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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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名镇温州鹿城，有一条街叫信河街。信河街有七十二条小巷。小巷的路面大多不甚平整，条石或青砖拼缝的路面，巷道弯弯曲曲，悠长且透着寂寥。小巷中，间或立着几株长
不高的树。我家所在的那条小巷，叫黄府巷。我的童年就在那度过的。
——题记
一、 半截带鱼
父亲被调到食堂工作，不是因为会烧菜，而是为人老实本分。食堂前任主任因为顺手牵羊，还贪污倒卖粮票，被抓进去判了刑。
领导找我父亲谈话：“会不会掌勺？”
“是说烧菜吧？不太行，嘿嘿。”
“会不会洗菜切菜？”
“不太在行。”
“不会偷东西吧？”
“这个，可以肯定不会，嘿嘿。”父亲笑着。
“那就行，明天你就去食堂上班吧。”
父亲在车间干活，连续五年评上工作积极分子，还是党员。负责职工福利的副厂长把父亲带到食堂的仓库，里里外外走过讲了一圈，最后把一辆负责采买拉货的三轮车交给了父亲。
父亲便骑着三轮车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买菜。总要装满满一车，再“吭哧、吭哧”蹬到厂里。很重！要管全厂两百号人吃饭呢。
下班，那散发着腥臭味的三轮车回到黄府巷小弄堂的时候，总会引来一群小孩爬上爬下，争抢着坐车，嘴里学着汽车的喇叭声“滴滴、滴滴”，比划着开汽车的样子。家长见了，往往就训斥：“下来，快下来，弄坏了，赔得起吗？”
有邻居过来，面带疑惑，问我爸：“老杨，怎么改行了，去食堂工作了？”
“是啊，是啊。”父亲总是笑嘻嘻地回答。
“真是命好啊。好，好，食堂干干——油水足啊。”
左邻右舍都羡慕。那种羡慕的样子，放在当下说，就如同考进了公务员队伍。那个年代，商品短缺，农副食品尤为紧张，菜篮子成了每一个家庭最棘手的大事。邻居的意思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啊，那个，总归好处多多——话里有话，话外有音。
父亲依然“嘿嘿”笑着，不加任何辩解。
可不是吗？我们家那个时候，为着一日三餐相当窘迫。时常是这么一种样子：父亲刚领了薪水那几天，晚饭时家里的饭桌上会看到一碗红烧肉或是一盘小杂鱼之类的荤菜。过了一旬，就只有蔬菜了，豆腐干啊，大白菜啊，这样还算可以的。再过一旬，桌子上常常就只有一盘咸菜了。早上，泡饭就咸菜，中午红薯米饭就咸菜，或添个咸菜汤；晚上还是一盘咸菜，只是剩下小半盘了。菜少，盘就显得大，那只白瓷盘看着空落落的。
家里有三只咸菜缸，每当没有钱买菜，父亲总会从咸菜缸里捞出几把咸菜，房间里便弥漫着一股酸溜溜的、臭哄哄的咸菜味，且弥久不散。咸菜都是自家腌的，常年不断。
“怎么还是咸菜啊，这股味道，闻了就想吐！”我时常这样冲我爸妈“抗议”。
这时，父亲会说：“过两天发了工资，就能买些肉，叫你妈好好烧碗红烧肉了。”
“那要等到哪一天啊？”说这话时，我的嘴巴里已满是口水。
“快了，快了，再忍忍。”
“难闻死了，我不吃了！”
可到半夜，我还是饿醒了，忍不住悄悄到厨房间，盛了碗冷饭，倒几勺酱油、一勺猪油，三两下一拌，“呼啦啦”地就下了肚。第二天，母亲发现猪油缸里的猪油有一个勺坑，就问：“哪个又偷吃油啦？就这么一点油，烧菜用，省着点用。小祖宗！”
那么现在，我父亲有幸调到食堂工作，家里的饭桌上多少会有一点改变吧？也不见得。
黄府巷的弄堂人家，到夏天往往是这样一道景观：当热辣辣的太阳一落，各家大人便会出来往弄堂地上泼一圈水，一俟水干，家家就把小板凳往家门口一摆，就准备着坐到弄堂里吃饭。吃饭的当口，左邻右舍爱串门，还总端着个碗，一边吃饭，一边串门。
“哎，我跟你说啊，阿林家的闺女谈上对象了。”
