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的痛苦

曹聚仁与张爱玲同为1951年前后相继由上海南下香港的内地知名作家，且为世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后世研究“张学”的人不少，而对曹聚仁的关注，却显得有些“凉薄”。

撇开曹聚仁的大量著述不说，单是其自身经历就是一部“传奇”：他教过书，做过教授；办过杂志，任过总编；当过记者，上过前线；做过“密使”，奔走两岸……张爱玲是作家，曹聚仁则是集作家、学者、记者、爱国人士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如果可以比喻的话，我想张爱玲像幽深且门户紧闭的巷弄，神秘却又令人沉迷；曹聚仁呢，就无疑像巷弄尽头的街市了，物品丰富却有些杂乱。二人的贡献与区别，不妨用一字来概括，前者重在“虚”，后者重在“实”。张爱玲整天忙着小说家的事；曹聚仁则着意向司马迁看齐，却又无法专一。

曹聚仁自己就曾多次提到“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是研究历史的”，现实却又无法让他真正静下来走进历史。不过，这个念念不忘研究历史的人，其本身就是一部翔实的断代史，余者不论，单是看他的《我与我的世界》，不论是文学价值，还是史料价值，均足与钱穆的《八十忆双亲》相提并论。

谈到他的《我与我的世界》，似乎又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曹聚仁）说明《我与我的世界》将分三卷，约共一百万字，已经写好的，不过十之三四。”也就是说，《我与我的世界》乃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尚不到三十万字。

天天写，写了一辈子，到头来竟没有时间写完自己的一生！被迫搁笔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曹聚仁著述的优点与缺点似都在一个字——“多”。

“他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他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像我这样手停口停的人”，不写就得断炊。他不像张爱玲“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在内地，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在这种情况下，文章的量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他自己就曾说过：“我在上海只是一心一意地教书，并不卖文为活；写稿子只是我的副业……写了文章，有时再改三改，才去交卷。不必如今日这么爬格子，爬了格子，便出门不认货的。”

晚年的曹聚仁更是疾病缠身，“病了，收入大减”，“为了生活，每日挣扎着过”。顾了眼前，就注定顾不了长远。从某种意义上讲，曹聚仁只能是以量取胜，而张爱玲则依然可以坚守品质。

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啊。

一个作家，最好要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方能静下心来“精雕细琢”，“再改三改”。

他的《天一阁人物谭》《听涛室人物谭》等“人物志”就不能完全做到孙犁的“四并重”：“记言记行并重，大节细节并重，优点缺点并重，客观主观并重。”再加上受栏目版面的限制，很多文章就免不了要顾此失彼。

对于一个精通写作的人来说，这又是一道枷锁。他天天“戴着镣铐在跳舞”，看得读者跟他一样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