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弟兄姐妹五个，他年龄最小，所以在私塾里读了一点书，能认得一些字，也能动笔写一些字。父亲一米八几的个儿，说话声音洪亮，很有力气，父亲为人善良、刚直、热情好客、不计较个人得失，乐于助人。

我们家住在周陈庄的西头，在洲北大队三队，洲北大队六个生产队，不到一千人口，三队的人生活条件好，一年四季不会向邻居亲友借粮，到了夏季，洲北大队的人家只有三队的家家户户捧着米饭碗，其他队里的人能捧上一碗大麦片粥就算可以的了。

我的父亲在三队是副队长，大队干部把我父亲调到二队当一把手，我父亲服从大队干部的安排就到二队任职了。大队干部调动我父亲到二队的目的就是让我父亲带领二队的社员能脱贫，让二队的社员也能过上像三队人那样到了夏季有白米饭吃。

父亲到了二队时正值初秋，父亲了解了二队的粮田和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后就开始规划种植。我父亲带领几个社员到上河买了好多胡萝卜种子，带领社员们种在一块十几亩的田地里，到了冬季，父亲带领社员们一起到田里挖胡萝卜，挖好后按每家每户人口多少平均分给每户，以前队里分东西都是按劳力，按工分多少分东西。我父亲分胡萝卜是按人口平均分的，这样，家里劳力少的，工分少的人家就沾了光。每家每户有了胡萝卜，无论煮饭煮粥就少吃米了，就能节约好多粮食，到夏季收割季节就不会青黄不接拿着米袋子到亲戚家借粮食了。劳动力弱的人家由于粮食缺口不大，他们也主动的多干些农活，多挣点工分了，以前粮食不够吃，肚子不饱，哪有力气干重活呢？

生产队里人都非常感谢我父亲为他们解决温饱问题，不像以前的干部，只晓得天天喊着社员上工，从不考虑社员吃不饱的问题。冬天，父亲带领社员们到农场上锤稻草放绳，放的绳子留着明春挑河泥用，夏天挑麦子把用，牛碾场用。草绳放好了，父亲就带领社员们撑船到街上去收粪，人们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田里的麦苗没有肥料施，来春长什么呢？

到街上收粪没有钱，那时队里的基金很少，我父亲就带头就把家中的鸡蛋，胡萝卜、青菜带到船上去，到街上挑谁家的粪，就根据多少给人家萝卜青菜或者鸡蛋，那时街上人是凭计划供应，粮食也是不够吃，见到乡下人来用萝卜青菜鸡蛋换粪，哪个小市民不愿意。

田里有了粪肥，来春麦子长势很旺，那时病虫害不多，只要管好田里的湿度就行了，到了夏季，小麦成熟了，女社员们白天忙着用镰刀割麦子，男劳力就用把叉挑到农场上堆好，因为夏季天气变化较大，来片乌云，马上就会雷声大作，一会儿就会大雨倾盆，因此，挑上场上的麦把子必须堆好，防止突然来了雷雨，把麦把浇湿。到了晚上，只要天晴，社员们就全部上场，把麦堆子的把子散到场上，把草腰子解掉，铺平，麦子放好了，就把牛儿赶到麦上，套上木额头和碌碡，牛夫赶着牛儿在麦上按顺序转着圈儿，将麦子碾压下来。牛儿把麦子转着圈儿碾压了一遍后就让牛儿休息一会儿，牵到牛棚里吃青草，社员们就忙着翻场，就是用叉子把碾压的麦草挑起来抖一抖，这样麦子就掉下来了。如果麦草上还有麦子就让牛再碾压一遍，直至麦子全部从麦草上掉下来。

麦子全掉下来了，这时候把牛牵到牛汪里，让牛休息。什么叫牛汪呢，就是到了夏天，蚊虫很多，为了使牛儿不受蚊虫叮咬休息好，就在靠近河边的地方专门挖个大坑，放上水，到了晚上把牛牵到牛汪里，牛就在水塘里过夜，牛不断地在水坑里折腾，这样，水坑旁边的泥土就被融进水里，水坑里的水就成了泥浆，蚊虫也不愿意叮咬牛儿了，因为叮咬的话，它们怕被黏在泥浆上就飞不起来，跑不了，就牺牲在牛身上。

