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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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春秋无道，却不知何以无道。
兴许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时势逼走了老子。
一、世人皆知老子出世，却不知何以出世。
有个故事，说是甲乙二人打赌，甲把乙拦在门口，不让乙出来，说只要乙能从这个门出去，就算乙赢。乙一看甲身材魁梧，不敢硬闯，就灵机一动：“我虽然不知道怎么出门，但我知道如何进门。”甲上当了，让乙跨出门槛，来示范如何进门。这一刻，乙已经赢了。
说这个故事，是想表明，出世之出是一个行为动词，既然要出，必然是自内而外。事实也的确如此，世人以为老子消极避世，殊不知，老子入世之时，也做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说，老子是为周王朝管理过藏书藏物的。周王朝衰落之后，往大了说，老子感到无力扭转时局，往小了说，老子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这才西出函谷，去而出世。（当然，这都是传说了。）原来，老子知道“进门”的门道，才更明白“出门”的路途。
二、世人皆知出世无为，却不知何以无为。
老子在世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莫过于《道德经》。《史记·老子列传》里讲，老子西出函谷之前，曾应关令尹喜的请求，才写下了这部经典。那么，《道德经》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上面讲到了，老子是由入世，去而出世。从《道德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出世的一面，按照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讲的，老子是个“革命家”，而《道德经》则是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而提出的一套极端放任的政治理想：
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中国哲学史大纲》）
老子主张的一切的“退”，都是因“进”而产生的。
——“无为而无不为”。
表面上看似什么都没有做，实际上却孕育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这是只有“天道”才能达到的境界。同时，人的内心也是一个小世界，即“人道”，也遵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心善渊”，只有沉静渊博的心，才能盛下世间万象。只是，这种超凡的“虚”境，却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在佛家，这种状态就是“空”的境界，正因为空绝内心的杂绪，才能够“本自具足”，“大圆镜智性清浄”。简言之，无即有，空即满，一即全。而介于“天道”与“人道”之间的“世道”，自然也摆脱不了这项辩证。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当我初读《道德经》时，内心恍然产生一种想法：如果《道德经》阐述的辩证法是真正的“天道”，那么《道德经》自身也是辩证的。
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其中的一个证据也是极其简单的：老子极力主张“无为不争”，而这项主张正是为其政治理想所孕育。一如上文所示，老子是个革命家，是个无为的革命家。如果老子申述的“民不畏畏，则大畏将至”、“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轻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这一切为民发声的论断，岂不是刻意而为之？
换言之，如果《道德经》的辩证与“天道”并非普遍存在，那么老子只消拒绝关令尹喜的请求，不去写下这五千余标榜后世的言论，就让道家脆弱的只言片语在春秋的浪潮里翻出几朵细小的浪花，而后便委身海底，如“朴”散去……这样，“天道”还在，只是我们不识。
而《道德经》却明明白白告诉世人：道恒无名，道就是它的名字。
故事里，老子就那么远离了世俗，不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许，老子是其论述的直接践行者。他做到了“无为”，尽管不是一位统治者，却是后世思想的奠基者。当代流行一句场面话：抛砖引玉。老子扔了一块砖，这砖大名者“道”，小名者“无为”，捡起来一看，背面另有一名——无不为。拾砖之人不以为然，正要扔掉，忽地这砖又变成一个浑然的球体，一切大名小名都消失了——因为，“道恒无名”，能够表述的，便不是“天道”了。
纵观历史，自诸子百家起，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浪漫主义的学术风气，就让历史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无为而无不为”。
所以你说，这究竟是个有道之世还是无道之世？
三、世人皆知无为消极，却不知何以消极。
《道德经》被批判得最多的就是其中的“愚民”思想。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仔细想想，这里面是不是有辩证法存在呢？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诗经·桧风·隰有苌楚》）
