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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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刚刚完成元代松江文化史及好几位潜隐于九峰十二山的诗人的探寻写作。元代松江文化成就辉煌，诗坛璀璨,令松江人欢庆鼓舞。今天，我的追寻脚步迈向了明代。
入夜，我的追寻脚步匆匆穿过了几百年的松江古城，耳畔忽然响起这样的诗句：“落叶萧萧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一声新雁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
多么熟悉的诗句！那是明代著名诗人袁凯的诗。我一路走一路回味着这个陌生故乡人的诗情、诗意，让我情不自禁地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开始研究起这位明代的著名诗人。
窗外，松江这座城市早已隐人夜空。远古的松江古城却浮现在了眼前，一个问题忽然蹦了出来：
在松江，谁是明代的开山诗人？
住在闹市区，安静难得，特别是在午夜。我遥望西林寺，头脑里满是这个诗人袁凯，忽然手机响了，是上海市奉贤区的一位文友打来的。说来正巧，那位文友也正在研究明代诗人袁凯。他问了我许多关于袁凯的问题，出身、经历、代表作，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明代诗人袁凯究竟是我们奉贤人还是你们松江人？”
我肯定地回答：诗人袁凯当然是我们松江人。我当即把上海著名文化学者沈敖大的研究结论告诉给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松江籍全国档次的文人，在明代袁凯属第一位。”
他又问：“那么有的史书上说，我们奉贤区青村镇陶宅村这个地方曾是诗人袁凯居住过的，他的故乡应在奉贤。奉贤区地方志曾有过记载。”
我回答：“你们奉贤区青村镇陶宅村确实是这个诗人袁凯隐居过的地方，这只能算作是他的第二个故乡。我顺便告诉他，自己正在研究明代文化史及历代文化人物，有关诗人袁凯的方方面面我会告诉你的。”
听完电话，我心里立即为诗人袁凯高兴，他可算是明代中国诗歌界的一个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只要这位诗人来过、居住过，松江人记着他，奉贤人也没有忘记他。
这一夜，我的思绪里反复迭现着这位明代松江籍的诗人袁凯的身影……
史料有记，袁凯字景文，江南华亭人（松江人），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是明代有名的诗人。
大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
从史料上看，诗人袁凯是松江人无可争辩。
史料又记，《明史·文苑》里有诗人袁凯的传略，在短短二百馀字中，除了交代他生平行状外，还记述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属他的政绩。他看到朱元璋轻易杀戮功臣，便委婉上言：“诸将习兵事，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请）通经阅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朱元璋采纳了他的用心良苦的建言。
还有一件大事属他的诗歌成就。他的《白燕》诗，在明代时期成为当时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作为诗人的袁凯，是一个耿直、真诚、卓著的人物。这在气压如此低、天光那么暗的明代社会竟敢向明太祖朱元璋上书建言，实在难能可贵。幸亏，他在上书建言时，那时的明太祖朱元璋刚坐稳江山，疑忌心大膨胀未到时候。我读过明史，这位明太祖朱元璋是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他的内心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后来，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这一切，作为一个诗人的袁凯，当然无法阻止皇帝的滥杀无故。但他努力劝说功臣们尽量不说错话。这种文人的善言相劝，史学家还是给他记上了这一笔。
在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袁凯在品格上具有二重性：一种是敢于向皇帝良苦建言，另一种是能好心向功臣们善言相劝。其出发点，就是让明代进入一个国泰民安的新社会。