用叉子把麦草弄掉后就用木板把麦子拉集中起来，乘着有风的时候，男劳力们就轮换着扬场，等男人们休息片刻的时候，女人们就忙着把扬得麦子上的碎草用扫把扫掉。麦子扬好后就拉堆积起来一个个麦堆子，像圆锥形的，盖上稻草，在稻草上压上扫把、翻耙等，防止下半夜起风或者下雨刮掉盖在上面的草，淋湿扬干净的麦子。

麦子收成很好，麦子丰收了，把扬得很干净的小麦去交征购，余下的小麦就分给社员们，因为丰收，家家分的粮食都比往年多，社员们有的在自家里用磨子磨面做饼、擀面条，有的人家把麦子筛干净运到庄上的加工厂里去用机器磨面，还有的人家把麦子筛干净后到街上粮库所去换大米。肚子吃饱了，也有力气干活了，以前肚子不饱，哪有力气去干活呢？

到了栽秧的时候，女社员们都起早到秧池里去起秧，男劳力们都挑着担子装秧苗挑到沤好的麦田里。栽秧的时候一字排开，女人们弯下腰，一只手抓着秧苗，一只手插秧，都在暗自里交劲儿比谁栽得快，多栽一趟秧就能多好多工分，在那时是按工分分钱、分粮、分草的呀，所以，做得快的人工分多，到年底结算分红，他家分的钱、粮草就多。

水稻栽插结束就开始移栽棉花苗，棉花苗移栽结束后就开始为稻苗锄草了。锄草时一人站两个趟子，主要是除去鸭舌草，稗子等等。先把杂草拔起来，然后打成一个个小把子放到稻子行间里，然后用脚尖踩到泥里面去，接着用脚拨些泥把草盖起来，让杂草不能出气，让它在泥土里腐烂变成肥料，如果杂草踩进泥土里不封闭起来，杂草继续生根生长就影响稻苗生长了，因为它要与稻苗争抢养料。

我父亲安排年轻人为水稻治虫，因为年轻人有文化，治虫每亩田用多少药量，青年人只要看一看农药瓶子上的说明就知道了每桶水放多少药，治虫就不会伤苗。老农大多数不识字，也不会用喷雾器治虫，所以老农不做科技含量高的活儿。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地方种棉花的极少，因为种植棉花没有经验，种植棉花的话要到产棉区去学习人家是怎样种植的，自己才能种植。我们洲北大队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年青人先到产棉区南通那个地方去学习种植棉花的技术，然后回来慢慢摸索，经过几年的探索，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成片的种植棉花了。棉花是经济作物，生产队的收入也渐渐的增多，到了年底分配，因为工分价值高，大多数社员都可以得钱，不会超支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里的人都是住的茅草棚，房架结构不是向日葵杆子，就是高粱芦竹做的椽子，只要下雨把屋上的稻草或者麦秆草弄湿增加重量，椽子就吃不消，就会压断椽子，屋上盖的草就会掉下来，就会有了一个个天窗，继续下雨的话，屋内就会变成牛汪。凡是发生这种情况的社员就来找我父亲，请求我父亲帮助他们解决住房漏雨问题。

