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员

我是1975年7月高中毕业，回到自己的生产小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农活。当时我们的生产小队是出纳兼记工，有些忙不过来，于是队委会就推选我当了记工员。

谈到当年的工分这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评工记分。若要“打破沙锅问（纹）到底”的话，大致可以这样去描述：工分，是评定农民的劳动量和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方法，起源于解放后农村建立的互助组阶段。后来又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普遍采用。那时的农村生产队，按社员的劳动能力由高到低划分出一定标准，召开群众大会评议，确定每个人一天应得工分的底分，另外再在底分的基础上加些其它工分。底分的等级有男女壮劳力一般是十分工封顶，十分工也叫一眀（ming）工；也有五分、七分的、八分的；喂一头牛娃子有一分半，二分、三分的……举个例子；如张三评定的底分是八分工，还有晚上守夜加的三分工，那么他今天实际工分就是一眀一了。工分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依据，年终决算时，按照生产队的每一眀工折算的工分钱和每个人的年总工分之积，分取一定的劳动报酬。  

工分是按时间计算的，在农闲的冬季，一天出工七个半小时，农忙春耕十一个小时，“双抢”十三个小时，有时摸到半夜，其余时间八至十小时不等，“土皇帝”队长说收工才收工。挣工分度日的岁月里，这种分配形式导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钣的存在，使得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家里只要多有几把“影子”在生产队里晃，就能多分得粮食、柴火，吃油等。工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里评工记分才逐渐废止。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看，都是些陈古旧事再去提它有意义吗？这里我很是想说，你是没有经过那个年代，不知道这工分是命根子。我出生在那个年代，成长在那个年代，因此我对工分两字还收藏着深刻的记忆。既然有关农耕的事我已说了那么多，就不妨再多说一次了。  

想起自己当记工员也觉得好笑，一个小小的记工员，跟现在选举人大代表不分上下。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光有文化和出身好也不行，最要紧的是要人老实。村里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小时候，我文气、嘴乖，读书时学习成绩好得奖状多，打架、爬树，打鼓球的事我从来不去的，再则父母在村里也不逗人嫌，选举那天的群众大会上，采取无记名投票，结果我的票数最多，战胜了不是高中毕业的几个候选人，队委会研究通过了我。  

大集体时代队委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组织，由大队包队干部、队长（正）、副队长（财经队长/生产队长）、妇女队长、水利队长、民兵排长、贫协组长、会计出纳组成。记工员、保管员不在队委会之列。  

队里发给我一个小闹钟，记得是“五羊”牌的。后来兴戴手表，我父亲把屋后的一根大槐树卖了，花了五十块钱，给我买了一块半钢不防震的“武汉”牌手表。于是，我把小闹钟每天按时挂在队屋的墙墩上，方便社员们都能看到。我每天拿着记工本，提着小闹钟早早出工。当年毛主席戴草帽视察河南农村，那时的干部都流行戴草帽，我也买了一顶，草帽上还印有毛体“北京”二个字，还喜欢穿海军格子的长袖汗衫，记工员劳动少，流汗少。  

生产队也没有我的办公室，我们队会计和出纳合一小房间算账。我除每月底交工分榜给会计进这“财经办公室”外，平时是不乱进入的。办公室的门上写着“财金重地，闲人免进”；门的两边还贴着泛黄的对联；“闲人免进贤人进，盗者不来道者来”。于是，社员们找会计出纳都是站在外面，每年年底分红时，人们吃过晚饭，拿着私章，三三两两地陆续来到这里排队。  

父亲为我请木匠打了一书桌，三个抽屉，也不曾刷过油漆。既然是书桌，桌子上要有书啊，把自己看过的《艳阳天》、《连心锁》、《苦菜花》等，都放在上面，一盏煤油灯。公家除报销记工用的笔和纸外，每月给我报销两斤煤油。  

每天晚饭后，我会把小闹钟和手表擦净上紧发条，听着广播传来的“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校正时间，这也是每天的必修课，不然广播停了，钟表走的时间不准，会影响第二天全队的生产。接着就是把白天记在本子上的社员的工分，誊写在每月悬榜的工分榜上。人不觉得困倦时，不是看书，就是给村里的绣花的“坛子娃”们画鞋垫、枕头、肚兜、布门帘子上的花，先用纸画好后，再用复写纸拓在白市布上，复写纸的印迹好洗掉。  

