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

了解一个人，最便捷也是最精准的途径应是看其与家人的书信。《傅雷家书》全书溢满了严父千叮万嘱、循循善诱的舐犊深情，看其家书有种静水流深的宁静与深邃，情感炙热，笔尖却显得波澜不惊，纹丝不乱；而同样是性情中人，梁启超却是内心世界纤毫毕现，尽展笔端，看任公家书，就像于亭下观赏那漴漴的山间溪水，一路蜿蜒，跌宕多姿，尽入眼帘。

任公一生儿女众多，用情最深的应是其长女梁思顺，其家书中随处可见的“肉麻话”便是佐证：“因思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故念汝不能去怀，昨夕酒后作一短简，今晨视之乃连呼汝名耳……”“汝近顷照相否，吾极欲见汝近影。”“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呜呼，吾此时深望吾爱女，安得汝飞侍我旁耶？”此类脱口而出、直发心扉的快人快语是应接不暇，俯拾即是。

这些言辞哪像是出自旧时代一个传统父亲的笔端，尽是现代慈母的心境与言辞。《傅雷家书》中这类“肉麻话”，当然也有，特别是傅聪刚出国的那个阶段，诸如“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教人怎么舍得！”然而不多，多的是理性的剖析与细细的叮咛。相较而言，傅雷用笔要内敛与克制得多。

思顺受其父疼爱，亦是自有其因缘的。思顺是任公的第一孩子，在她之后，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但没过多久就夭折了。一直到八年后，也就是1901年，母亲才生下儿子思成。也就是说，在那八年里，梁思顺一直是梁家的“独女”，独享着父母与祖辈的万般恩宠。这份恩宠并未因弟妹的次第到来而减少半分，反而随着她的不断成长，她还被父亲当做“小助手”和众多弟妹的“小导师”予以精心栽培，承担着上传下达、替父分忧的特殊使命。

任公一生颠簸，还曾一度流亡，其与家人是聚少离多，很多“旨意”就要靠这个乖巧而又上进的长女去一一落实了。夫人李蕙仙一意“投机”，任公远水救不了近火，只好将这个“顽疾”交给思顺去处理，“当告汝母切切不可再投机，若更失败，吾力亦实不逮也。”同一信中，任公稍后又说：“但宜力谏汝母，勿再投机，汝叔不允救济，吾亦无法也。”

看到这里，我就不由得开颜一笑：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即便是名流、大咖亦不例外。胡适夫人江冬秀好打牌，胡适对此亦是百般的无奈。

思顺劝谏母亲之余，还承担着督促弟妹学习的重担。“然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也。可令其熟诵，明年侍我时，必须能背诵。”“令其熟诵”这类重担，就交给思顺这个长女了。在136份家书中，梁任公单独写给长女梁思顺的就有63封之巨，了解了思顺在家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之后，我们就不觉得奇怪了。

思顺出嫁之后，任公与其的书信并未减少，依然像个慈母一样隔三差五的问寒问暖，爱心不减。

想当年，先父对我大哥的教导是最为严厉。如今思来，应是为我们树立榜样，好让我们兄妹五人“效尤”。任公与先父在教育众多儿女上之不同在于：一个是培养小助手，一个是树立榜样。不想思顺既成榜样，又成了助手，合二为一。更多时候，她还是其父倾诉的对象、交心的朋友。看梁启超家书，便知任公心中藏不住话，至少对思顺是如此，不管大事小事，事无巨细，任公都要向思顺一一倾诉，“吾党败矣”，事业失败了要倾诉；“灯火尽熄，茶水俱绝”，居住环境恶劣也要倾诉。父女之间能处成这样，时下能有几家？

我在外读书期间，父亲亦时常给我写信。可恨当时不知珍惜，如今想看先父的书信，竟是遍寻不着。女儿在外读书也快近五年了，我们跟她联系不是电话就是微信，从未写过一封书信。如今谁家还写信？妻子大都是通过微信语音与其聊天，直接快捷，就像乘高铁；看我在手机上一笔一划地码字，她就急。她哪知道，我在一字一字输入的同时，其实亦是在遣词造句，斟酌语意。

若是换成现在，我就想：傅雷一定是字斟句酌地采用文字交流，而断不会用语音输入；而任公呢，则一定是采用语音输入了，他那充沛的感情那等得及一笔一划慢腾腾地输入？早就脱口而出，一泻千里了。

任公说自己“笔锋常带情感”。看其家书，还真是一点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