勾画出许多景物,语言简不简洁、精不精炼一眼便可看出。卞之琳说,废名“写小说却像蒸溜诗意,一清如水”(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健吾也有类似的论述:“《竹林的故事》的问世,虽说已经十有一载,然而即使今日披阅,我们仍旧感到它描绘的简洁,情趣的雅致,和它文笔的精炼。”而废名自己则坦言:“……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冯文炳:《废名小说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想见,废名是像杜甫那样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语言效果的。

(二)平淡零散的情节。古往今来,小说家是十分注重故事情节的,往往将其安排得错综有致、扑朔迷离、迭宕起伏、扣人心弦,说书艺人拿到小说底本后只要稍加改造,便可编成评书演义,在广庭大众面前讲起娓娓动听的故事来。然而,废名却并不看重这一点,他的所有小说都没有紧张激烈的故事情节,大概评书家是不顾问他的作品的,因为无从下笔改编。也许是受爱作新诗的影响,废名小说里仅有的一点点情节不仅平淡,而且十分零散,跳跃式的,像朦胧诗,又像电影里的蒙太奇,只有靠意识流来分析连接它们。废名小说不仅短篇情节平淡零散,即便是长篇也是这样,所以看废名的小说,要像欣赏散文语言、意境、文字一样去欣赏它,如果光就情节而言,那是不能怪人要打瞌睡的。

(三)独树一帜的变体。散文就是散文,小说就是小说,散文注重语言和意境,小说注重故事和情节,传统写作技巧就是这样,二者应是很好分辨的。然而,废名似乎将二者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了,让你很难将其分割开来,这恐怕也是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之处。周作人在《莫须有先生传·序》里就指出:这是废名“……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刘晴在《废名小传》里更直接论述:“……其把一种独具韵味和风格的将诗情画意融入小说中的散文化小说创作推到了极至,以至于有时候人们很难将其小说和散文严格区分开来。也许这正是其被称为‘文体家’的魅力所在。”以废名的名篇《浣衣母》为例,在全国众多出版社中,有的将其列为小说篇目出版,有的将其列为散文篇目出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朴实淡彩的意境。废名的小说不注重情节,却十分注重意境。所谓诗情画意是也。周作人先生在《书房一角·桥》里说:“桥的文章仿佛是一首一首温李的诗,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诗不大懂,画是喜看的。”不仅《桥》如此,但凡废名的每一篇小说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果你是位画家,读了废名作品后,你会受到很多启发,会画出许多精致的人物画、故事画、山水风景画和风俗画来。如《洲》中就有一段关于乱石塔的描述:

塔立在北城那边,比城墙高得多多。相传当年大水城里的人统统淹死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用乱石堆成(错乱之中却又有一种特别的整齐,此刻同墨一般颜色,长了许多青苔),站在高头,超度并无罪过的童男女。观世音见了那凄惨的景象,不觉流出一滴眼泪。就在承受这眼泪的石头上,长起一棵树,名叫千年矮,至今居民朝拜。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便可看得出诗在其中,画在其中了。如果你是一位画家,根据这段文字,画一幅淡彩的乱石塔画是不难的。废名的小说可以入画,那诗作就更是画意浓浓了。其新诗且不论,单就他唯一的一首仅有四句的旧体诗《小桥流水》而言,就可绘成一组风景优美的连环画,诗曰:“小桥流水走沙滩,至今犹当画桥看。最喜高底河过堰,一里半路岳家湾。”那诗中的小桥、流水、沙滩、河堰、乡间小道、村舍是十分抢眼的。

