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服饰的“红”在《边城》中的文化意义

  苗族服饰，在其色彩绚丽、造型华美、结构复杂、工艺精湛当中，在其种类繁多、风格多样、美不胜收之外，更多的是反映着苗族几千年的苦难历史与文化历史。由于苗族内部支系繁多，也致使各地的苗族服饰差异较大。在湘黔渝边境的武陵山区，是被称为“红苗”的苗族聚集区。据史料记载，这一地区的苗族服饰崇尚红色。《松桃厅志》记载：“松属皆红苗，以其衣带尚红故名。红苗，盖近代所称。”《永绥直隶厅志》也记载：苗族改着满装以前，其服饰特点是红色，比较醒目。男子不光“裤腰红布”，而且“领亦尚红”，女子系的裙子下端用锡片、红绒、绣花装饰，这种“条列青红布组纂”的裙子，长仅过膝五六寸，由6块红布，6块青布相错组成，由于红色抢眼，因有“红裙”之称。由于湘西、黔东的苗族服饰崇尚红色，所以在历史上有‘红苗’之称。”在沈从文的《边城》中，茶硐的地理位置刚好是在湘黔渝交接处，茶硐自然而然地属于“红苗”生活的据点。然而，苗族服饰的红色，在《边城》中可以反映出三种不同的文化意义：作为审美意义上的“红”，作为流血死亡意义上的“红”，作为节日婚嫁意义上的“红”。

一、作为审美意义上的“红”

红色在色彩心理学的意义上象征着热情、奔放、力量、兴奋、成熟。红色释放出来的是野性的美，无拘无束的美。由于苗族尚红，所以苗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这不仅表现在服饰上，同时也像在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那样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关于“爱美”，沈从文在《湘西苗族的艺术》一文中写道：“凡是到过中南兄弟民族地区住过一阵子的人，对于当地人民最容易保留印象的有两件事：即‘爱美’和‘热情’。‘爱美’表现于妇女的装束方面，特别显著。使用的材料，尽管不过是一般木机深色的土布、或格子花、或墨蓝浅绿，袖口裤脚多采用几道杂彩美丽的边缘，有的是别出风格绣花围裙，一条手织花腰带，穿上身就给人一种健康、朴素、异常动人的印象。再配上些漂乡银匠打造的首饰，在色彩配合上和整体效果上，真是和谐优美。并且还让人感觉到，它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爱美的情操，还是这个民族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这是沈从文在所有的文章之中，对苗族服饰着墨最多的一个篇幅，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得知，苗族的爱美主要表现在妇女的服饰上。而服饰，则要靠人自身的美才能更加显示出它的美。如果服饰没有一个美丽的身体穿戴，那么它就显露不出美本身，为此，从根本上讲，服饰的美是依靠人体的美来衬托的。而在《边城》中，沈从文给翠翠塑造的美是不言而喻的。沈从文描述翠翠的美是“在风日里长养着，被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是一个完美的化身和这个故事里的灵魂，翠翠在这里显现出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从不想到残忍的事物，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壮健的身躯;茶硐的青山、绿水，给了她碧玉般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绝不世故的赤心。沈从文在《边城》这样地描述，不仅是为了塑造翠翠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女子，而且是在间接地反映着这一地方女子的聪慧美丽。这一地方的山水，培养了一群美丽善良的姑娘，同时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纯朴忠厚的乡民。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沈从文在歌颂他们美丽的一面同时，也在描绘着他们的阴暗面。可是作为审美的眼光，沈从文是在歌颂这一地方的山川之美、人性之美。这就是作为审美意义上的红色，它象征着热情奔放，是一种野性的美。为此，《边城》作为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是一部超越现实的浪漫佳作，直指人性中的美与善，这是从审美角度来看的，它的确有如五彩斑斓的苗族服饰一样，充满着绚丽华美、巧夺天工，让人走入其中，爱不释手、流连忘返。