我的父亲对社员们的事情是非常关心的，先到人家房子里去看看，然后就与主人商量怎样解决。队里的树木有高的粗的，枝桠也很粗很长，父亲就叫房子塌下来的人家把队里的大树枝桠锯下来做椽子，当然也象征性地收一点钱。茅草屋上盖坏的人家多了，我父亲会主动到街上去求供销社的干部批点竹尾回来分给社员们换椽子，帮助人家把茅草棚重新修好，遇到风雨茅草棚就不漏雨了。为了感谢街上帮忙的人，我父亲就把换盐、换火油、火柴的鸡蛋送给人家，或者把家中仅有的几斤米送给人家。到了晚上我家就不点煤油灯，没有米下锅，我母亲就只好煮野菜汤给我们喝，野菜汤里一点盐花也没有。我和姐姐和弟妹对父亲很有意见，人家要买竹尾，为什么要拿我家的鸡蛋和米去还人情？我父亲总是笑着对我说：“孩子，你们还小，等你们长大了生活条件也就会渐渐好了，到那时家家住瓦房，谁还来求我去买竹尾做椽子呀？再说，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啊，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是幸福的事，自己虽然吃点亏，人家住在不漏雨的屋里，自己心里也高兴呀。尽管父亲这样对我们说，但是我们心里还是对父亲有怨气，因为到了晚上我家没有钱买火油，屋内一片漆黑，拿个东西就像瞎子拿东西，慢慢的摸索，弄不好撞上桌凳还要跌个大跟头。没有米下锅，不是野菜就是胡萝卜，谁家有我家吃得差？现在想起来，父亲做得对，父亲想到的是大家，尽管我家人吃了苦，但是只要付出了，奉献了，为别人做出了贡献，心里就踏实，无论到什么时候，心中有他人，就不会贪婪，就不会有占有欲。一个人成天想到的只有自己，私欲就会渐渐的膨胀，难免不沉船。

为了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我家就养了几只羊和两头猪，每天中午和晚上我就到野地里去割青草背回家给羊猪吃，我姐在集体干活回家的路上也割些青草或者挖些野菜带回家喂猪或者喂羊。那时候粮食少，谁家舍得把粮食用来喂猪羊？到了冬季，几只羊长大了，猪子也可以出栏了，我父亲和母亲就商量着到什么地方去卖比较划算。有个生猪收购站，离我家有近二十里路，为了多卖个几块钱，我父亲和母亲冒着严寒撑着小船把猪子送到那个收购站，来回三四十里路，父亲和母亲手都冻红了，就是为了这几块钱，现在的年青人也许吃不了这样的苦。

把猪羊卖了，家里就有钱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渴望父亲母亲能给我们买点布料做件新衣服过年，可是，钱放在家里还没有焐热，就有队里的社员邻居来借钱了。见到他们来借钱，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恨之入骨，因为把猪羊养大能卖到钱，我们付出了多少劳动？这些人真的没有良心，钱借给你们，人家怎样过年？我父亲很大方，叫我妈把卖猪羊的钱拿出来，为了我父亲的面子，母亲只好不情愿的颤抖着手把钱交给我父亲。我父亲从母亲手里接过钱像集体分配一样的给来人。这些借钱的人走后，我的父亲母亲难免吵上一架，锅碗瓢盆演奏着交响曲，我们兄弟姐妹吓得不敢吱声，哪个敢再提买布料做新衣的事情呢？过年了，我家也没有钱去买点鱼肉打打牙祭，我们还是穿着旧衣服到外公家去拜年。

青黄不接的春天过后，到了夏天开始收麦子了，我父亲起早带晚带领社员们收麦子，从收割，到甩把、扬场、晒干，父亲几乎天天在田头和农场之间奔波。麦子晒干扬净后就开始把最好的麦子运上船到街上去交征购。交完征购，大家把船撑到夹河口煮饭。我父亲自己掏腰包先买几个烧饼给大家充饥，因为早上天不亮就撑船上街了，等交完征购已经快十二点钟了，大家饥肠辘辘，很想吃东西。父亲买来烧饼分给大家吃真是雪中送炭。

吃了中饭，有的社员要看场电影，因为平时难得到街上来，因为那时上街河流很多，步行渡河要钱，撑船上街要花好长时间，哪像现在处处通公路，交通很方便。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我父亲就陪着大家看一场电影，门票五分钱一张，都是会计买的，看完电影大家高高兴兴地拖起篙子撑船回家。回家后，父亲就叫会计把买电影票的钱记到我父亲的账上，算我父亲的借支。有时候我父亲带几个社员为集体上街买柴油、农药、化肥，到了中午大家肚子饿了，要撑船回家需要几个小时，因为船载重了，行船很慢，所以我父亲就带大家到饭店吃饭，都是我父亲买单，从不花集体的一分钱。每年到了年终分红，我家都是超支，没有一分钱进账。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定把水利修好，我们公社干部组织社员们修筑圩堤，所以每个生产队的干部每天起早带晚修筑自己生产队里段面的圩堤。我父亲力气大，一担能挑三四百斤土块。经过几个冬天的奋斗，我们生产队里圩堤就修好了。社员们在修筑的圩堤的两边栽上钉刺槐树。