真正的诗人的天性总是这样：要为天地立心，要为生民立命，要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诗人都是这样，如屈原、司马迁、苏东坡等。这是诗人的一种情怀，也是文化人的一种良知。
然而，诗人袁凯的天真善言，到后来还是被疑忌心日益膨胀的皇帝朱元璋一路“追杀”。
据明代吴郡文人徐祯卿的《剪胜野闻》、文人祝允明的《野记》和文人杨仪的《明良记》等篇章中，均有详细的记载，“诗人袁凯的人生充满着艰难、困苦和屈辱。”
华亭学者陆深，在他的《金台纪问》文中，其记述翔实而具体。皇帝朱元璋对诗人袁凯的“追杀”,几经反复，手段多种多样：
其一，“太祖怒，将文学家袁凯下之狱”。
其二，三天后，有意放了他，仍让他当御史，每天临朝，皇帝朱元璋就指着他说：“是持两端者！”在这种情况下，袁凯不得不在上朝过金水桥时装疯，“仆地不起”。
其三，皇帝朱元璋令：“风疾当不仁。”让人用木匠钻扎袁凯的身体，“凯忍死不为动”。如此这般，皇帝朱元璋才放这位诗人袁凯回老家。
其四，诗人袁凯一回到华亭，便“铁索锁项，自毁形骸”。皇帝朱元璋仍不放心，说“东海走却大鳗鲡”，同时又派人到华亭宣旨，“起为本郡儒学教授”。文学家袁凯“瞠目视使者，唱《月儿高》曲”。使者还报说真疯了。皇帝朱元璋仍然不信，又派特务跟踪观察。于是，诗人袁凯“使家人以炒面搅砂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潜布於篱根水涯”，然后“匍匐往取食之”。通过这样的一系列残忍手段，皇帝朱元璋才相信袁凯也许是真的疯了，才换得这位明代诗人“以寿终”的人生结局。
可见，皇帝朱元璋迫害文化人的用意和手段，令人发指。
诗人终究是诗人，袁凯只知道自己仅仅说了几句善言的真话，却不知道自己早已得罪了这位皇帝朱元璋。紧接着，这位皇帝气势汹汹，步步紧逼，他这才感到自己的言论惹了大祸，时有害怕，于此他故意要演一出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疯子角色出来。他在疯疯癫癫地行走，在压抑、苦闷中生活，善良的故乡人只在路边为这位诗人默默流泪。
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的松江百姓不认识这位诗人袁凯。贫瘠而愚昧的松江古城，一个国家级的松江籍有才华的诗人，竟被迫一步步走向癫疯，整个明朝在丢脸。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稍停一下。我相信有良知的人都会在这里颤栗。袁凯是一个多么有才的文学家，却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一种卫护力，没有一种正常人的姿态，不但不能让他施展才华，反而逼得他只能装疯卖傻，这种邪恶、低贱、粗暴的政治气压，哪有一个文化人的生存可言，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生牢笼。作为明代文学家的袁凯，既没有行为能力，又没有语言的自由表达，他只能被天子抓在手里任意搓捏着。一个文学家的无奈命运，使我想起了一位远古的科学家伽利略，他曾发明的望远镜是观察天体的，这在天文学上的重要创造有力地证明了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想不到的是，伽利略的这一创造，却遭到罗马教廷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如他坚持科学真理，就会被教会处死，在严刑逼供下，伽利略不得不做了忏悔，造成了意大利科学研究停滞不前，后来他又写出《两种新科学的对话》等伟大科学著作，这便形成了伽利略的曲线人生。文学家袁凯也同样，为了文学创作的辉煌，他走了一回人生的曲线。有文化良知的人都能理解这位文学家的超拔举动和良苦用心。
文学家袁凯在人格上所存有的这种二重性，致使他的人生轨迹如何走向？他铸就的诗歌成就体现在哪里？我带着这些问题去松江古城、奉贤青村镇陶宅村二地去寻找他的足迹，真切感受一下这个明代文学家的遥远情怀。
我找遍松江古城，没有他的遗迹，只在一些史料中了解到，他的老宅在西林寺的西边。为了弄清楚这位文学家袁凯在第二故乡---奉贤青村镇陶宅村留下的足迹的真实历史，我专程去了奉贤。那天，我从奉贤青村镇陶宅村附近车站下车，与日常游玩一样，想找到这位文学家袁凯的墓，好在这位前辈面前长久盘桓。结果没有他的墓迹，只得去查阅他的史料。我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记载，便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由于年代遥远，我只得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结论：
于明永乐1409年，文学家袁凯在一户亲戚家过上了一段隐居生活。
史料有记，于明永乐（公元1425)，文学家袁凯在松江华阳老街病逝。
