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香的老宅

我有一个普通的家庭，自我爷爷辈到我这一代，三代人百年跟党走，共有十二个党员，堪称一个红色大家庭，说是党员世家一点不为过。

我生于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是小字辈中的老大。上学时，非常讲究与重视家庭成分与个人政治面貌，家庭成分在子女提干、参军、招工、考学等重大事情上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自上学经常填表，表格上清楚地印着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分栏目。每当拿起表格，我就会很自豪地添上每个家庭成员。尤其是我的爷爷、三爷爷、四爷爷、四奶奶、我二叔、我小叔、我二婶、我三婶，还有我父亲，共有九个党员。家族的荣耀，让我很是自豪，在同学中相当有面子。时间长了，同学们都知道我们一大家有九个党员 。每逢大喇叭招呼党员到村委开会，我们家的党员队伍“浩浩荡荡”，在村中说话也是有分量的。

自豪归自豪，他们在我心中就是普通的人，勤劳、和蔼，一大家子和谐生活着。我爷爷那时候年纪大了，就是一个老头，冬天常戴一顶黑色毡帽。他在村里的菜园干活，每天一身土两脚泥，黄朝黄土背朝天，一脸的古铜色就是老农民的招牌。他每天与蔬菜打交道，实诚踏实，从不肯为家庭谋一点私利，也从不捎带点好吃的给我们小孩，以至于我妈妈背后常发牢骚、埋怨。

七十年代，我在小学读书时，老师是外村的，为了工作方便，常年租住在我村。有时，老师就给我一毛钱，叫我到菜园里帮她买韭菜。我高兴地找到爷爷，把钱给他，他就去菜地割韭菜、称韭菜。称完后，我就摇着爷爷的胳膊，“这是给我老师买的”，故意提高了声调。爷爷笑了说：“我知道，我割的韭菜就是菜地最好的，跟着老师好好学习，别偷懒。”我点点头。

崇尚知识，尊重有文化的人，是我们家的传统。我的四爷爷、四奶奶、二叔都是教师，再加上现在的我和叔家妹也是三代教师世家，诗书飘香，村里羡慕的眼光常常投向那片带着香味的槐林和老宅。

小时候，第一次听他们把茅厕叫做厕所，把玉米粑粑叫做玉米饼子，很是新奇；第一次拿着他们手工做风筝，很是羡慕；第一次注视他们在槐树下专注地看报纸，很是期望；第一次看他们写毛笔字，很想模仿；第一次听他们拉胡琴、讲故事，很是期盼。无数个新颖的第一次，给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神秘的感受，书香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们还用通俗的语言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生活的大门慢慢拉开，他们就是我心中的家庭“圣人”。尤其每年春节排练节目，我四爷爷是编剧兼导演，二叔是演奏员，一家有两个文化人去参加村里文艺活动，这是让群众极其羡慕的事情。我们在长辈的熏陶下，逐步地和文化联系起来。

党员不是用来炫耀的，关键时候是需要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七十年代，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下，全国人民掀起了学大寨热潮，我们村也不例外。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冬天，全村人聚集在老宅前，用苇席搭起临时指挥蓬，按上高音喇叭，山坡上插上一面面彩旗，人头攒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打响。然而，在老宅和临时指挥蓬之间有一道深深的大沟，沟的两边长满密密的槐树，偶尔夹杂着一些别的树种。这条沟，是我们孩子的乐园，如同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春天，可以拔草芽；夏天，可以捉蝉、捉鱼、玩水；秋天，可以在树林里藏猫猫；冬天，一沟的树叶就是全家的烧草。下雪了，深沟变得臃肿，槐林变得洁白，鸟儿在雪地上踩出奇妙的诗行。无聊的时候，坐在沟岸旁裸露、悬空的树根上，身下就是白雪，头顶是蓝天，既刺激又有成就感。每个伙伴轮流着上去坐坐，这天的生活就别有滋味。在大人监管不到的地方，寻找刺激一点的活动，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沟北边的槐树是我们家的，沟南边的是集体的。要翻整土地，这条沟这些树，是最大的障碍。砍倒槐树，填上深沟，是必须的。另外，还需要把小块地整成大块地。于是，围绕着沟北岸的槐树，一家人的担心都提到嗓子眼，生怕被无端地砍了。我们一大家人闻惯了槐花香，吃惯了槐花包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就连藏在槐树林中的老宅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槐林真没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都将出现，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优雅的居住环境，还会损失一大笔财富，估计建四五间房子是不成问题的，这也就是大家纠结的主要原因。血气方刚的叔叔们挥舞着手臂一脸的不服，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爷爷溜达来溜达去，不知该怎么办。碰头会开了好几次，意见不统一。槐树林与老宅互相依存，如同亲兄弟。爷爷每年不断地为槐树林添加新的槐树，它的繁盛似乎也是老宅的繁盛。栽树、养树、爱护树林，是爷爷一生的嗜好。每年春天，我都要提着小桶给新栽的树浇水。母亲也反复地絮叨，没有了槐树就没了槐花包子。我说没了槐林，我就没有了快乐。日子一天天逼近，担心是多余的，整地运动是大势所趋。做为党员的爷爷狠狠心，跺跺脚，说了一句：“豁上了，砍了，都砍了，一棵不留，谁叫我是党员呢！”于是，作为全家主心骨的爷爷指挥全家人砍掉全部树木。我站在旁边，看到他们举起铮亮的斧头，那一抹寒光一闪一闪的，吓得我都不敢大声喘气，生怕引爆心中这颗沉闷的炸弹。

