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

想到行云流水这个词是因为正在听的禅乐，禅乐是中国古典音乐，它是古代乐师们，根据古代禅师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证得的人生哲理而创作的诗歌，进行谱曲演唱而形成的一种传统古乐。禅乐应该跟中国的禅诗甚至更早时候的田园诗山水诗有关，都是有文化修养的人们远离政治漩涡，修心养性，自我调节，自我保全的产物，根据我对文学史的了解，认为文人（这里指的是文学家）不适合涉足政治，因为文学属于感性范畴，政治属于理性范畴，不够感性的人成不了真正的文人，而理性不足的人成不了政治家，也不适合从政，而且政治圈的水太深，天真浪漫的文人们涉足政治的一般都没有什么好结果，轻者被掐监入狱，重者流放边境家破人亡，文学史上这样的人和事太多了，战国时期楚国文学家屈原，汉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唐代的文学家柳宗元，宋代的苏轼都是文人从政而遭遇磨难的最好例子，而中国的文人好像对政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好像不做官，不问政治就一事无成，涉足政治吧又不愿参与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抒写山水情怀，参禅悟道、修身养性成了文人逃避政治的一个精神寄托。扯远了，还是回到音乐的话题。

音乐是感情的抒发也最能陶冶人的性情，好的音乐像无形的手，轻抚着听者的心，安抚着听者或浮躁或悲凉的心绪；纯音乐是无形的，只凭声音，就可以表情达意，可以表现风表现雨，表现快乐或痛苦，表现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和人对之的感受，它像人的意识流，像四季流转的风，像无色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空气，总是无影无踪，如此，说音乐像行云流水好像也不合适，只有用四季流转的风和无处不在却又难觅其踪的风形容纯音乐最合适。可是，古典禅乐就是给我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感觉是听者的感受，并不是音乐的本质，本质上说音乐还是无形的，虽然无形，却是表达感情的最好载体，人类的喜怒哀乐、所有最宏阔最幽微的感情都能用音乐表达。我不是学音乐的，音乐应该还包括歌曲，因为所有的歌曲都能脱离歌词用纯音乐表达。

音乐有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先说有形的歌曲，少数民族歌曲和西北民歌与江南民歌的风格就迥然有别，蒙古族民歌悠远粗犷，因为大草原开阔辽远一望无际，人站在草原上，无论怎样放声高歌都不会影响到别人，所以越唱歌声越高亢悠远，越唱歌声越宽宏浑厚。最喜欢一首蒙古族民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草原遍地花，草原好像绿色的海，毡包好像白莲花，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歌词清新优美，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眼前，曲调舒缓悠远，唱起来让人心胸开阔畅达。西北民歌与草原民歌也有区别，西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风沙多水源少的现状，造就了西北民歌更加粗犷豪放，那些民歌仿佛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直着嗓子喊出来的，我听过的大多数西北民歌都是高音部，一开口就高了八度以上，让听到的人感到震撼，比如陕北民歌《想亲亲》，歌里唱到：“想亲亲想得我手腕那个软呀呼嗨，拿起那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呀儿呦，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呀呼嗨呼嗨，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歌词直白大胆，曲调高亢热烈，大抵少数民族和西北边陲的人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更少，感情更真挚淳朴，表达方式也更自然、热烈，所以无论调子和歌词都更自然纯真浓烈。江南水乡的小调就细腻温润得多，像那首有名的江南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还有台湾民歌《蜗牛和黄鹂鸟》都曲调优美、婉转，歌词含蓄蕴藉，那是江南鱼米之乡富饶和温润的自然环境造就的。汉族正统的流行歌曲和一般的抒情歌曲，与自由豪放的少数民族歌曲比温雅得多，即使歌词活泼奔放，歌曲的调性也还是温柔端雅很多，比如几年前流行的《两只蝴蝶》、《小苹果》等，歌词非常通俗清新，但调子平缓冲淡，和西北民歌《想亲亲》对比，感情平淡不少，不如少数民族歌曲和西北边陲的民歌更奔放更自由更粗犷，与黑人歌曲的活泼变化激越更不同，因为歌曲也好，纯音乐也罢，都是感情的载体，感情的烈度不同，音乐和歌曲表达出来的调子和风格就不同。

喜欢音乐，在心情郁闷到极点的时候，是音乐抚慰了我的心，拯救了几近崩溃的我，那时，忙过一天工作，哄睡了幼小的女儿之后，坐在桌前听听音乐，写写字，成了生命中最奢侈的享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古典音乐，就是在那时，听了不少莫扎特、贝多芬、巴赫、柴科夫斯基的经典音乐，它们或激昂慷慨，或沉郁雄浑，或优美舒张，总能让挣扎在沉沦和崩溃边缘的我重新振作和跃动；而我们的传统古典音乐，像《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等等，则或如夜下平湖或如秋江澄练或如瀑布落崖或如清泉沐心，总能平复我躁动的情绪，让我安静下来，找到心理平衡。