针对这首先秦汉族民歌，历代学者都有各自的论断，有的说是民间疾苦而叹草木无情，闻一多则说是“幸女之未字人”。无论是哪一种解读，无非都是感喟草木无忧无虑，我们知道这一点都足够了。胡适针对“乐子之无知”与老子“虚其心，食其腹”的“愚民”观念，作出评价，认为老子意在表明“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又眼见许多不合意的事，心生无限烦恼”，“莫为天下先”。“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春秋诸国如果也恢复到小国寡民的状态，那么百姓只需吃饱肚子，就能无忧无虑了。
这的的确确是一种理想国的状态。但是理想的产生是由于现实，如果现实不是过于残酷，道家学说也就不会如此理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最大的辩证法，在于，老子的所谓消极的“愚民”思想，却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的意义。
这里的“愚民”与我们现在说的愚民和欺民，并不完全等同。现世所批判的愚民和欺民，有时候是会让百姓暴露在危险中而不自知，这是极端不可取的。而老子强调了内“虚静”，外“无为”的重要性。
更值得深思的一点是，老子留下《道德经》，必然是抱着一线希望，有人能够读到他的见解。在《道德经》产生的过程中，老子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一如人类之于草木。老子希望，百姓能够无忧无虑，实际上，老子自己已经忧虑了很久，想得很透彻了。他可以就此放下，独善其身。但他没有。他用自己的言行，为世人展示了一种可能性。
世人都说老子消极避世，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便是北宋关学鼻祖张载的“四为句”，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
“四为句”的“野心”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张载的很多思想，都是受到了范仲淹的启发和影响。张载简直就成了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写照。
说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道家劝人“莫为天下先”，到儒家主张“先天下”，这中间存在一个逻辑关系。
一如先前所说，老子是以“入世”“有为”之心，阐述“出世”“无为”的政治理想。老子本身就是“天下”的表率，他为天下计，计的内容是所谓消极的“愚民”。他的根本夙愿在于百姓能够自给自足，悠然自得，不起纷争。
对此，尚有世人争论，这样的“乌托邦”，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可是，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生活得好。但是，如果百姓都能自给自足，悠然自得，不起纷争，难道不快乐吗？知足常乐，经济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呢？
老子期冀着百姓的安乐，而自己却忧国忧民，难道不是范仲淹所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吗？只不过到了最后，老子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得以实现，才循着自己的理想而独善其身了。
所以总的来说，老子是先“兼济天下”而后“独善其身”，儒家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二者限定了条件，显得不那么写意了。至此你可以看到，尽管儒道信奉的逻辑不同，却都是为了“天下”而伸张，甚至可以说，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多儒家弟子，实际上是误解了老子的见地。“兼济天下”何以定要做官入仕？很多事情是做官入仕所无法改变的，只要顺应自然，就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相反地，由做官入仕而“兼济天下”，则很容易会变成一种“控制欲”，这常常是会事倍功半、揠苗助长的。更有甚者，会让“控制欲”掺杂“私欲”，或者直接变成“私欲”，这样一来，原本“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就会腐化成华而不实、粉饰太平的空谈。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史记·老子列传》）
话说回来，春秋时代，是华夏大陆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化”。这期间，国与国接触得多了，战火难以避免。时代愈加无道，思想领域就愈加彰显活跃。所以，就有了老子之“道”的提出。如果说，这种尴尬的状态，其实就是“天道”自然的结果，那么后世有些朝代独尊儒家，或者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则是对“天道”一词极大的辱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子隐或不隐，“天道”就在那里。微观上来讲，世人所见的因为人的多欲而频起的纷争，的确是“有为”和“无道”引起的；而从宏观上来讲，不论是人力还是其他自然力，都不足以撼动一个“天道”。言尽于此。
春秋何以无道？假如你是个理科生，不懂任何看似诡辩的哲学，而你又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熵值太高。
再说个题外话，最近看到一篇小文，讲的是监考老师百无聊赖的考场工作，除去开头结尾的考卷整理工作，基本就是在拿眼睛扫视全场，而不能在考生身边逗留，更不能对考生进行任何干涉（当然，除非考生有作弊的嫌疑）。所以我说，监考老师真的是无为到极致了，而恰恰是这种无为，铺开了考场里的“道”场。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