圩堤修好了，我们一二三队里的干部共同商定修一条南北水渠，这样可以在南边用抽水机抽水，灌溉三个队的农田。我们生产队的社员都投身到修建水渠的劳动之中去。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多时间一条两千多米长两米宽的水渠就修好了，用抽水机抽上水，这条水渠就像一条白龙呈现在大家面前，人们用双手掬水撒着，心里真是乐开了花。灌溉浇地就方便多了，灌溉里有水，哪个田块需要水灌溉，只要开了木闸门，水就哗啦啦流进田里去。

我们生产队的西北部有一个像直角的河沟叫塘儿沟儿，塘儿沟的南边种麦子，栽水稻，北面每年栽山芋，或者栽南瓜、水瓜、香瓜、菜瓜。靠近瓜地的圩堤上搭了草棚，里面有一张铺，一个用泥土和稻草泥成的土灶，土墙上还开了两个窗子对着瓜地，便于看瓜人看守瓜地。每年夏季生产队里都派一个比较负责的社员住宿在瓜棚里来看守。看瓜的人是我的一个亲戚，每到星期天，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到瓜地里去看看各种各样的瓜躺着地上是什么样儿。我的亲戚就摘几个水瓜或者香瓜给我们品尝。我们到瓜地次数多了，被我父亲发现了，父亲不好批评我的那个亲戚，等我回家后，父亲就叫我写检讨书贴在墙上，要我记住不能沾集体的便宜，在集体分瓜的时候，我父亲主动让会计扣除了我吃的瓜，并且超过了我吃的瓜的斤两。社员们也说我父亲太顶真，一个孩子能吃多少瓜？我父亲对社员们说，一个小孩子就沾集体的便宜，长大了贪心不改，有点小权就会贪占集体的财富，那还得了，现在教育他不要贪小便宜是好事，长大了就不会贪财。你们现在纵容他，是害了他。社员们觉得我父亲说的话很有道理，也就回家教育自己家的孩子不要贪占集体的便宜，不拿集体一草一木，做一个维护集体利益的人。我的那个亲戚因为摘瓜给我和我的小伙伴吃被父亲换岗了，换了一个脸上有麻点的大爷看瓜。从那以后，我没有去过集体的瓜地过。

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公社里的何社长到我家找我父亲谈心，与我父亲商量把塘儿沟儿填平的事儿，把塘儿沟填平有两个好处，一是增加了队里的田亩面积，田多了，打的粮食就多了，增加了社员们的口粮，二是走到塘儿沟儿也不要绕路而行浪费时间了。我父亲接受上级的决定，一到冬天就带领社员们挑土填河沟，经过几个冬天的努力，终于把塘儿沟儿填平了，会计丈量了一下，给生产队里增加二十多亩田，种庄稼能增加上万斤的粮食，公社里的干部为了奖励我队社员们付出的劳动，填河沟增加的田亩种植庄稼不交征购，这样，我们生产队的每家每户都增加了口粮。

我们这个地方四面环水，水资源丰富，就是没有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生产队有一块田在河东的南边，叫庄三亩，庄三亩的西面是河，我父亲就与队委们商量在河面上下菱角，队委们都认为下菱角好，这样到秋季每家每户都能吃到菱角。在清明前，我父亲带了几个社员，撑着小木船到小镇溱潼去买菱种，那时的菱角是四角菱，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苏南的风菱角，也就是两个角的个儿大的菱角，不过，我们这个地方的四角菱个儿也不小。菱种买回来后就撒到庄三亩西侧的河里，清明过后菱种就出芽生长了。那时河水清澈，一眼能看到底，河里也没有杂草，因为那时候人们捞水草，罱河泥，河里清清爽爽的没有任何杂物，我们下田干活口渴了就到河边捧水喝。那时菱角也不生虫子，所以也不需要治虫。