我是娃娃亲，又同一个湾子，姑娘们所要画的花，都是通过她在夜里村后一片杉树林里，偷偷地转交给我的，所以从不含糊。她是“铁姑娘队”队长，比我记工员的“官”大。想起今天的我的那个她，当年总是爱头插一朵栀子花，面容清秀、身材苗条，笑靥如花的脸蛋镶嵌着两个不大不小的酒窝，银铃般的笑声从嘴角飞出，两条长长的辫子浓缩了那个年代的时尚。平时我俩在田间地头相遇时，她红着脸，把头扭到一边，我们互不说话，是因为有找我记工分的人们。从她那灼人的目光中，看得出她有好多话想要给我说。论年纪我们俩都十八、九岁了，但到底是很安份！  

还是说自己当记工员的事。在最初的日子里，那些冷僻字，不常见的字，农民自己“发明”的字，圈圈点点的象形字，而且在语法搭配上有错误的农活名的书写，着实“烤”了我高中生一把，写不倒或写错往往会有种种闲言碎语、冷嘲热讽，《康熙字典》上都没有的一些字，更不谈去查《新华字典》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照葫芦画瓢，冷僻字渐变为我笔下的常用字，也就情绪淡定，潇洒自如了。  

写的字不懂规矩有时候也会招来人们的骂声。就说这妇女的名字中，后面的一个字带“儿”的较多，如叫“宝儿”、“秀儿”“桃儿”“幺儿”等，这些人有的年岁已高，工分榜上就不能再写“儿”了，要写一左右结构的“女”旁加一个“耳”字才算对，真乃无处查阅…….再就是五花八门的农活的书写：点豌豆、扦芝麻、拈白菜......这些动宾词组的动词，都可以改为用动词“种”来写，可是行不开；还有如收粪、赶磙、倒杈、嘘麦子、扶耖子、乣葽子、掳水草，挑(割)猪草、堆堆（垛）……不胜枚举。总之，这里面包含着浓郁的方言土语，因此，也时常出现些以图和画圈来代替汉字了。  

我那时记工都是在太阳偏西时，到大班子社员劳动的地点去记，其余的时间就是记那些杂七杂八的工分，如放假的学生中午摘黄花菜的；队长安排收牛粪的需过秤，多少斤记多少工的；还有社员自带生产队没有的农具，折算成工分的，如粪桶，晒花帘子，乣的几提“葽子”，交来的耕牛过冬草等。最麻烦的是男劳动力到各家各户收农家肥到地里，一担一担的要盯紧……相比之下，记大班子简单的多，发现这个劳动小组谁没有来出工，先问组长，组长说某人病了或是家里来了客，跟队长请过假，我就在该人名单的后面打上一问号，再去到队长那里核实，如没有请假，旷工是要罚工分的。放牛的、喂猪的、管湖田的、种菜的、抽水的等等，都是固定的，月底的工分榜上打满对勾；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不记工分，队里只负责一月给他们多少筛好的米、油、柴火、瓜菜就行了。再就是民办老师，大队杂米房的机务人员是靠工。抽出去到社办企业的人员，他们交钱到生产队后，也是拿靠工。所谓“靠工”，就是队里的同等劳动力的前几名，一年工分的平均值。  

在队屋的墙上，挂有块小木板，木板上的图钉下有我一月一公布的几张《工分榜》，几天后，没有社员再提出异议了，我会把它摘下来，修改后重抄一份交给会计，以作为社员年终结算的依据。  

这要命的工分！人们拼死的去挣，到头来扣除一年的口粮、柴草、过年几斤鱼肉、瓜蔬及平时看病的支款等，本以为忙乎了一年，能进几个钱，过个热闹年，但到年底分红的时候，会计公布队里一个工几毛、几分的，都冷了半头腰，大多数家庭都成了超支户。我家弟弟妹妹多，当时只有父母和我在挣工分，我是七分工，大妹妹放二头牛娃子是三分工，两姊妹才顶一个劳动力。我家年年是超支户，我父母也不好吃懒做，家里的口粮总是青黄不接，吃着五谷想六谷，常年的菜粥、红薯粥，嘴都喝尖，如我多吃，被父亲骂作“饭桶”是家常便饭的事。  

这说来也不要去怪谁，大集体“大锅饭”，人们是“无心做伙计，荡桨不出力”。一亩田才收两三百斤稻谷，分给社员的是每人每月四五十斤毛粮食，哪能吃饱肚子？人们是“走起路来颤颤倒，哪有劲拿浇瓢”......  

算起来，我当记工员就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初中下放到大队办，我在附近的学校当了民办教师，还是逃不脱拿“靠工分”。悠悠岁月，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不是自己想整理一下昔时农耕系列的回忆，也不会想起自己曾经还当过记工员。  

改革开放后，我进社办企业跑业务，两脚走遍天涯海角，从此，再不挣工分了，时代总算改变了我的命运。细细想来，我与父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是靠挣工分来养家糊口，而我在外地这些年，则是靠打工挣钱来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