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沔阳,无论城镇或乡村,历来有敲锣打更、查夜巡逻、防火防盗,保一方平安“打更”的传统。
小时候,常听到村子里“当、当、当”——“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洋火放高、不许娃们捞,洋火放矮、就要错拐”;“穷灶门,富水缸”…….打更的吆喝声。每天晚上,村里的“打更人”肩挂手电筒,手中提着一面铜锣,从村头走到村尾,从一个湾到另一个湾,一边敲几下锣,一边吆喝几声。把全村每天巡逻一遍,风雨无阻。等到全村巡逻完,打更人一直要吆喝到转钟。
敲锣巡村源于旧时的打更。打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由此产生了一种巡夜的职业即更夫,更夫也俗称打更的。在古代,人们缺少精确的报时手段,晚上的报时就几乎全靠打更的了。人们听到更夫的打更声,便知道了时间,按照惯例该去做什么了。
更,是古代的一种计时单位。旧时把一夜分做五更,两小时为一更。计时开始为落更,也就是一更,即晚上七点至九点;二更即九点至十一点;三更十一点至凌晨一点;四更凌晨一点至凌晨三点;五更是凌晨三点至凌晨五点,到了五更,天基本上就亮了。古人喜欢早睡早起,晚上一般是在八点钟睡觉,五更一过,便开始起床做事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就连皇帝爷也在五更天要起宫,开始准备早朝。
我国古代根椐动物出没时间和生活特征,将十二种动物作为十二生肖,即每一种动物为一个时辰,也叫十二时辰制,每个时辰相等于现在的两小时。老鼠排行第一(与“子”时搭配、为子时,半夜子时即深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以下次序为: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个时辰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如某小孩出生的时间是夜里九点至十一点,算命先生排八字,小孩就是亥时生人了。亥时也有人静亥时区分,是说夜色已深,人们也已经停止活动,都安歇睡眠了。
旧时每到一更,巡夜的人打梆子或敲锣报时,叫打更。古代的更夫十分辛苦,晚上不能睡觉,靠滴漏(古代有一种漏壶计时器,以细沙或水漏出的多少来计算时间)或燃香计时,来掌握准确的时间。打更也有许多讲究,慢打、快打、连打,一下、二下、三下………绝不能打错,否则,听更的会搞不明白。
古时候的人除了听打更掌握时间,也听鸡叫。丑时鸡鸣,第一遍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鸡开头口……鸡叫第三遍,也是鸡最后一遍大叫,天亮也就到了黎明时分。古诗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读书的该朝读了。
五更天后也就在天大亮之前,天光陡然会大黑一阵,万籁俱寂,一片漆黑,阴森恐怖。听老人讲:说是牛郎借了别人的锅,头顶着锅,走在还锅的路上,盖住了天,所以天就黑了起来。牛郎把借的锅还回后,天就大亮了。当然,这只是在当地流传的一个美丽的故事了。
大集体时期,老家村子有个叫宝元的老人,负责全村的查夜巡逻安全。这宝元老头无儿无女、孤生一人,七十多岁了,眼睛半瞎的,孩子们都叫他“宝元伯”。由于他成份不好,不够享受“五保户”条件,为了生活,也并没有谁去安排他,他自个地敲起了锣,干起了查村巡逻,积德做善事以求来生。我们村是在“学大寨”时由二个村合并的一个大队,有十几个小队,其中还包括小街的供销社、粮站、棉花采购站等单位。宝元伯每天走完全大队村子,视力差、走路慢,有时要吆喝到鸡子叫才回家,饥肠辘辘。无论是夏季天热,还是冬季寒风呼啸,宝元伯总是手提马灯,穿行在村子的每个角落。阵阵锣声,催熟千家万户温馨的梦乡;声声叮嘱,提醒父老乡亲警钟长鸣。
每年年终生产队社员分红的那天,宝元伯找生产队会计收点“锣钱”,即买锣的钱,实际上就是工钱、自己度日的生活费。看到宝元伯破衣烂衫的,不住地擦着风吹过留下的泪水,社员们个个怜悯起老人来:辛辛苦苦地敲了一年的锣,鞋子也不知磨破了几双,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忠于职守,保一方平安,应当的。会计叫宝元伯打张二十元的领条,老人接过钱热泪盈眶!可以去添一件棉衣,打两斤酒一个人过个年了。那时的二十元,相当现在的五百元呢。
“各家各户,防火防盗”。那时到处是草垛,小孩玩火;家里的安全小隐患;睡觉前有没有关门窗的…….人们听到宝元伯这铿锵有力的锣声的提醒,也都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劳累一天的乡亲在铜锣的提示声中入睡,心里感觉也特别踏实!
如今,打更人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远去,为确保城区社会治安,志愿者走街串巷巡逻,他们成为了新世纪的打更人,如提醒住户关好水电气等,赢得小区居民赞誉。旧时的更夫,作为一个专司时辰的职业,他是比打铁的、箍桶的、补锅碗的、戗刀磨剪的更久远的老行当,绑子声、锣声、吆喝声是人们的钟表。
时过境迁。民国时期,钟表普及了,更夫这一行也就逐渐被淘汰了,解放后就再没有更夫了,旧时的打更人也被时间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