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认识她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她是一个为人妻，为人母的年轻女子。

她虽然陆续生了四个孩子，身材却一直保持得很好。日常的穿戴比起村子里那些爱打扮的女人显得朴素，比起那些不修边幅的女人则来得端庄。她有一件淡绿色的圆领衬衫，细滑的面料，在阳光下可以折射出柔和的光亮。她穿着这件衣服拍过好多照片，和姐妹拍，和丈夫拍，还和孩子们一起拍。拍照前，她总是要在镜子前认真地梳理头发，并把木梳拿在手里，在摄影师喊出一二三前，早已把一起合影的人的头发梳齐，衣领摆正了，总是有着在那个无法经常照相的年代里，特有的正式与珍惜。当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她便把这件绿衣服送给了我。她对我说，你穿这件衣服配着白裤子还挺好看。于是，我听了她的话，总是在星期一欢喜地穿着它们去上学。照相前，我也会快步跑回家，换上它们，排到最前面。待照片洗出来，那穿着绿衣服的我，果然比其他人的脸显得白净许多。“嗯，她还挺有眼光的。”我看着照片，在心里开始暗暗地称赞和钦佩起她来。

她有两双黑色的高跟皮鞋，一双是粗跟，一双稍细些。这两双皮鞋很结实，即使穿了五六年还是和新的一样，也许是保存得太好，也许是穿得次数太少。小学五年级时，我在作文本里写到她，老师在文章的结尾用红色的钢笔大大地写了一个“好”字，我小心翼翼地拿给她看，她用手摸着那个鲜艳的“好”字若有所思地说，“没想到你还挺会写作文的。只是，你为什么把我写得穿着黄胶鞋呢？我也有皮鞋呢。”我说，“我知道呀，你有两双呢。只是在我写作文观察你的时候，你正好穿的是黄胶鞋呀。老师说写作文要诚实，我就不能说谎呀。”她的脸上落下一丝轻微的失落后又迅速地闪出一道光亮，有所期待地对我说，“要不这样，等你再写作文时提前告诉我一声，我换上皮鞋你再写，行不？”我说好。她满意地笑了起来，把作文本还给我，低下头继续坐在炕沿上织起毛衣来。这件事我是一直记得的，只是后来，直到我离开学校，也没有机会写一篇让她穿着皮鞋的作文。那时她三十五岁，至今为止，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我还是没有兑现当时的承诺，在心里面总是觉得欠着她一双黑色的高跟皮鞋呢。

她出嫁前是一个很爱看书的大辫子姑娘，听她哥哥说，她有时看书看得入了迷，连饭都顾不上吃，走路时看，做饭时看，收拾桌子时也看。她不仅爱看书，还会跳很标准的忠字舞和新疆舞，村子里的人都说她像是一个有出息的姑娘，没想到最后还是嫁给了一个学习不太好，但是家里贴满了劳动奖状的农民的儿子。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她结婚后摇身一变，剪短了大辫子，把锅碗瓢盆当成了书本，把房前屋后当成了舞台，日子竟过得有模有样。同时，也和村子里大多数的女人一样，学会了抽烟，并养成了习惯。

她最初抽的是七毛钱一包的红色纸盒的“大生产”，后来这烟停产了，她又抽起二块钱一包的，硬纸盒包装的“良辰”。良辰的烟盒上印着一组英文，我上初中时才认得，是“Good Time”。她不太喜欢抽六毛钱的“西炮台”，更不能接受一块钱的“力士”，她说一个太软，软得甜西西的，一个太硬，硬得让人喘不上来气，都不太适合自己。到了农忙时节，在田间耕种休息的空当，她会坐在地头温热的泥巴上，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嘴里，把打火机从口袋里拿出来，用左手挡着风，右手大拇指用力地摁下开关，深深的吸一口气，这烟便被她迅速地点燃了。她抽烟的样子很优雅，既不像单薄的女子那样只是轻轻浅浅地吸一小口就很快地吐出去，也不像粗糙的妇人那样重重地吸过一口后，就把烟草变成长长的一截烟灰。她只是不急不慢地，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淡黄色的过滤嘴，缓缓地吸进，又匀速地吐出，不时的点一点烟灰，看一看旁边吃草的马，又望一望沉默的丈夫，哄一哄玩耍的孩子，再抬起头清点一下天边丝丝缕缕的云，像一首静美的田园诗。

她在抽烟的同时，也渐渐学会了喝酒，而且酒量也很好。她通常喜欢喝度数高的白酒，她说啤酒容易撑到肚子，还没等喝醉，就已经被撑得醒了酒。她喝酒时常用的配菜是花生米，咸味的，甜口的，五香的都行。喝到动情处，就和对方抱着头，高一声，低一声地哭起来，远远地听去就像昆剧里的调子，不过偶尔也能哭出二人转或京剧的旋律，要多缠绵就有多缠绵，要多惆怅就有多惆怅。待哭累了，唱够了，就喝上几大茶缸又苦又浓的茉莉花茶，去几趟厕所以后便躺到炕上不声不响地睡过去。第二天醒来，既不耽误给上学的孩子做饭，也不耽误和丈夫一起去田里干活。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变得有所节制，不再像从前那样喝得又快又多了。那些曾经和她酒量相当的人，生病的生病，去世的去世，这让她因警觉而变得略微寂寞。前几年的一个夜里，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刚睡着的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她断断续续地吐出，孤单、不理解、长大了、伤心等字眼。一听就是喝了酒，而且还没少喝。我眯着眼睛老实地贴着话筒，不去追问，也不去劝解。我知道她只是想和人说说话，只是想找人陪陪自己，让别人听听自己的声音，也让自己听听自己的声音而已。收起电话，我失眠到天亮，一直在猜想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事让她借酒消愁，如此心碎。第二天中午，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后，忐忑地拔通她的号码，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顺便表达一下关心。她说正在和邻居打着麻将，手气还不错，一上午赢了二十多块钱。自此以后，我也增加了免疫力，接到她类似的电话后便不再失眠。