“听说男的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在食品烟糖公司里工作，还是个当头的。”
“哦，阿林家这个闺女看不出啦，老鼠掉米缸了，命真好。”
这样家长里短、东拉西扯，忽然会把眼睛扫到小板凳上的盘里碗里。“哎呦，还有鱼啊，真会过日子，我们家那两张鱼票老早就用掉了。”
“是啊是啊，你尝尝……”
“我尝尝？不好意思了，你们家这个烧法，味道肯定好。”
夹上一筷，巴咂几下嘴巴，连声说：“好吃，好吃。”顺便着把自家老婆的厨房功夫又贬低一回。
也有遇到很尴尬的：有小孩不懂事，见到人家在吃肉，上前蹭了一块，不过瘾还要，往往会被家长拖到屋里打屁股。“嘴巴这么馋，长大了肯定不是个好货。”听着这样的责骂，大人心里都不太好受，再给一点吧，自家的肉才一小盏；不给吧，这一声声的哭，真挠心。
弄堂里、比较喜欢串门的是大嬷。
大嬷也算是黄府巷里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她是居委会的副主任，管理着弄堂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大到国家大事，比如最高指示下来，召集大家游行、贴标语、教大家喊口号；小到邻里纠纷、婆媳不合、分发老鼠药等等，事无巨细，一一管着。
大嬷的思想觉悟很高。家里贫穷，从小给人家做童养媳。这样的出身，自然深得上面的器重。派出所有人下来，穿一身蓝色警服，推着一辆永久自行车，走街串户。那个时候总是大嬷陪在民警身边，从巷头走到巷尾。神情严肃，指指点点，向民警汇报着巷子里的情况。
有一天，是夏季的傍晚，大嬷看见我父亲那辆三轮车的车板上还落了半截带鱼。那截带鱼很小，约莫两个指头那样宽，已经没有了下半段的尾部，身上的银色鱼鳞都没有了，闻得出腥中带臭气味。大嬷绕着三轮车转了一圈，冷不丁叫了起来：“老杨啊，这条带鱼怎么回事啊？”
父亲闻声急忙出屋：“哟，哟哎，是我粗心，落下了。”
“粗心？这怎么可以，这可是公家的东西啊！”
“是的，是的，都怪我不好。”父亲连连点头自责。
大嬷还是不依不饶：“我看这样，你赶紧拿到厂里去。”
父亲拿起那一截带鱼，闻了闻，说：“好像有点臭了。”
大嬷眉头紧锁，说：“臭了？”她顿了顿，越发严肃地发话：“臭了，也是公家的带鱼啊！”
我妈从屋里跑出来，朝着我爸发火：“你这是怎么了，连大嬷的话也不听啊，磨蹭什么？快送厂里去吧。”
父亲本来正在吃晚饭，此时赶紧放下碗筷，把那半截带鱼放在一个竹编的篮子里，上面盖上毛巾，就奔厂里而去。
大嬷庄严伫立，目送我父亲出了弄堂。
父亲提着半截带鱼出了弄堂，已是万家灯火时候，心里好一阵忐忑不安起来：这一刻把带鱼拿到厂里，没有人验收入库不说，关键是怎么解释这半截带鱼的来龙去脉？即使解释清楚了，这半截带鱼发臭了是谁的责任？唉，真是背运。而且问题是，现在拿着半截带鱼去厂里，说不定就是自找麻烦。革命运动时期，父亲见过这种例子可是太多了、太多了。唉，这可怎么办呢？
父亲这样想着，不禁放慢了脚步。在街上“溜达”了好几圈，还是想不出一个万全之计。就这样，一直到夜深后，父亲只好偷偷溜回家，把那截带鱼也带回了家里。
走得一身汗水淋漓。
“交了？”我妈问。
“没有。”
“那你怎么回来了？”
我爸把自己的疑虑告诉我妈，我妈觉得我爸言之有理，也跟着一筹莫展起来：“这可怎么办啊？”
过了好半晌，我爸终于下了很大的决心，他对我妈说：“我看还是这样吧，用盐腌一下，弄成咸带鱼，或许还坏不了。”
“对对，咸带鱼有点臭没事。”
夜里，我爸妈把半截臭带鱼小心地洗了一遍，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再用盐腌上了。过了两天，正发工资，我爸拿油票买了买半斤菜籽油，趁着夜晚人声稀落之时，热上油，把那几小段带鱼煎了一下，顿时屋子里充溢着一股子油香味。
