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城,无疑是战争的产物。
事实上,自公元前5 世纪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修筑长城了。据《诗经》 记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只不过,那时只是长城的雏形,各诸候你圈你的城,我圈我的城,星星点点,七零八落,远没有形成规模与气势,也没有引起过太大的争议。因为在那个封建制度统治的年代,在其统治的势力范围,修城、筑城、守城、护城,是稳定、安民、和平、发展的需要,是诸侯的第一要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君王乐意为之,军队百姓也都赞同。
到了秦代,情况不一样了。秦始皇刚刚扫平六国,统一了天下,他当然也要把江山圈起来。他调集动辄数十万人的军队和民夫,将原来各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并沿着长城设郡立县,仅在河西走廊境内,就设置了武都、陇西、天水、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诸郡。从历史的经验而言,秦始皇做得没错,因为他强烈地渴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虽然秦始皇在筑城“攘外”上足够认真投入,但却忽略了“安内”兴民,以致于民心渐失,“祸起萧墙”。秦始皇修筑长城防御外敌的做法没有错,错的是他急于求成,没有考量人民的承受能力。
我想,正是因为秦始皇的急于求成,导致了秦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过于消耗,导致了万喜良式的征夫苦,孟姜女式的怨妇泪,成为秦长城争议激烈、毁誉参半的主要原因。
二
言及修长城的秦始皇,就不能不说那位不修长城的康熙帝。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袓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绵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文化学者余秋雨认为,他对于埋在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不敢恭维”,而是对康熙的做法表示赞赏。对于余先生的见解,我不完全认同,因为修不修长城,并不是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价,而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产力因素决定的。当时的秦王朝,刚刚建立大统,战争创伤累累,国家百废待兴,其生产力水平怎能与“康乾盛世”相提并论?而且,作为始皇帝的嬴政,经历的战火远比康熙多得多,对于统一天下的艰难,他比康熙有着更刻骨的切肤之痛。难道他不晓得修长城会劳民伤财、天怒人怨,难道他不懂得长城蜿蜒千里、分守困难?秦始皇当然深知这个道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筑下去?筑长城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早有定论,其中不乏痛批之言。我想,如果秦始皇还活着,只说一条理由为自己辩解就够了:我是秦国始皇帝,我要为国家安全负责!世人评价秦始皇是“伟人”也好,“暴君”也罢,暂且不论。但就筑长城本身而言,不能仅从劳民伤财的维度去考量。试问,历史上有哪个王朝能避免劳民伤财?从军事角度而言,我倒觉得秦始皇的确是个天才,敢想他人不敢想之事,能做他人不能做之事。他下令修筑长城,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劳民伤财,但着实避免了更多次数的外敌进犯,阻击了更大规模的杀戮流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秦国的强大。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即使主张不修长城的康熙,其实也是受过长城之恩惠的。据历史记载,明代修筑长城时,有意将“草茂之地筑于其内,使虏绝牧 ( 不能到长城以外放牧 ),沙碛 ( 沙漠 ) 之地筑于其外,使虏不庐 ( 不能设账篷或盖房居住 )”。而于长城内侧又修筑了一条宁 ( 即宁夏城今银川市 ) 盐 ( 今盐池县 ) 大道。其最初是出于繁重的戍军后勤供应运输的需要,但自万历二年 (1574 年 ),清水营“马市”设立以后,“商贩满关隘,茶船遍江河。”因而,“宁盐大道”客观上成为有武装保护的茶盐客商来往的“黄金商道”,在明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后来,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年 ) 春,第三次御驾亲征新疆噶尔丹的分裂叛乱,就是由花马池沿这条“宁盐大道”西渡黄河,到达宁夏府城今银川的。你看,康熙亲征叛乱,不也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么?可一旦坐稳了江山,他就好了伤疤忘了痛,不记得长城的护驾之功了。假如把康熙放到秦始皇统治的时代,没准他比秦始皇还急于筑长城,哪里还说什么“修德安民”的大话。
三
在我当兵的大西北宁夏,就有许多古长城,尤其是明长城居多。为了防止鞑靼和瓦剌贵族的南侵,明代在200 多年间,几乎没有停止过修筑长城。洪武元年(1368 年 ),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洪武十四年 (1381年 ) 又修筑山海关等处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 12700 余里,在宁夏境内分布为北长城、西长城、东长城。明代于这一带筑长城时,就地取材,多用黄土 10—14 厘米夯层,其夯筑时可以沿清水河而筑,更为取水方便。其靠近黄河处,即就近取用河水,黄河水本为紫铜色,长城及其它设施筑成后,呈现紫色,故又有“紫塞”之称。
被誉为“长城博物馆”的宁夏盐池,无疑是明长城的缩影。保留明显的有四条,其中明代长城三条,分别建造于明成化十年(1531 年)、明弘历十五年(1502年)、明嘉靖十年(1531 年),总长度为 186 公里。另一条为隋长城,筑于隋开皇五年(585 年),长 30 公里。隋长城在全国已十分罕见,因此盐池这段显得尤为珍贵。四条长城呈夹角之势将盐池包围,难怪它被称为“池”,而不是什么“城”或“堡”。
宁夏灵武境内也有古长城,而且是宁夏境内相对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土夯明长城遗址。这段明长城,西至(入黄河巨龙的长城小龙头)“两龙”交汇处,东至盐池境内。站在长城上放眼眺望,北边的毛乌素沙漠,南边的水洞沟景区地貌尽收眼底。从地势上看,古长城以内的灵武段,地势较高,易攻难守;而古长城以外的内蒙古段,则地势较低,一马平川。
当我看到位于灵武市临河镇的古长城时,我失落到了极点:放眼望去,古长城高高低低,断断续续,若有若无,跟过去的土墙没什么区别,全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绵长和雄伟。我不禁哑然:这就是千代称颂、万民诅咒、毁誉参半的长城吗?这就是防御万里边疆,承载千年兴衰的长城吗?它怎么能长得这般丑陋?
在灵武的古长城上行走,我看到一座烽火台遗迹。木牌上写着:烽火台,又称“烽燧”“墩堠”,黄土累夯而成,平时派兵把守,战时传递军情。据宁夏志书记载,明初宁夏烽堠 615 座,此其一也。此烽燧名为“镇虏墩”,为红山堡八大烽堠之一。这里的一段长城就是一个战场,一截土墙就是一座屏障。可以想象,烽火台究竟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又隐藏着怎样激烈的战斗故事与悲壮经历?如果说长城是中华的脊梁,那么延绵的烽火台就是连接伟大脊梁的骨骼。如果说长城是民族的胸膛,那么城墙上的千疮百孔就是我们永远的创伤。
既然是长城,就应当有绵延千里,绵绵不绝的“长”;既然是长城,就应当有累土九尺,固若金汤的“城”。而今,长城的“长”却一天天变短,直到变成“堆”、变成“垣”。长城的“城”也在一天天变矮,直到变成“墙”、变成“塬”。凝望风化流失的长城残墙和烽燧遗迹,我久久无语:当年那个金戈铁马、杀声如潮的古战场呢?当年那个鼓角争鸣、狼烟四起的烽火台呢?
迎着凛冽的寒风,我站在低矮的长城残墙上,遥望远方无际的苍茫,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岁月可以将杀戮与血腥剥蚀,战火可以将雄伟与威严踏平,但却无法抹灭曾经的历史兴衰,无法抹灭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战争硝烟已经散尽,但我们永远不能忘却那曾经的耻辱与伤痛:贫国弱军永远只能挨打求饶,唯有国富军强,才有固若金汤的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