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手表

几十年过去了，想起当年父母节衣缩食给我买手表的事，总让我感慨万分！  

上世纪70年代，我是一名普通的村小代课教师。那时，农村小学除分配下来的几名县师范生每月发工资外，其余的代课老师一律拿工分，年底参加所在的生产队分红。只是在代课老师中，任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的，每月才有7元钱的生活补助发放，其余的副课老师、村小附设的学前班老师则没有。  

偏僻的村小，校舍简陋。教室破烂不堪，缺脚少腿的桌凳东倒西歪；办公室地面坑坑洼洼，歪斜的办公桌借墙角支撑着；老师的统铺寝室斑驳泥墙，用废报纸糊满墙面。那时，农村没有通电，办公点煤油灯。自己种菜，各人从家里背米到学校，食堂炊事员负责一日三餐。倡导“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年代，我无怨无悔的在村小当代课老师13年，直到代课老师被辞退，才回家种责任田。  

那年月，老师们戴得起手表的根本没有，办公室正面墙上的大挂钟，主要是用于上下课司铃和老师办公掌握时间。记得，在初中下放到村小办时，刚开始，整个村小只有一个初中班，代语文课的我，也是初中班的班主任。教委强调抓质量教育，规定初中班要上晚自习。仅一个班，晚自习是没有安排老师上下课司铃的。在给学生上晚自习时，看月亮的影子射进教室，我会知道这节课所剩时间的多少，碰上上弦日、阴雨天，只能是凭感觉了。那时，我多想有一个小闹钟或一块手表。  

后来，村小推选了女“知青”姚老师来教音乐课，她那嫩藕般的手腕上戴有一块“上海”牌女士表。姚老师的办公桌与我相对，为节约计划煤油，有时，我们俩也共用一盏油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手表走时“嚓、嚓”的声响，真让人羡慕。她是城里人，知道的比我多，也曾问过她，买一块最便宜的男式上海表得花多少钱？姚老师回答我说，即使是质量最差17钻的、加表带，也得120多块钱，还得有买手表的计划票。我家年年超支，家境贫困，这120多块钱得卖两头肉猪，况且还要凭票供应，不说没钱买，就连手表票也拱不到，想买手表，天方夜谭。我只好攒上发放班主任生活补助的钱，托姚老师暑假回家，给我在大城市里带回一个小闹钟。这在当时来说，也许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戒掉了每天抽一包的“大公鸡”烟，不抽烟了，也节约了三分钱一盒火柴钱的开支。“一店穷十里”，我尽量的少进小卖铺，去买这买那。苦攒了半学期，终于叫姚老师写信她父母，并寄去钱，在大城市里给我代买了一个小闹钟。在姚老师的父母下乡来看望她时，他们把小闹钟带给了我，心里充满喜悦。从此，声音轻柔、时间准确的小闹钟，不离我左右，上课放在讲台上，备课、改作业则放在办公桌上。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买手表是在我结婚时的事。那时，人们结婚必备的“四大件”，其中就有手表。父亲看到村小有少数几个老师戴上了手表，于是卖掉了房前屋后的所有杂树，改栽水杉，将卖树所有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19钻全钢手表。  

当时，我父亲是村贫协主任，也推荐过村里的几个根正苗红的青年，充实到了区镇财贸队伍。听母亲说，手表计划票是找他们帮弄到的。  

第一次戴手表，我不知戴在那只手腕上，姚老师告诉我，手表应戴在左手，抬腕看时方便。摸着自己手腕上锃亮光滑的手表，盯着“上海”两个毛体草书小字，听着秒针“嚓、嚓”的响声，总显得自己有风度。我晚上睡觉也是戴着，爱不释手。也生怕弄脏，每天进办公室，在办公桌前坐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用镜布擦手表，再去擦眼镜，外壳上如有磨痕，就用牙膏去打光。心爱的手表，不分昼夜、忠实地履行着它的功能。  

这块手表，我一直戴了好多年。手表帮我掌握时间，也伴我走过的那个不平凡的流年。时代的发展，有了其他计时器，从此，这块手表竟被丢失，不知去向。生活有太多无奈，只有那已消亡的乡村小学，倾注父母心血的手表，一直定格在我记忆的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