到了秋季，也就是中秋前后，菱角长大了，我父亲就组织社员们摘菱角，我们这个地方称摘菱角为翻菱。菱角很多，翻一次就是几千斤。我父亲请会计负责分菱角，选几个社员负责称秤。分菱角是按人口分，这样合理公平。每家每户都有菱角过中秋，大家心里很高兴，社员们都说跟在周法有队长后面生活越来越好。其他队里没有下菱，所以我们队里的社员们都送一点给亲戚朋友和邻居尝鲜。其他生产队的干部也纷纷表示像二队那样明年下菱角。

到了农历九月份，大网船上的渔民就来找我父亲，平时我家与渔民没有交往，我父亲也不知道人家来找他干什么。经过渔民解说才知道他们想到我们生产队里来拉菱塘，也就是好多鱼在菱塘里活动，菱角摘完了，就用大网捕菱塘里的鱼。捕获的鱼是按三七分成，我们生产队分得七成鱼，渔民得三成鱼。这是一件想不到的好事，我父亲很兴奋，因为不需要任何成本和劳动，就能让队里的社员门吃到鱼。

那时，我们东边的河流只有我们生产队里下了菱角，所以好多鱼都到菱塘里来活动觅食，渔民们先在菱塘外围下网，并且网纲上用长木桶在里面放木架撑着网纲，这样网纲就高出水面好多，鱼想从网里跃出去就掉进木桶里。外围的大网拦好后，渔民们就在里面下网捕鱼，起网时，大鱼小鱼在网里跳跃着，站在岸上的社员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很高兴。经过半天的时间终于收外围的大网了。一过秤，有靠近两千斤鱼。渔船的渔民把小鱼和最大的鲢鱼、草鲲弄走了，留下的都是最大五六斤一条的草鲲、鲢鱼，还有一斤多的鳊鱼，这样我们生产队才好按人口分鱼。我父亲还是请会计负责分鱼，称秤的还是分菱角那几个社员。每家每户都能分到鱼，大家喜笑颜开拎着鱼回家令其他生产队里的社员很眼红，他们都抱怨自己队里的干部没有远见，没有能力为社员谋福利。我们生产队里的社员们分菱角，分鱼的消息传遍四面八方，公社里的干部也非常佩服我父亲有能力，并且敬佩我父亲的为人。

渔民到我们队里来拉菱塘捕鱼，社员们都有了想不到的福利，我父亲从拉菱塘捕鱼也得到了启发，我们这里是水乡，为什么不把丰富的水资源利用起来呢？于是在第二年的春季，我父亲召开队委会，研究打竹泊养鱼的事儿。队委们一致同意我父亲的建议后，我父亲就召开全体社员会，把准备养鱼的事放到社员会上讨论。社员们因为拉菱塘带来了实惠，谁不同意养鱼呢？

在会上，我父亲进行了具体的分工，副队长负责去买鱼苗，两个队委负责清理河里的树枝杂物，我父亲负责去大队开证明到街上供销社买毛竹、铁丝等。那时是计划供应，生产队里计划之内的物资不够用，就到大队找大队会计打证明，支书提个意见后就拿到供销社找供销社主任审批。我父亲因为与供销社主任私交甚好，所以拿着大队里开的证明找供销社主任审批基本上不会白跑一趟。

鱼苗订好了，毛竹铁丝等买回来了，就开始请篾匠师傅劈毛竹编竹泊子，劳力们就忙着打桩，搭看鱼塘的草棚子。草棚搭好了，竹泊子也打好了，几个男劳力在副队长的带领下撑着五吨的水泥船去渔场进鱼苗放进鱼塘里。

那时候的人集体观念很强，尽管有的社员爱好钓鱼，但是集体鱼塘的里的鱼没有一个人拿着钓竿去钓，看到小孩子钓鱼还会去劝阻孩子们不要在集体鱼塘里钓鱼，要维护集体利益。孩子的家长也会教育自家的孩子要热爱集体，不要做损坏集体利益的事。看鱼塘的社员只要来船时放放网，从来没有为有人钓鱼的事儿操心过。