当她可以通过气味来判断出白酒的绵柔与浓烈时，陪伴她多年的良辰烟和大生产一样在街面上已经买不到了。于是，二块五一包的黄色包装的软盒“红梅”便取代了“良辰”的位置，成了她指间的伙伴。与此同时，她给自己做了一件旗袍，那是为了参加她最疼爱的侄女的婚礼而特别准备的。这时她已经四十岁了，在我的记忆中，她应该是第一个在村子穿这种款式的衣服出门的人。

她的旗袍是深紫色的丝绒面料，领口有一对白色的琵琶扣，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份量。因为是量身订做，她把旗袍裙摆的两侧开叉的地方做了修改，放低了一些，在走路时并不会像电视里的演员那样不小心就会露出刺眼的大腿，也不会减损旗袍原本的韵味。这件旗袍和她的那双细跟的高跟皮鞋成了好搭档，每次参加婚礼时都能在人群中一眼就能找到她。

她穿旗袍的样子，我通常是从照片里看到的。因为我那时已经到外地工作，回家的机会很少，只有在冬天时才能和她见上一面。好在她总是把照片细心地收藏在相册里，从不介意让我去翻看，或者是等待我去欣赏。照片上的她，有正式的合影，有也随意的抓拍，也许是因为穿了旗袍的缘故，她脸上的表情和平日里在锅台前和田地间的并不一样，完全找不到一丝和着泥土味的僵硬与疲惫，展示出来的是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与美丽。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旗袍装扮了她相貌，不如说是她成全了旗袍的雅致。

她为什么喜欢穿旗袍呢？是想引起别人的关注？还是想留住青春与岁月？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以一个女人对一件衣服的名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疑问与猜想，从来没有开口问过她，但是我相信时间和空间自会在合适的节点，向我公布正确的答案吧。

在我22岁那年，从VCD上看到《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当时对于剧情感触尚浅，却从片中频繁地更换着旗袍出场的女主角的身上，看到了她的影子。且在心中暗暗思量，如果有一天，等我有了足够的钱，一定会多买几件旗袍给她穿。哦不，买回的旗袍未必能合她的心意，若是有了足够的钱，一定带她去做几件像电影里那样，好看又合身的旗袍。她对我那么好，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绿色衣服送给了我，我也应该为她做点什么，以示感谢才是。

只是，当我自以为有了足够的钱，可以为她定做许多旗袍的时候，她却把头发剪短，而且身体开始变宽变厚，只能穿加大号的宽松的衣服了。

而令人欣慰的是，她对身体的变化倒不是特别在意，想必是她早已接受并习惯了这种状态，一点都看不出尴尬和遗憾的痕迹。她把旗袍清洗干净，放在结婚时陪嫁的一块印着牡丹花的白色的确良方布里，四角相对，系得紧紧的，放到了火炕上的柜子里。这柜子也是她结婚时的见证，上面的四块镜子上分别画着牡丹、荷花、彩菊和红梅来代表春夏秋冬。我曾经对着它们画过画，所以记得很清楚。只是镜子的质量不是很好，有的地方能把脸拉的很长，像一块洗衣板。有的地方能把脸压得极扁，都找不到眼睛，这是我童年里玩过的第一个哈哈镜，想忘都忘不了。

她曾经穿着这件旗袍参加了一场又一场别人女儿的婚礼，却没有穿着它出席自己女儿的喜宴。她的女儿似乎不以为然，好像正因为她是自己的母亲，只要母亲到场，穿什么都好看。其实女儿也知道，母亲参加别人婚礼时总是满眼笑意，神情喜悦的，轮到了自己，却见到她坐在角落里，总是趁着人不注意迅速地用手背擦去泪水的动作。女儿也知道，大概是母亲不想把自己穿旗袍流眼泪的样子印在外人的记忆中吧。

现在，不再穿旗袍的她已经是当姥姥的人了。那件深紫色的旗袍在去年春节我还见到过，依然是沉甸甸的，厚厚实实的，胸口那枚琵琶扣依然洁白醒目。我用手轻轻的滑过它们，像是抚摸着一个女人从年轻步入老年的全部岁月。

至于她打算如何安置这件自己无法再穿的旗袍，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正如我从来没有正面与她聊过钟爱旗袍的原因，不知是想一直压在柜底还是想送给他人。而目前看来，她的三个进入而立之年的女儿们，都没有足够的气质和相衬的气场能配得上这件旗袍，对于她刚过门的儿媳，若是能减掉十公斤的体重，应该可以穿进去吧。当然，这仅仅是她大女儿的主观猜想，毕竟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件旗袍，和香烟与白酒一样，虽然不是必需品，却像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结，用情不深，却难以挥去。

好吧，那就由她去吧。当有一天她不再这样任性了，自然就会知道怎样去做了吧。

哎，谁让她是我的母亲呢。

20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