二、作为流血死亡意义上的“红”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对中国苗族深刻研究之后，作出了历史性的结论，即“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翻开《苗族史》，可以看出，苗族在历史上时刻都在反压迫求生存而进行着不折不挠的斗争。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总是视苗族为“化外之民”，对他们实行歧视压迫和残酷剥削的政策。而苗民多次举行起义，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但是，历次起义都被镇压了。在被镇压之后，苗民却是遭到大量的被洗劫和屠杀。从苗族史上看，这是外力在施压着的重轭，使苗族的苦难格外地深重。而在苗族内部本身，是否真的如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不是我。我只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并非如此，这希腊小庙，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从人类存在的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作用范围，正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出自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这个民族才回到它自身，从而实现它的使命”。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在《边城》中尤为得到了体现。在《边城》里，作为妇人的翠翠，她承担的苦难有多重呢?她作为一个民族的妇女形象，在“优美，健康，自然”的生长与发展同时，本身却在承受着诞生与死亡，灾祸与福祉，胜利与耻辱，忍耐与堕落。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集中体现在《边城》中与翠翠有关的四个人物身上，翠翠的外祖父、父亲、母亲，以及未婚夫天保(姑且可以这样说)，他们一个个相继死亡。这种死不是纯粹的作为人的自然死亡，而是与这个民族深重的历史苦难相连的死亡。这是一种民族的内部死亡，其中似乎看不到关于什么充满斗争之类的矛盾，但是在表面的“人性”遮掩之下，却潜伏着可悲或可哀的堕落、耻辱与灾难。翠翠承担的苦难，她似乎只有哭，面对如此不幸的遭遇，她还能有什么反抗呢?而出走的人(傩送)，她只能等待。她也只能这样做了，因为民族的苦难落到了她的肩上，她作为一个妇人，她应该是这样：“妇女是固守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群体，她们在生计模式上的灵活低于男性，所以固守在文化本土上面，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是的，她只有固守与等待，因为作为男性，他们或死，或离家出走。为此，苗族服饰的“红色”，在作为流血死亡意义上的层面，在《边城》中体现的不光是翠翠作为女人承担的个人面对死亡的深痛，而且映射出苗族作为历史性民族所承负的历史耻辱与灾难，映射出苗族妇女所承担的传承和传播苗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因为苗族，历史是绣在衣服上的，而服饰文化一般是由妇女传承。因此，作为作品的服饰与文学文本“出自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这个民族才回归到它自身，从而实现它的使命”。

三、作为节日婚嫁意义上的“红”

在中国，在节日里或在喜事上，都用红色作为吉利的象征，人们贴红对子、系红布、挂红灯以表达吉祥如意。而在《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的第一次相识，沈从文把他们安排在端午这个节日里。在端午节这一天，沈从文用了一系列的“红”来渲染热闹气氛：“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凡是把船划过前面一点的，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一块小银牌”、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绘有朱红太极图的高脚鼓”。从这一系列的“红”中，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红色的节日，是充满欢悦的节日，“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在这样欢快的节日里，翠翠与傩送第一次在河边相识了。他们的相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摩擦，只是在翠翠的心里，从此对这个下午有了朦胧的淡淡的忧愁。一到端午节，她就想起这个午后以及那个人(傩送)。在淡淡的闲愁中，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两年后，“有人带了礼物到碧溪岨。掌水码头的顺顺当真请了媒人为儿子向驾渡船的攀亲戚来了，老船夫看见杨马兵手中提了红纸封的点心，慌慌张张把这个人渡过溪口，一同到家里去。”而攀亲，并不是为翠翠的心上人傩送攀的，而是为天保大老攀的。于是老船夫在不知外孙女心中的情绪时，茫然地按苗家礼节把翠翠放话给了天保，而傩送的父母，又给傩送另外物色一个富家的千金。这就造成了爱情与婚嫁的错位。两个本来各自喜欢对方的人，在没有表达清楚之前，就让命运(或许可以说是人为的)给造弄了，以致造成以后一系列看似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翠翠在红色的端午节，认识傩送是一个错误(傩送也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欢悦的节日，就不会造成以后的悲剧。天保的死，傩送的离家出走，老船夫的去世，都是与错位的婚嫁有关。爱情与婚嫁的错位在礼节上显现出悲剧的结果——在沈从文的《边城》是这样子的：有情人终不会成为眷属。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最终不会成为眷属?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在《边城》里的田园风光中平白无故就会明白的，我们只有透视到其中的社会制度，透视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中，以及透视到作者的个人主观主义色彩，才能做一个正确的全面的回答。沈从文说：“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在美丽人性与物景下，是天灾人祸，出走破灭等。酿成爱情悲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沈从文又说：“他们(读者)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是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在《题记》中写这一句话，似乎是与爱情无关的，但就是在这样孤闭的农村里，人们产生误会、隔膜，隐蔽着冥冥之中的祸患。这是红色在《边城》中体现的第三个层面，它充满了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是“红苗”地区人们的普遍的心理素质。

在红苗及其服饰所展现出来的历史文化意义中，沈从文“没有忘记过他苗族血统，那个自古以来受歧视被驱逐的民族血液使他对于都市，对于主流文化总也去不掉距离感，坚持把自己归为‘乡下人’;另一方面，那个民族健康优美的文化又使他梦想可以为主流文化的没落找到解救方法。”于是他用优美的表现形式把一个民族展现在大众面前。在充满朴素的语句中，让我们忘却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生存的历史空间。于是人们只会赞美小说中的自然环境之美、爱情的纯洁，却无法深入到背后的历史之中去。而苗族服饰中的红色，在表现为审美时，却隐藏着诞生与死亡、灾难与福祉、胜利与耻辱、忍耐与堕落、迁徙与进步、挣扎与反抗……同时在苗族内在的生活矛盾中，更表现为孤独、隔膜，相互的不理解;尽管他们生活在没有功利观念中，但是纯朴背后却是封闭落后的野蛮状况，是“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当然，这也是“红苗”的羞辱。不管怎样，“红苗”神庙在其寂然无声的矗立中赋予了物以外貌，赋予了苗族以关于他们自身的展望，只要苗族服饰和《边城》还是作品，只要生活的希望还没有从这些作品那里逃逸，那么，这种视界就总是敞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