到了冬季，渔船上的头儿找我父亲商量拉鱼的事儿，我父亲与渔船上的头儿说还是像拉菱塘那样按三七分成。渔船上的头儿也诚实，头儿说，拉菱塘鱼儿少，养殖的鱼多，不能按三七分成，按二八分成我们就已经满足了，也沾大光了。那时候的人啊就是诚实，不奸猾。我父亲也就同意根据渔船上头儿说的分成分鱼。渔民拉鱼也很规矩，每条船上邀请一个我们生产队里的人做监工。拉了一天的鱼，每条渔船也不藏一条大鱼船舱里，所有的鱼都抬到岸上过秤，然后按总斤两分成。

渔民们把他们分得的鱼儿抬上船，倒进船舱，高兴地划着木桨返回渔业社，我们队里的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拎着竹篮子准备分鱼。我父亲叫会计按人口平均分鱼，因为不是粮食按工分多少分粮，鱼是副产品，老弱病残者也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让每家每户高高兴兴地拎着鱼回家过年。会计按人口算计好平均每人多少鱼，然后按花名册名单称鱼，这样分鱼很有秩序，不会因为先后顺序而争执，大小鱼、鲢鱼、鳊鱼、草鲲等也搭配好，这样大家也没有意见。人口少的人家就分点上等的鳊鱼，或者翘嘴白条鱼，人口多的人家也不会计较，因为这是集体鱼塘第一次捕鱼分鱼。

每家每户拎着鱼回家了，分鱼没有剩余的，这时候负责称秤的社员才想起应提成几十斤鱼去送礼。送礼主要是送点鱼大队干部，送点供销社的干部，因为他们为我们二队养鱼提供了许多方便，送点鱼给他们也表示我们二队社员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可是鱼全部分掉了，不好从社员家里再拿回一点鱼去送礼。我父亲说，不要紧，我们也不应该拿集体的鱼去送礼，拿集体的鱼送礼人家也许不会收，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怎么好意思收我们的鱼呢？我家人口多，分的鱼也多，我负责送几条鱼给供销社里的几个干部。其他队委也说从自家拿几条鱼送给有关人员。

第二天，我父亲选了几条上等的鱼拎到小木船上放到中舱里，拔起船桩，拿起竹篙撑船到街上，泊船靠岸，我父亲拎着鱼送给供销社的干部，供销社的干部一个也不肯收，他们说，法有，你这人真是的，你家今年才分了一点鱼就送给我们，你家孩子过年难得吃到鱼，拎回去留给孩子们吃吧。再说，我们都拿工资，有钱买鱼。他们没有收我父亲送的鱼，反而给了我父亲一些糖果、香烟、粮食酒带回来，我父亲很不好意思与他们打招呼后撑着小木船回家。队委们送鱼给大队干部，没有一个大队干部收他们的鱼。大队干部都这样说，我们大队干部不是你们队里的人，不可以享受你们的福利。至今我也感叹那时候的每一个干部品质真好。

公社里的干部对我父亲也比较器重，每年春夏秋搞个现场会，都是安排在我队里举行。春季搞草泥塘现场会，主要是准备夏季稻田的肥料，也就是麦子收割后需要施放基肥。

春季，青草长得快，生产队里就安排女劳力撑着小船到外地去铲青草，男劳力就撑着大船在河里罱泥，不罱泥的男劳力就挖草泥塘。那时每个生产队里都种植十几亩黄花草是为沤制草泥塘准备的。每块麦田的当头都有一个很大的草泥塘。男劳力罱泥船满后，不罱泥的男劳力，力气比较大的女劳力就将船上的烂泥用粪桶挑到岸上倒进草泥塘里。铲青草的或者割黄花草的女劳力们就把青草或者黄花草铺到草塘里，派一两人站到草泥塘中将铺到烂泥上面的草踩到泥中去。

召开草泥塘现场会前，公社干部要求我父亲带领社员们挖草塘的时候要挖得四四方方的，要有一定的深度，墙面要平滑，没有一点凸出或者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挖的草泥塘要美观，要让来参观的人感到我们队里的人做事情有艺术，有巧气。在公社干部的带领下，全公社的大队干部，小队干部，社员代表逐一观看我们队里的草泥塘，观看我们队里的社员们怎样挑泥浆，铺青草，踩青草的。开现场会都是在别的生产队没有动手搞草泥塘之前，这样有一个样板和辐射作用。

