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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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刚参加工作。 所在的工厂，是个生产出口贝雕画的地方。 贝雕画很美，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可是制作它的过程不太美:带着腥味甚至还有点臭味的“蛤蜊(我们这个字发“le”音)皮子”，用每分钟2800转的砂轮磨出各种部件，一不小心，手就会被砂轮“打”出血，破大料、厚料时，用力大，一受伤甚至都能看见骨头！每个贝雕工人的食指指甲都是偏的，手上这里那里都有疤痕…… 现在40多年过去，这些还不是最深刻的记忆，最深的记忆是总加班加点，是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厂里“连轴转”几天，是那每每干到半夜的困乏。为了赶出口任务的工期，“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我们当年那些热血青年，仿佛没有任何怨言，厂领导一说工期紧，一说贝雕画不能按时到大连口岸，我这个团书记兼广播员用大喇叭一喊，100多个团员青年会立即把行李搬到厂里，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地干它几天几夜，冬天的夜里，我都到外面端过一盆一盆的白雪，给困极了的伙伴们擦脸……
那时候，能不能加班，是一个青年进不进步的标志。我们是每个季度都要发展团员的，现在回想，那时候入团好像比现在入党都严都难：团小组讨论提名、团支部通过上报、所在班组、工段征求意见然后政审外调……每个程序都严肃认真，缺一不可。 做贝雕画框的三工段，一个男青年被报上来3次，都因为有异议，通过不了.异议就是他老不加班加点，每天一到下班时间，他肯定雷打不动地出厂大门，谁说谁叫都没用。他还不说原因，找他谈话就是闷头不语。平时工作任劳任怨没的说，一任务紧时，他中午吃了饭就拿刨子干活，班长段长都说他除了不加班加点，其它早都够团员了。
那是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我和他的段长，一起来到他的家，就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加班。 天热得仿佛要冒火，他家住的地方空无一人，打听都没人问。没办法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没想到一说他，那人竟说：我们这地方没有不知道他们家的！要找他家，白天就上铁道边吧，他爸他妈一准在那，去了你们就看见了，一个老太太推着轮椅，那就是他爸他妈！
我们不明就里地来到铁道边，果然看见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在一辆破旧的轮椅旁，正汗流浃背地照顾轮椅上的人喝水。我们转到轮椅前面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轮椅上的人就剩了半截上身，是个半截人！ 我们刚说明身份，两位老人就双双痛哭流涕了，特别是父亲，哭着都要从轮椅上往下摔：我死了算了，我拖累我儿了！我和段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扶住他，劝慰他们稍稍平静下来。 老人告诉我们，他原来是鞍钢运输部(现在叫铁运公司)的板道工，一次事故被溜车齐齐地轧去了双腿。他在家还实在呆不住，就想到铁道边看火车，看铁轨，这里的道钉他看着都亲。“就是苦了老伴和儿子了”，老人说到这又流泪了：“我这身量，老伴抱不动，从儿子上班起，就得他走前把我抱上轮椅，下班回来把我抱上床，所以，他加不了班啊！我影响了孩子进步，他还要脸，不愿意说他有这样一个半截爸爸……”老人说着又号啕大哭起来！
回到厂里，都4点多了，我马上召集团总支委员会议，流着泪说了这一切。大家一句话没有，默默地全部举手同意他入团。 下班前，我亲自把入团志愿书送到那个男青年手中。
前年，在街上碰见那男青年，说起他父亲，他眼里有泪了，说他最大的遗憾，是老也没有时间，好好陪爸爸看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