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仁寿街”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仁寿大名叫"仁寿公社"，小名叫"仁寿街"， 这是仁寿留给我童年的第一印象。

那时候，正值文革时期，我八九岁的样子。第一次去是坐在生产队交公粮的板车麻袋包上面，由大人拉着，来到坐落在桥下大队大桥附近的仁寿粮站。当年的稻谷，记忆当中是每百斤九元钱。各个生产队运来的粮食都是用麻袋装的，大部分都是用板车拉来的，很少看到手扶拖拉机。那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这是我们家因故迁移到仁寿后，生产队第一次交公粮，也是我第一次随大人到“仁寿街”玩，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很热闹，很好玩。

稍长几岁后，生产队里的大人告诉我，说仁寿粮站站长叫什么浩的（据说这位老先生已仙逝），与我名字后面的一个字是一样的。有些爱开玩笑的大人借此经常摸着我的头，说我头顶平平的，头大大的，长大以后也可以当个"站长"什么的，不要像他们那样"撸锄头柄"了。那时候我啥也不懂，啥也没想，只是觉得我名字后面的这个字，在学校里是没有其他同学跟我一样的，生产队里也没有，好像自己的名字有点特别，不像有的同学叫“旺”啊、“富”啊，那样与乡土紧密联系，感觉自己有点孤独。

再过了几年，我十三四岁了。在寒假假期的一个傍晚，天气很冷，我独自一人到金山垄"放老鼠筒"去了。所谓"放老鼠筒"，就是用一段小口径毛竹制成小竹筒，筒子前面钻两个小孔，用细麻线与立在尾部的一湾竹片连接起来，尾部内装有保险钩，老鼠撞入筒内吃大米（三五粒）时，只听"咔嚓"一声，老鼠头就被夹住了。那次我在山中放了十七把筒子（每隔一小段山坡放一把，将筒子插在有“老鼠路”的地方，然后在路边做一个记号），没想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出发既有早收获的愿望，更有一旦"打空筒"（意思是一只老鼠都没夹着），也可以将筒子藏在山脚下，免得被他人取笑"打空筒")，我冒着严寒进山收筒子时，筒子里收获了十只山老鼠。这是绝无仅有的，是很意外的，这是我今生最好的成绩了，我心里想。我承认我不是"杀手"，也经常“打空筒”，我甚至连筒子都做不好，要哥哥帮我做，我怎么能收获这么多呢？我觉得这完全是碰运气罢了。

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带上熏蒸好的七、八只金黄色"老鼠干"（那时我自己已会熏蒸了，就是将老鼠用烧开的水退毛后，再用糠壳放锅里熏蒸）到"仁寿街""赶圩"去了。等到快中午时，大约一斤样子的山鼠干，卖了八角钱（记忆中是八角钱一斤）。那高兴劲啊，就甭提了。于是，我先到有"修佬"经常光顾的、仁寿街唯一的供销社饮食店，用二两米票、一角二分钱，吃了一碗面条（虽然只是酱油干拌，但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这个“修佬”（据说早些年已去世），在我的记忆中，是有如孔乙己那样的人，二三十岁的样子，个子蛮高大的，脸阔、头发长长的，眼睛似乎很有神。不同的是，他总是穿着蓝色的、又油又脏的短上衣，在店里等他人吃完后，再去捡碗中的残汤剩饭吃的。据说他人还是蛮厚道的，只是懒，只要饭，不要钱，有时也到店里帮忙洗洗碗什么的。我与父亲有时去赶圩，父亲偶尔也会将碗中的面食分些许给他吃。在我看来，在当时，他就是 "仁寿街"的一道风景线了，我也很乐意见到他的，虽然他常常用眼睛瞪着我看。

吃完午餐后，我又到对面供销社书店转一转，花了不到二角钱，买了一本四届人大会议报告单行本（那个时候书店里没有什么书可买的，加上我上学时经常帮下放干部到大队报刊点取报纸，也喜欢看一些政治读物，且这个单行本比较便宜，好像也就几分钱，就买了），还有一本其他小人书。最后，再到隔壁供销社食品店打了一些酱油什么的，就踌躇满志地走了七、八里地，回家去了……

"仁寿街"，在我童年、少年的八年半时光里，是"神圣的"，她就是我心中的“大地方”了。有圩"赶"，我是很乐意去的；有包裹，我也是很愿意去领的（当时老家亲人不时会寄些茶叶过来，父亲母亲总是交给我一本有如“护身符”一般的父亲的"复员军人证"，叫我去邮局领）；生病了，也经常到仁寿卫生院看医生。当年河对岸堤坝上的大幅红色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离粮站不远处墙壁上“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幅字，今生永远不会忘记。

回忆总是很遥远，但仿佛就在昨天。至今追忆起来，想起我与“仁寿街”的故事，“仁寿街”这个印象就越来越清晰，名字也就越来越亲切，已然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衷心希望“仁寿街”的明天越来越好，越来越美！

（2019年6月22日初稿，2024年5月3日修改，2024年10月2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