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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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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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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黑枣


作者:梁保生

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和社会其他行业一样已经恢复正常。那时候,尽管很穷,各个生产大队都办有小学和初中。老师中,既有国办教师也有民办教师,孩子们不用出村都可以上学读书。

这一年,我上初中。

清明节的前一天,班主任李老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明天全体师生去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扫墓。老师已经和市内一所学校联系好了,晚上就住在学校的教室里。

同学们极少有去过邯郸的。老师一宣布,教室沸腾了。大家议论着:邯郸一定有高楼吧?比矿区那些二层灰砖楼还高吗?听说百货商店很大,比咱们学校还大吧?城里的马路能有多宽?大家想象着大城市的样子。

中午放学,我跑回家,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亲。

“他们去吧,咱不去。”

一瓢凉水浇个透心凉。我没有问“为什么?”我心里清楚答案。

下午上学,老师、同学知道我去不了邯郸,纷纷说:“咱们同学都去,你不能不去啊。晚上我们去你家说情。”

我家住着老房子,屋内很小,院子也不大。晚上,家里一下子挤进很多人,屋内站不开,院子里也站了不少同学。

父母妥协了,答应让我去。

老师、同学走后,母亲也出门了。一会儿,母亲从外面回来,给了我一元钱。

“这钱是从你太生叔家借的,明天带上吧。家里有7个窝头,一起带上。”母亲说。

我将窝头和一只碗装进书包,将钱放进衣兜里。老师要求扫墓返回后写作文。我也带上了本和笔。准备就绪,明早出发!

要去邯郸,首先要步行15里到峰峰矿务局三矿,从矿上坐公交车到峰峰新市区,然后坐火车到邯郸。

家中条件好些的同学,走到三矿,再花2毛钱坐车到市区。我们几个条件不好的同学则直接步行30里路到新市区火车站。

当时的火车票价很便宜。成人4毛,学生半价2毛。

到邯郸后,第一站是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陵园分南北两院。院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我们瞻仰了烈士纪念塔,祭扫了人民英雄纪念墓、左权将军墓、人民解放军烈士公墓等。在烈士纪念堂、左权将军纪念馆里,讲解员详细介绍了烈士的英雄事迹。她讲的动情,我们听的认真,记的仔细。

联系好的学校有茶炉供应开水。在学校吃饭,对我来说,就是开水就着窝头。7个窝头7顿饭,每次只能吃一个。晚上就睡在拼起的课桌上。

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丛台公园、市容市貌和百货商店。好在当时邯郸市并不算大,虽步行也没感到累。

第三天,从邯郸坐火车返回新市区。母亲给的一元钱除车票花去4毛钱,其余一分钱未花。摸着衣兜里剩余的6毛钱,想着家中还有弟弟、妹妹,去了一趟大城市,总不能一分钱东西不给他们买吧?想到此,在一个摊贩前,买了2毛钱的黑枣,作为给弟弟、妹妹的礼物。

我要步行30里路回家,又是半天没吃东西。饥肠辘辘的我,摸摸衣兜里的黑枣,忍不住掏出一个放嘴里,走几步再放一个到嘴里。待走到距家5里路的时候,黑枣已经所剩不多了。

“不能再吃了!”我提醒自己。

“要不再吃一个?就一个。”思想斗争着。

“真的不能再吃了!”我再次告诫自己。

“再吃最后一个。坚决不吃了!”

在吃与不吃之间我一直纠结着。到离家还有2里路、我们村里人称之为“大桥”上时,我从衣兜里掏出黑枣,仅剩最后几颗了。

“真没出息,怎么这么馋啊!”我有点恨自己意志不坚定。

“就这几颗了,怎么好意思给弟弟、妹妹啊?还是吃了算了。”

为这一把黑枣,我内疚了很久。虽然父母没有责怪,弟弟、妹妹没有埋怨。但我心里很长时间不能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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