正忙着，突然间有人敲门，还直着嗓门喊：“老杨啊，还没歇着啊，忙什么呢？”
我爸一听是大嬷的声音，顿时紧张起来，“没忙什么，没忙什么？”
“笃笃、笃笃”……“老杨，你开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我爸给我妈使了一个眼色，我妈意会地赶紧拿起灶台上那一小碗油煎过的带鱼，去了里屋。里屋是我爸妈的卧室。我爸机敏地把锅盖盖上。
开门，大嬷进屋来就说：“哎哟哟，好半天才开门，到底忙什么呢？”
“坐坐，坐。”我爸打着哈哈。
大嬷说：“哪有闲工夫坐啊？这不，马上要召开党的‘九大’了，每家都要做一朵大红花，游行要用的。”
我妈问：“要多大的？”
大嬷说：“大小都可以，都是代表一颗忠心向着党。”
交代了做红花的事，大嬷就走了，临出门，嘴里嘀咕：“烧什么呢，我怎么闻着有一股子煎鱼的味道？”
父亲不敢接话，只搪塞说：“啊……也没烧啥，炒个咸菜……大嬷，慢走，慢走。”
送走了大嬷，我爸急忙关上门，转过身来就问我妈：“带鱼呢？”
我妈把我爸拽到里屋，指了指床上，床上平铺着的床单当中鼓鼓囊囊的。我爸掀开床单，见到那小碗还带着热气的油煎带鱼。
我爸开心地笑了：“你可真会找地方！”
我妈说：“我都急死了，找不到地方藏啊。”
二、排队啊排队
菜市场卖猪肉的铺子一般是早上六点半开卖，到上午九点就结束；不是没有人买肉，而是肉没有了不够卖。那年头猪肉牛肉都是计划凭票供应的。有的时候，虽然你排了队，等了两三个钟头，但是轮到你如果肉没有了，那也只好对不起了，明日再来，明日赶早。
买到肉，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一年我生黄疸型肝炎，病初愈，医生建议吃一点猪肝，补补。我们那儿的风俗，还就是这样，信奉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那年份猪肝奇缺，比猪排猪脚里脊肉还要难买到。一头猪，也就是这点猪肝啊。
头一天大清早，我爸起了一个大早，赶去菜市场到上午九点回来，两手还是空空的，没有买着。“怎么没有啊？”我妈关切地问。
“人多，肉少。”看得出来我爸有点沮丧。
“那就再早一点去。”我妈说。
“我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啊，还要怎么早？”我爸说。
下午，我妈赶去菜市场。这个时候的菜市场已经没有人，市场里卖菜的营业员也都回家了。可是我妈发现那肉铺子门前，地上排了一溜破旧的菜篮子、脸盆、罐子，甚至纸盒子。篮子里头还压了一块砖头。
我妈拉住一个扫地的阿姨问，这些篮子是干嘛的。阿姨介绍说，这就是在排队买肉啊，明天一大早肉铺子开张，就会按照篮子排队的顺序给发号头，按照号头排队买肉。
“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妈领会了。我妈总算找到了我爸这么早出门还买不到猪肝的原因了。回家，找出一个篮子，看看觉得太新，不放心，怕给别人顺手牵羊了。正好家里有一个破旧的铁皮桶，这个铁皮桶原来是用来提井水的，用坏了一直搁在角落里。我妈很高兴找到这样一个破铁皮桶，叫上我二哥，就匆匆赶去菜市场。
二哥刚刚放学回家，很不情愿，说：“妈，我还要写作文呢。”
妈说：“作文等会写，先去排队帮你弟弟买猪肝啊。”
我妈带上我二哥到菜市场，把破铁皮桶放在最后一个篮子的后边，里头也压了两块砖头。这就让铁桶排上队了。这时候，一个带着瓜皮帽一脸沧桑的老头过来和我妈说话：“也排队啊？”
“是啊。”我妈说。
“我也是排队的，喏，那个篮子是我的。”老头呶呶嘴。
“这一个啊——？”我妈指指铁皮桶前边的那个篮子。
老头说：“不是这个，是最前边的那个。”
“第一个啊？”我妈有些羡慕。
“不是，是第二个。”老头说。
“你一直在这里看着吗？”我妈问。