当所有的槐树都躺下，横的、斜的、长的、短的，其凌乱的场景让人不堪入目。爷爷嗓子说不上话来，几天不能吃饭，全家人都沉浸在极度的伤心中。路人停下脚步看看，也在叹息：可惜了这一大片槐树。门前的人影依旧在晃动，高音喇叭依旧在响着，小块地不见了，大寨田正在酝酿中。爷爷对着平整的田地，经常长叹一声，说：“可惜了，可惜了，那么多的槐树。”

我们的槐树林没了，乐园没了。高音喇叭响了一冬，北风、雪花与人群交织成一幕战天斗地的新气象。

砍树风波过去后，做为党员兼村妇女主任的二婶，动员身为党员有一儿一女的三婶实行计划生育，三婶爽快答应。那时，村里刚刚开始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群众传统思想很严重，老是认为养儿防老，没儿子的无论如何都要生儿子，对计生工作人员有敌意，对计划生育政策很反感。一个新的政策，在大家都不理解的前提下，要在短时间内强制推行，必须有人敢于带头。身为党员的三婶，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很多妇女响应党的号召，采取了节育措施。不过，麻烦事情也来了，此事被我三叔知道，他一脸的不高兴，回到家揪住我三婶的衣领，两人大吵，闹得不可开交。三婶的哭喊，三叔的大吼，奶奶的无奈，爷爷的着急，全家人都慌神了。一场由身为党员、干部的四爷爷和四奶奶主持的家庭民主会急忙临时召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我三叔，批评他不懂政治，不讲道理，方式、方法简单粗暴等等。我三叔在大家的批评声中，慢慢地声调低了，语气和缓了，倔强的三叔终于服输，家庭风波平息了，大家对计划生育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一大家子人在平淡的时光里，浸润着书香，享受着农家人恬淡的生活。

时光在一天天消逝，懵懂的我不知道我爷爷何时入党，在村里都干了啥工作，但我知道三爷爷是残废军人，四爷爷是国家干部，他们都是群众的先进代表。我的二叔是党员也是民兵连长，冬闲时候，他经常带领民兵在麦场上练习障碍跑，我是他们热心的小观众。

日子平淡着，也发展着。2006年，随着乳山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宽。从县城到银滩，新规划的一条公路要穿越老宅，老宅面临拆迁，一项新的艰巨任务又一次摆在全家人的面前。于是，一场新的家庭会开了一遍又一遍。只是开会的人少了我爷爷辈的，多了我们这些小字辈的。作为党员的二叔和我父亲又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商议来商议去，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舍小家为国家，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这些老宅，是我爸爸和叔叔们亲自从山上一块块把石头推回来，一块块垒起来，一砖一瓦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老了，老人，又要搬家，重新寻找房屋，就像是我的祖辈寻找最佳居住场所一样，开始新的忙碌，新的篇章。

老宅拆迁那天，我父亲站在旁边，眼看着房顶的瓦一面面被揭去，房顶没了，老宅秃了，他就像是多年前我爷爷看槐树林被砍掉一样，狠狠心，跺跺脚，说了一句：“豁上了，搬了，搬了，都搬了，谁叫我们是党员呢。”人可以搬走，可情感的根已经深深扎在这块土地上。人老了，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的老宅没了，他的心情一定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到了新居的时候，我爸爸始终不肯进去，坐在外面还是静静地看着陌生的新居，也许在他的心中，再好的新居都不如自己建的老宅住着舒心。

我生于老宅，长于老宅，一家三代依据天然槐林，聚族而居，和谐而快乐。老宅不在了，可党员的优良传统一点都没丢。每个人不论是不是党员，都能以大局为重，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光阴荏苒，百年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我这一代又诞生了三个党员。前辈们在重大事情处理上，总能顾全大局，尽管那是一个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可他们再难再苦，却能舍得、豁上，最后都做到一个党员应该做到的。我的爷爷辈、父辈们虽然都是普通人，却有着不普通的品质。他们没有忘记入党宣誓，没有忘记初心，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基层党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在这个红色大家庭中长大的我，把做一个文化人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今，老宅已经是三代教师世家，反观家族百年历史，发现我是个落后分子。值得庆幸的是，我嫁了一个党员丈夫，门楣上还贴着光荣之家，心里还满高兴的。我还要努力培养我的孩子，让他也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生在这样的世代，我骄傲，我自豪！如今，无数个优秀的中华儿女在为祖国的强大奋斗拼搏，无数个党员冲锋战斗在基层工作第一线，以自身模范行为，带动身边的人，鼓励身边人，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与祖国建设的洪流相融合。党徽，在群众中闪闪发光！

幸哉，我生在一个红色的大家庭！幸哉，我长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幸哉，我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