夏季现场会有插秧、除草、治虫、打肉耙稻田管理以及棉田种植管理等等。每次在我们队里开现场会，上级没有给我们队里干群一点利益，只是我们生产队的农活总是抢在其他生产队里做好，不过，公社里的农技员经常到我们队里来指导社员们怎样种植、施肥、治虫，我们生产队里的人学到了许多科学种田的知识，年青人都能做其他生产队里的农技员。

我们生产队在外面搞副业的比较多，卖糖的在南通、如皋、如东一带做生意，成年不回来，张黄鳝的经常到大丰、射阳、盐城或者南通等好远的地方去张黄鳝，他们偶尔回来，主要是到生产队里称粮食，有几个人家在苏南搞运输的一年也不过回来几次，那时候是坐轮船要好几天才能到家，因为苏北还没有公路通汽车。他们回来不要集体的粮食，因为苏南人心胸开阔，待人真诚，富有远见，并且有同情心，苏南人都说我们苏北人生活艰巨，舍得吃苦。苏北去的大船户在泊船的附近就能买到面粉、大米、山芋、胡萝卜等，他们回家主要是看望自己的父母等长辈。我们生产队里的瓦匠在庄子周围为集体或者私人建筑房子，在渔业社建房的时间较长。瓦匠家的人不是跟在瓦匠后面做杂工，就是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队里的皮匠白天在生产队里干活，晚上吃过晚饭就坐在家里点着煤油灯绱鞋子。

在外搞副业的人家一回来就到我家玩，搞运输的就从苏南带一些香烟或者酒回来送给我家。那时候香烟酒都是凭计划供应，如飞马牌、青岛牌、华新牌香烟在我们这儿很难买到。我们庄上商店里卖的酒一般是瓜干酒，粮食白酒很紧张，只有到春节每家每户只能分到一瓶二两五的粮食白酒。大船户从苏南带回烟酒我父亲非常高兴，因为我父亲抽烟、喝酒很厉害，尤其是喝酒是出了名的酒海。

人家送香烟酒来是因为我父亲是生产队里的干部，他们送烟酒既是客气，也是怕队里的人找他们的麻烦，别的生产队的大船户在外面搞运输，有的社员看着大船户在外面搞运输有钱也就眼红，就找各种理由把大船户弄回家和他们一起种田。我们生产队里的人看到人家发财不眼红，只要从苏南回来的人发发香烟，说说客气话就行了。人家送给我父亲的烟酒，我父亲总是按价格算好给人家，从不白拿人家的东西，有时候我家中的钱不够，我父亲就叫母亲到人家借钱给人家。大船户们也知道我父亲的性格，所以就很不好意思的收下钱放进口袋里。我父亲对我们说：“不要随便要人家的东西，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不收人家的东西就不欠人家的情，遇到什么事情也就能秉公办事，不管当事人还是看客都不会有意见，也不会在背后说三道四，因为你没有把柄落在人家手上。你收了人家的东西，你即使公事公办，人家也认为你做事不公道，这样就难办事，办不好事情，人家也就瞧不起你，在人家面前也就头难抬。”

张黄鳝的人家回来不是称粮食就是修船。我们队里张黄鳝的有一户人家姓金，全家七八口人，因为他们成年在外张黄鳝，没有人在队里参加集体劳动，因此他家只能吃基本粮，平均粮五百斤，基本粮打六折，所以每人每年口粮只有三百斤。三百斤口粮怎么够吃呢？我父亲就给他家每人三百五十斤，虽然每人只加了五十斤，但我父亲还要在社员会上说清楚，因为这是集体的粮食，不能随便给哪一个。