(五)虚无缥缈的禅趣。废名作品有禅与道人风骨,这是他同时代作家早已论及了的,周作人、朱光潜等都有精辟论述。其实,在废名作品中荡漾着禅趣是不足为怪的,这又正应了文如其人四个字。废名故乡黄梅是个佛教之乡,境内庙宇遍布,“南朝四百八十寺”一诗的背景说不定就在此处。佛教在中国最重要一支禅宗的六大祖庭就有四祖、五祖两个在黄梅,信佛的人很多。废名幼年便常到庙里去玩,可说自幼便受到了禅的感染,而在他成年之后,更有几次在寺庙长住并终日与出家人打交道的机会,如1937年夏秋时节,废名因“七七事变”失业在北京雍和宫的喇嘛庙里住了几个月,1938年8月废名举家跑反到黄梅县城南苗竹林附近的一座尼姑庙里藏身,1940年至1942年在五祖寺办中学时废名就住在该寺观音堂的楼上。所有这些,更浓厚了他对研究佛学的兴趣,终于促成了抗战中后期他那部《阿赖耶识论》佛学专者的问世。废名研究佛学并非浮光掠影,应该说是到了一定深度。他每天都要像和尚“坐禅”那样打坐两次,每次一至两小时,打坐入定时有一股热气从鼻腔直往外喷。他经常与佛学研究权威讨论佛事,甚至认为“我就是佛,佛就是我”,“谤我就是谤佛”。为此,曾与熊十力先生因对佛学意见不合而争论不休直至扭打起来。正因为废名潜心研究佛学,所以禅趣便随之而全面渗透到他的作品当中,使他的作品充满着虚无空蒙、适意淡泊的禅境和情趣,表现了一种对宇宙、人生心灵的感悟,透露出对宇宙人生的超然态度与达观意绪。禅宗空无观之顿悟和渐悟在他的作品中处处体现,例如他的新诗《掐花》:

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

跑到桃花源岸攀手掐一瓣花儿,

于是我把它一口饮了。

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

大概就跳在水里淹死了。

明月出来吊我,

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

此水不现尸首,

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

在这首诗中,作者沉浸在一种梦幻迷离的意境中,并企图用仙境与凡尘的时空交错,表现“人”对生命的感悟。

四、废名的影响

废名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文艺理论等著作,总数不下两百万字。他所获得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诗论家等头衔是当之无愧的。

废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持久的,但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因素,废名的影响被人为淡化了许多,远不及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作家,而且呈现出两头热中间冷的奇怪现象。

在废名创作盛期,即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废名散文化的小说无异于独树一帜,一时吸引了文艺界目光,周作人、鲁迅、卞之琳、李健吾、朱光潜、沙汀、沈从文等文学艺术大家纷纷予以评论,北平、上海、武汉等地出版社争相出版其新著,而学习其变体文体者趋之若鹜,受其影响走上“乡土文学”创作道路并卓有成就者也比比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创作以及受其影响的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某些创作,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有光彩,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刘晴《废名小传》)。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坛上几乎被遗忘,这是因为,周作人在抗战时曾经当过汉奸,而废名是周作人的四大得意门生之一,毛泽东树了鲁迅这面旗帜后,周作人就自然暗淡无光,跟着暗淡的当然也应该有废名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左倾教条、阶级斗争为纲这种人为的坚冰终被打破,于是废名的研究热潮迅速掀起,至今,全国已有20多家出版社已出版或正在出版废名著作及其读物;研究废名的作家、理论家达两百多人,可搜集拢的论文达200多篇100多万字;《湖北日报》2002年开辟《文化名人故里行》专栏,对曹禺、闻一多、胡风等近现当代38位湖北文化名人故里进行巡访,废名排在第8位,标题是《不废江河万古流》;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昨日丛书》,将在建国后几十年间因各种原因被冷落、被遗忘的作家作品作为重点出版对象,《废名小说》被列为第一种率先面世;故乡黄梅县政协已于2003年4月提出重点提案,拟在故乡建立废名先生纪念馆、为废名先生塑像、重修废名墓、大量出版有关废名的读物、保护和修复废名笔下的故乡景致等,借废名提升黄梅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挖掘地方人文旅游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用哲人的眼光看问题;金子永远是金子,它不会变成瓦铄;金子永远是要闪光的,尽管泥土、尘埃遮掩了它。废名那大量的散发乡土气息的小说、散文、诗歌作为艺术瑰宝将永驻人类艺术殿堂,他那力透纸背的散文小说将永远迷恋读者、研究者去咀嚼它、探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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