“也不是啦，我家就住对面，几步路，很近的。家里坐一坐再来看一看。”
“怕人加塞啊？”我妈问。
老头说：“不能这么说，也不是怕。总归会有有人不老实，给挪个位置什么的。”
“买个肉还要遭这个罪，不是我儿子生病想吃猪肝，谁要排这个对啊。”我妈有点愤愤不平。
“可不是，我家的孙子从乡下来，好几个月没吃过肉了——他们乡下买不到肉。”
“你的孙子住乡下啊？”我妈有些不解。
“唉，我儿子是上山下乡的，在乡下娶得媳妇。”
我妈数了数自己的铁皮桶排队顺序，说：“我们这个是十八号。”再左看看右看看，觉得自己的铁皮桶站在队伍里挺妥帖的，就交代我二哥：“阿春，你别走，看着点。妈先回去了。”
想想又交代：“我们家的桶排在十八号，记住啦。”
“记住啦。”我二哥那会儿十二岁，让他这样的小孩看着一支排队的破篮子破脸盆破铁桶，也真是难为他了，正没心没肺的年纪，正贪玩的年纪。二哥老老实实看了一会，也没觉得这只破铁桶会跑到哪儿去。看远处有几个小孩在玩泥巴，就跑过去一起玩了。把一大把从泥地里挖来的泥巴捏成一个大圆筒，放手心里，再重重地往地上一扣，发出闷声一响，底部就爆出一个大窟窿。根据这个窟窿的大小对方小孩就赔一点泥巴，赔的泥巴要能盖得住这个窟窿。所以，力气要大，把窟窿爆得越大就赢越多的泥巴。
我二哥正玩得满头大汗，突然听肉铺子那边有人喊：“发号了！发号了！”
等我二哥跑过去的时候，很多大人们不知从哪地缝里蹦出来似的的，刷刷的，很快地排成了一条长长的蛇形队伍。这支迅速形成的队伍把原来的那支篮子罐子脸盆铁桶组成的队伍挤散了，冲垮了。
二哥在人群里一边寻自己的铁皮桶，一边大喊：“我的桶是十八号，我的桶是十八号。”没有人理会他。二哥数了数队伍，找十八号的位置，把自己挤进两个大人前胸贴后背的夹缝里。站在二哥身后的是个中年人，一脸横肉，样子极凶狠，立马横眉冷对：“干嘛，干嘛，加塞啊，想加塞啊？”
“没有，我就是十八号啊，我家的铁桶排着队呢。”二哥奋力申辩。
“你们家的铁桶也会排队啊。”引起队伍里一群人的讥笑。二哥一眼瞅见了排在二号位置的老头，大声说：“大爷，您说，我们的铁桶是不是十八号啊？”
大爷正想说话，那个一脸横肉的中年人伸手一指，叱喝道：“老头，别管闲事！”
大爷立马缩头回去，把一个背影对着二哥。
二哥最终还是被这些渴望吃到猪肉的大人们无情地揪出了队伍，排在了队伍的最末尾。
那是冬天，太阳下山后，天气马上转冷。到黄昏，我妈见我二哥还没回家吃饭，心里不踏实，又去了菜市场。看到长长的一对蛇形队伍，从菜市场的肉铺子前一直曲折蜿蜒到信河街的街上，足足有一二里的路。
我妈找到挤在人群里满脸泪水的二哥，把他换了出来，让他先回家吃饭。这天的后半夜，是我爸替换我妈去排队的。我爸戴着我妈做得棉帽，穿着军大衣。那时候的军大衣很长很厚，是我爸当民兵厂里发的，一直到脚跟那儿。我爸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在数九寒冬的后半夜，在呼呼的寒风里站了五个钟头。
那一次，我们家总算买到了一叶猪肝。但是，不怎么红，颜色有点发紫。我喝着猪肝汤的时候，我二哥一直趴在桌子的那一头看着我的碗，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饥渴。
“二哥，你吃一点吧。”我对二哥说。
二哥开心地笑了：“我也吃啊，我又没有生肝炎。”
“不多了，你吃一点吧。”
我二哥只吃到了小小的一片猪肝，再喝了一点汤，也就是两小匙样子吧。
三、半斤酒票
“哎，去买个酒。”
爸烧菜的时候才想起没有料酒，叫我急匆匆去买。
那时，买酒要“酒票”。那年头，副食品极度短缺，买什么都要凭计划票供应，就是拿着计划票，也不是想哪天去买都有，有些商品还要看时机，等集中到货了，才可以买到。计划票五花八门，粮票、布票、肉票、鱼票、豆制品票，当然也有酒票。那时的酒票，供的是绍兴的黄酒，一个大埕打开泥巴糊的盖子，用一个酒勺沉到埕里勺出来。黄灿灿的，酒香四溢。一般人家都用它来烧菜，也有人用来喝，一解酒瘾。