我又化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史料，又多次去寻找这位文学家袁凯的遗迹，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回到书桌，我在试想，要是松江、奉贤二地能有一个袁凯的墓那该多好，可以热热闹闹地来纪念这位几百年前的文学家。冷墓没有一个，庭院更没有，不会让游客们在此拥挤。这对我这样的文化寻访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
无奈，这位文学家袁凯的原始神韵，只能靠世人的记忆了。
袁凯在明代实在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诗人，但人生苦难也真是被他尝遍尝够了。因战争他曾避乱过，因罢宫曾流放过，因兴邦曾执教过，因孤傲曾隐居过，由此走向了清醒，走向了佯狂。他有时厌弃人世，有时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醒，自感到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他在人生中的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和文化上的构建。在这一点上，远古松江的老百姓、奉贤的老百姓凭着一种直觉能感触到了这位文学家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来的一种文化记忆。
在明代松江，第一位享誉国家级的文学家袁凯的人生竟有着如此强烈的悲剧意识，这个朝代的头开在了松江，实在有的心寒。好在袁凯的文学创作立足于松江、以心中的意象将潜藏下来的神情超逸、天性天籁予以人性的唤醒。这是一种美学的唤醒，内心的唤醒，从而唤醒了人的生存本性，唤醒了现实社会，唤醒了松江文化的传承。
之前，我对文学家袁凯的诗歌读得不太多。但有一首诗歌印象颇深。这首诗的诗名叫《白燕》。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相传：
有一次，一个诗人对文学家袁凯的这首诗《白燕》很喜欢，以为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十分推崇。这位诗人将这首诗举荐给了当时在诗歌界颇有影响力的著名诗人杨维桢，杨维桢一读这首《白燕》的诗，对诗中“珠帘十二”、“玉剪一双”等诗句十分赞赏，评价甚高。而袁凯却说，“诗虽佳，未尽体物之妙”，然后呈上自己的《白燕》诗，给大诗人杨维桢。不妨，让我们与诗人杨维桢一起，一同欣赏这首诗：“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应见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当大诗人杨维桢读到“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仍未归”等诗句时，“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从此袁凯就有了一个“袁白燕”的美称。
袁凯的是一个喜欢交友的诗人，“宾友远来集，笑语纷以哗”。对于诗友，他生中求熟、熟中求生的。作为一个松江人，他喜欢交来自于异地的诗友。如果谈得知心，又谈到了诗，那就成了诗友，可以吃住不分家，与诗友们在一起诗酒酬唱，这样的情景，“确实让袁凯乐以忘忧”。据史料上记载，元末明初的松江，从各地涌来了许多文化大家、艺术大师、诗人，这些才俊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如倪瓒、陶宗仪、王蒙、王渊、朱泽民、朱叔重、张中，等等。袁凯与这些文化人都有着密切的交往。袁凯在当时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这些交游的情况，既丰富了古代松江的文学宝库，也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文学宝库，为文学史、绘画史、书法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许多艺术大师曾借助袁凯的诗歌得以栩栩如生地展现给后人，画家王蒙便是其中一个。由此他们俩很快成了文化上的莫逆之交。
纵观文学家袁凯的一生，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或隐或显地反映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心灵世界。据史料记载，文学家袁凯曾自编了一套诗歌集，其名为《海曼集》，四卷。
从文学家袁凯一生的诗歌创作上看，我以为，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其一，深深的思乡情怀。