后来又听过很多国粹禅乐，与西方音乐两相对比，比出了很大的不同，禅乐都很淡雅，淡雅也不准确，应该说是冲淡，如行云流水，感情起伏不大，没有强烈的感情冲突，没有感情的爆发和激荡，一般都像幽幽的叹息和淡淡的惆怅，没有仰天长叹和壮怀激烈，也没有意气风发金戈铁马，痛也压抑着，愁也压抑着，忧思也压抑着，喜悦也平复着，或者说以上的感情都涵咏着，悄悄体味着，把玩着，揣度着，回望着，不让它如烈火熊熊燃烧，不让它如惊雷轰然爆发，不让它如洪水一泻千里，而是让它们如行云如流水，淡淡地来，淡淡地去，飞过，飘过，流过，但是不热烈，不激越，不张牙舞爪，不电闪雷鸣。

贝多芬的音乐则全然不同，无论是《英雄交响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全都激烈、激越、激荡，充满了充沛感情的激烈冲突，低沉却不低落，忧思却不忧郁，它们满含悲愤却绝不屈服，即使千回百转，却不叹息、不低头，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形容里面的感情，只好用“不低头”三个字，音乐里包含的情绪是饱满、高涨、高亢、壮怀激烈，强悍刚猛，命运虐我千百遍，我视命运如初恋，我，我才是命运的主人，我始终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纵然你给我千百种折磨，我也不畏难，不服输，我就是不服，不自认倒霉，不自暴自弃，我要挣脱命运之神对我的捆缚，我诅咒，抗争，呐喊，奔跑，跳跃，舞蹈，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要谱出我的自由，我的豪迈，我的狂飙突进，我是我自己命运的主人，你不能把我怎样，即使你一百次把我打倒，我也要一百零一次站起来，重新把你踩在脚下，乌拉，万岁，my god，我会赢，只要我还有一寸气在，我就是命运的主人，那种豪迈的英雄主义精神，让人振奋，促人奋发，有振聋发聩黄钟大吕之声，真是人类的精神瑰宝，值得陷入逆境的人反复听，认真听。反过来再说我们的禅乐，那种一唱三叹，反复涵咏，也是对命运，对大自然，对身边的一切凝神注视，认真体味，深入观察和感悟，甚至劝善止恶，教化人心，虽然不跳脱，不激烈，倒也滋味绵长情思悠远，就像中国的禅文化，“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人与物本为一体，菩提与我，明镜与我，本来都是大千世界的一体多面，没有尘埃与洁净之别，也没有高贵与低下之别，物我一体，我与万物合而为一，体悟到这些，达到物我两忘，水乳交融的境界，从而心平气和、宠辱不惊。

看到过一个有名的段子，说的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与当时有名的高僧佛印的故事，苏东坡在杭州做地方官时，与当地有名的僧人佛印交往甚密，并跟随他学习打坐参禅，学了一段时间，苏东坡认为自己已经开悟，有一天忽然有感便写了一首偈子：“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写完，自我陶醉了半天，派书童坐船过江给佛印送去，没想到佛印看后当即挥笔在偈子上回复了两个字：“放屁”。让书童带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看后感觉很生气，当即坐船过江去找佛印理论，没想到佛印看到苏东坡后哈哈大笑，随口吟道：“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东。”笑指苏东坡感情冲动并非真的参悟了。中国的禅文化博大精深，讲究静心体悟，不争，不辨，不言，一切都顺其自然，即使再大的逆境也坦然面对，不做过多的挣扎和对抗，认为所有的挣扎和对抗都是徒劳无功，不如听天由命，宠辱不惊。

两种文化，造就了两种风格的音乐，禅乐恬淡从容，不卑不亢，不争不辨，用心体悟，让身心与万物融为一体；贝多芬的音乐则亢奋激越，面对命运的不公，奋起抗争，充满了激奋、昂扬、勃发的生命力，这与欧洲文化的追求卓越，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文化精神有关，我是主体，无论处于怎样的境遇，我都要追求自我的实现，绝不妥协退让，跟中国儒道佛文化熏陶下的音乐风格大相径庭。两种音乐来自于两种文化环境，也来自两种人生观，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中庸、忍让、退一步海阔天空、何事都一分为二的精神胜利法的理解，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文化：豁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什么事都达观地对待，坏事可能变好事，好事也可能变坏事，所以遇坏事不悲，遇好事不喜，平平淡淡，宁静守一；欧洲文化：追求卓越，绝不妥协，绝不进退维谷，全力向前，这种对比不是要把它们分出优劣，而是看出二者对人生的不同体悟和不同态度。笔者认为，贝多芬的音乐适合年轻人，激励人去奋斗，去拼搏，去改变命运，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虽千万人而我往也；禅乐适合老年人，看淡一切，不争不竞，从容恬淡，大气雍容。

最近去了一次坝上草原，在河北和内蒙古交界处的御道口满汉自治县，站在辽阔无际的坝上大草原，面对着千山万壑，看着碧蓝的天上舒卷自如的白云，忽然想起了那首有名的歌曲《草原》：“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欢唱，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那种云自在飘，水自在流，一切都自在从容的感觉让人心旷神怡，让人不觉想要舞蹈歌唱，于是想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物，造就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音乐，回来后，坐在桌前，听着行云流水般的禅乐，于是有了上面的文字。

文字写成于20220627

修改完成于202207213 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