一张车票样子大小的酒票，有半斤，一斤定量的。我拿着一个空瓶子就去了。先得出弄堂，再经过半条小巷，就到了信河街，穿过街心到对面，就有一间食品杂货店。别看店小，可样样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南北干货，还有小孩喜欢的糖果和炒蚕豆。最好吃的是粽子糖，形状像粽子，红黄白有几种颜色。粽子糖一分钱两粒，炒蚕豆一分钱五粒。
到杂货店的柜台前，看到一个人，正趴在柜台前，手里一个碗，大嘴巴一含碗沿，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碗里的酒就到肚子里去了。
杂货店的营业员都是国营的职工，可能经常看见这个人趴在柜台前喝酒，正和他说着话呢。
“老李头，你把这酒都喝了，你老婆又该骂你了。”
老李头紧紧闭着双唇，再拿手掌捂着鼻子，好像是不让酒气跑掉的意思，过了一歇才说：“要骂就骂呗，管他娘的。真好喝。”
老李头看见我打酒，眼睛突然放光：“打酒啊，这么小的人也会打酒了？”
我被老李头盯得心里一颤，不敢搭话。赶紧把空酒瓶子递给柜台的营业员，说：“酒。”
营业员说：“酒票呢？”
我这时候突然发现我的早已摊开的手掌上竟然没有那张酒票，只有十几个硬币，共一毛五分钱。我傻眼了，明明手里一直攥着一张半斤的酒票和十几个一分钱的硬币，怎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呢。
“酒票呢？”营业员大声问。
我四下看看地上，没有看到酒票，转了一个身子，身后的地上也没有酒票的影子。我的额头立马冒出一丝汗珠。“怎么没了呢……？”我这样念叨着，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那个老李头却在一边呵呵大笑：“没有票还想买酒，这个小孩有意思？”
“回去，回去，快去找找，到底掉哪儿了。”店里的好几个营业员无不同情地劝我。
我呜呜大哭，一路往回跑，双眼瞪着地上的每一个沟缝，一直回到家门口，还是没有见到那张酒票。
我使劲回忆刚刚一路走过来的经历，觉得自己有可能是在经过一个水坑的时候丢的，我曾经“嗨”的一声，用力跳过去，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掉的，自己没有发觉，就被别人拣去了。我突然醒悟过来一样，跑去弄堂口的那个水坑，坑里有一汪乌七八黑的水。我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波平浪静”的臭水，没有见到酒票的影子。我突然惊醒，想起站在杂货店柜台边上喝酒的老李头，会不会是他看见我的酒票掉在他的身边，而他就用脚把我的酒票顺便踩在脚底下，反而笑我：“没有票，还买酒，这小孩有意思啊。”
这么一个贪酒的人见到酒票还会还给别人吗？我很自然的这样想。
我爸那一天烧的是一锅小杂鱼，什么鱼都有，大的巴掌一样大，小的指头一样细。也是凭计划鱼票买的。生姜也过油了，一锅鱼炒来炒去都熟透了，见我老半天还是空着瓶子回家，一脸泪眼汪汪的样子。
“店里没有酒啊？”我爸问。
我瘪着嘴巴，又想哭，说：“我，我……把票弄丢了。”
“怎么搞的嘛。”爸咕哝了一句，就只管把鱼盛在了大碗里。
那一天晚上吃饭，爸没有再提丢酒票的这件事。只是大哥二哥见我哭丧着脸，想一定出事了，就问啥事。我又照实说了一遍。
大哥说：“爸，他还小，买酒的事以后我去。”虽然家里的人都没有再埋怨我丢酒票的事，但是我还是一味自责难过。
快吃完饭的时候，我说：“酒票，一定是被一个人拣去了。”
大哥问：“谁啊？”爸和二哥也都看着我。
“酒鬼，老李头！”
我这样说，说完，便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