在袁凯的大量诗歌中，其成功之作、颇有诗坛影响的，大多是描述旅人的思乡之情，从中抒发了诗人的真实情怀。在此，我引用二首：落叶萧萧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一声新燕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客中夜坐》；“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一杯椒叶酒，未敌泪千行。“《客中除夕》。
还如《京师得家书》、《淮西夜坐》等诗文中，详尽写出了这位文学家远离故土后，时常泛起的幽思之情和万千思绪，情真意切。
同时，文学家袁凯又以一个飘泊异乡的旅人身份来写因战乱而给人生带来的种种苦难，让人深思。
其二，古体诗学的传承。
文学家袁凯在诗学上颇有研究，既对魏晋诗派风格的研究运用，又对唐朝诗人杜甫的研究运用，并将此融会贯通：“不囿于古人，有自己意境。”
如他的《从军行》、《杨白花》等诗篇，体现了一种魏晋古风的“古朴激越，余韵悠然。”
还如他的律诗《采石春望》、《京师归至丹阳逢侯生大醉》及七绝《淮东逢张十二信》等诗篇，从中“流出肺腑，卓尔自立”。颇有唐代杜诗的浑厚深沉、真挚含蓄之风。
其三，隐晦、曲折的思想流露。
由于文学家袁凯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使这位诗人的思想情绪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所以，在他的许多人生故事和诗篇中，都曾流露出一种隐晦、曲折的思想情绪和他的内心世界。
其四,文友间的共同趣尚和深厚友谊。
明代著名画家王蒙是文学家袁凯的文友，友谊十分深厚。袁凯曾在《海受集》诗集中，有两首诗是专为王蒙而作，从中可以了解到文化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精神世界。
第一首诗是《王叔明画云山图歌》。此诗是一首画面生动的叙事诗。据诗中
所言，至正乙巳三月初，王郎远采访老夫，可知此诗作于至正乙巳年(公元1365年，岁在乙巳)，王蒙也是在这一年客吴。1365年的春 天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王蒙远道而来，未及寒喧便向主人袁凯索纸作画，朋友之间的莫逆之交跃然纸上，所画林下丈人在睁蝶的环境里身着商周时代的衣服，心态悠闲。这分明就是袁白燕和王黄鹤二人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
第二首诗是《浦上木芙蓉盛开约黄鹤山人共观》。此诗是一首写景、叙事和抒情兼融的好诗。据诗中所抒，“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清代孙星衍语)。秋天江浦上芙蓉花开了，袁凯约上王蒙一起去观赏，对着沙禽喝着小酒，何等的惬意。从中看出袁凯和王蒙俩的共同的趣尚和友谊。
其五，隐居生活中的精神宁静。
文学家袁凯是迫于当时明太祖朱元璋的残酷专制，不得不采取“佯谬”的
方式来自保，尽量不去过问社会功利，尽量不去过问世俗目光，不再去过问文坛褒贬。如此几度隔离现实社会，他在宁静和孤独中发现了独立精神活动的快感。这种人生快感，他用诗歌的这种载体给抒发了出来。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诗人毕竟是诗人，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只能是这样了。这在他的《黯耕隐》诗文中有着充分的表达和流露。
其六，《白燕》诗篇，独领风骚。
文学家袁凯的一首著名诗篇《白燕》，其诗意境深远，从而确立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地位。
在明清两代的许多诗人中，对“白燕”的意象具有极大的兴趣，用研究《白燕》诗篇的学者们的话说，这首诗成为明清诗坛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从这一点上说，诗人袁凯的《白燕》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
综上所述，文学家袁凯的诗歌成就是十分卓著的，他为明代松江诗坛开了好头。正如学者何景明所说：
“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
据史料记载，袁凯一生著有《海叟集》4卷，附“集外诗”（一卷）。
袁凯是一个诗人，这与明代松江即将到来的辉煌构成了一种遥相呼应，但可怜的袁凯，早已面临着明代王朝的日趋衰落，使他无法施展才华，只得躲在自筑的茅屋里，用诗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神小天地。正是这个精神小天地却给松江文学家史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