黄鳝船上的金先生到队里称粮都先到商店里去买一包两角钱的向阳牌香烟发给称秤的称秤员，不然称秤员在称粮食时就会短斤少两。有时候，金先生把船靠到农场码头，农场上的社员正好扬麦子或者扬稻子。金先生拿着箩筐来称粮。扬场的社员就把下扬给金先生。下扬就是籽粒不饱满的麦子或者稻子。我父亲知道后就批评在场的社员说，人家吃的基本粮本来就不够吃，你给人家下扬能碾多少米，磨多少面，人啊，要讲良心，如果把下扬给你们自己，你们高兴吗？在场的社员无话可说，只好弄籽粒饱满的粮食给金先生。

金先生为了感谢我父亲对他家的关爱，专门从船舱里选了十几条黄鳝，一条黄鳝有七八两，最大的有一斤多，这是上等的野生黄鳝。当年的黄鳝不值钱，一块钱能买五六斤，有时一块钱能买七八斤黄鳝，一斤大米能换三四斤黄鳝。那个年代人们对吃黄鳝不算多高兴，因为红烧黄鳝需要油和糖，在计划经济时代每家每户一年能有几斤油票打油？红糖只有生养的女人才能买到半斤，最多不超过一斤，白糖我就没有看见过。人们盼望吃到的是肥猪肉，现在人们卖肉都是买瘦肉，肥肉很少人问津。

我父亲见到金先生送来黄鳝也不好回他走，因为他是第一次送黄鳝给我家。金先生把黄鳝从鱼篓里倒进我家厨房的水桶里。黄鳝从水桶里窜出来，到处蠕动着，看到这些花黄鳝我真有点害怕，不敢近前。我母亲也有点不高兴，因为黄鳝腥味很浓，黄鳝在地上留下好浓的腥味，闻到就要呕吐。金先生就自己拎着水桶到码头提水，然后倒进锅里，盖上锅盖，接着跑到灶头坐到烧火墩子上烧起水来。

水烧好后，金先生就用剪子杀黄鳝，杀好的黄鳝就放到水桶里。黄鳝都杀好了，金先生就把锅里的热水用水舀子舀放到放黄鳝的水桶里。黄鳝在水桶里不停地搅着，一会儿就不动了，黄鳝身上的粘液变成白色的薄膜。金先生把烫好的黄鳝拎到码头上用稻草把黄鳝身上的白薄膜抹掉，再放进水里洗干净。

黄鳝洗干净后，就用菜刀和砧板把黄鳝剁成一寸多长。我父亲忍痛把放在家长柜子里平时舍不得吃的一斤装的半瓶棉籽油拿出来交给金先生烧黄鳝。金先生接过油瓶咕噜噜的倒了有二两油锅里，我母亲看到很心疼，也不好说什么。金先生烧黄鳝很有经验，搛一块黄鳝放到嘴里只要稍微咬一下，骨头和肉就分家了。

黄鳝烧好了，我母亲就煮饭，我父亲就拿出大船户从苏南带给我父亲的粮食白酒与金先生一起喝酒，品尝鲜美的黄鳝。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等母亲把胡萝卜米饭煮熟后才吃饭。我家人也是第一次品尝到这么大的黄鳝。

吃好晚饭，我父亲叫母亲用旧淘箩装了三四斤米让金先生带回船上去。金先生是个聪明人，知道我家人不会白吃他家的黄鳝，在当年三四斤米能换十四五斤黄鳝呢，何况那时粮食是贵如金呢。以后，金先生再也不好意思送黄鳝给我家了。金先生走后，我母亲责怪我父亲人家送来黄鳝应该及时回人家不要，现在倒好，半瓶油舍不得吃，烧一次黄鳝就去了一半。人家走时还要给人家三四斤米，米缸里一共不过十几斤米。我父亲说，人家是第一次送黄鳝给我，我不好回人家走啊，给米人家是让他知道我家不会白吃黄鳝。自然我家不会白吃人家的黄鳝，人家今后也就不好意思再送了。

大队为了发展经济，就在官河边建了土窑，大队就调我父亲负责窑厂工作，父亲尽心尽力，每年窑厂收入很多。我父亲负责窑厂多年，从不拿窑厂一砖一瓦回家，不管大队干部，还是社员们对我父亲都非常敬重。

我的父亲年迈了，在路上走，看见他的人们老远就与他打招呼。

父亲是一个廉洁奉公，真诚待人，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