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市

    冀南漳河北岸，有一个叫水鱼岗的小村庄。说她小，全村只有百十户人家，总人口不到六百人，在全公社21个村庄中，她人最少。

虽面临漳河，由于地势高，河里的水引不上来。水鱼岗既没有水，更没有鱼，名不副实。岗，倒是实实在在有。土地处于岗坡上，靠天吃饭，十年九旱。全公社中，她最穷。

六十年代，在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填饱肚子是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我的记忆中，小麦年年种，但很少有丰收的年景。经常有外村人笑话我们：“水鱼岗的麦子长到脖子高。”然后再来一句“脚脖子”。麦子矮到不能用镰刀割，只能蹲在地上用手薅，连麦种都打不回来。

一年就指望秋天这一季。田地里种的大都是耐旱作物。玉米是极少种植的。红薯成了最大众的作物。不仅耐旱，而且高产。五斤红薯算一斤粮，对农民也最划算。即便如此，也难填饱肚子。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别的村，年年给国家交公粮，我们村三年两头吃国家的返销粮。老人们常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要搁过去，遇到灾荒年，饿不死也得逃荒要饭去”。

那个年代，吃的不好，也常常吃不饱。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亲身经历过。至于有人说六十年代饿死很多人的事，我没遇到过，也没听说过。不知别的地方怎么样，我们村是没有的。

红薯，成了水鱼岗人的主要食物。不仅煮红薯、蒸红薯、烤红薯，还把红薯擦成片、晒成干儿、碾成面。婶子、大娘、奶奶们充分发挥女人的想象力，变着法地做出许多花样来。红薯面窝头、红薯面饼子，红薯面饸络，等等。现在极少能吃到的东西，当时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村小人少，一条胡同也就几户人家。和我家做邻居的就三四户人家。户少人不少，那时还不兴计划生育，每家多的六、七个孩子，少的三、四个。一到饭点，大人、小孩端着碗走出大门，或蹲或坐，挤满大半条胡同。边吃边聊，很是热闹。那时人们都穷，早晚饭基本没有炒菜的。简单点的，在稀饭里撒把盐，放把青菜叶。条件好些的，腌点萝卜咸菜，吃饭时切上一小块。左手拇指食指中指端碗，无名指小指夹咸菜，右手拿筷子和窝头。十个手指分工合作，动作协调，从没见过有谁将窝头和咸菜掉下来。

饭市最热闹的时候，是邻村一位五十多岁盲人的到来。他靠一根盲杖走五六里崎岖不平的岗坡路，并且能一步不差地走到我家门口，坐到门口南边一块很大很平滑的河卵石上。凭声音他能准确地喊出每个人的名字。来时，他肩膀上总是背着一个长长的布袋子，中间开口部分搭在肩上，两头可以装东西。我们当地人称之为褡裢子。坐在石头上，他把木鱼安放好，将敲木鱼的绳子套在脚上。拿出一把老旧弦子。调调弦，咳嗽几声，边拉边敲边唱，个人演唱会就算开始了。

说实话，除了木鱼声清脆之外，拉的弦子比拉锯好不到那里。唱的什么内容，早已忘记了，他的嗓音我还有些印象，不算难听也说不上好听。尽管如此，听到他的演唱，大人小孩还是纷纷端着饭碗走出家门，吃饭、聊天、听唱都不耽误。唱完一段，会有人主动给他端来稀饭、咸菜和窝头。走的时候，每家都会送给他一两个窝头。他会将这些装进褡裢里，作为下顿饭的食物。

如今，人们不再为吃饱饭发愁，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给人带来压力的同时，也逐渐富裕起来。过去饭市里的那种氛围不见了，有些不该丢掉的东西似乎也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