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忆

生活在花城，有一种亲切感叫《花城》，是绵延了36年光阴的记忆。

那是1983年初秋，我从友人那儿得到一本《花城》期刊1983年第1期，封面是很养眼的一片一片紫色和粉色的细长叶子；翻开目录，跃入眼帘的是张洁的《七巧板》。

我随手将这本书放进自行车的挂篮里，和送往医院去的保温饭盒放在一起。从这年的春末起，母亲患肺癌住院治疗；期间我也成了医院的常客，在送去给母亲的食物挂篮里，常常放进一本文学杂志，母亲喜欢看小说。

这一年我18岁，对于《七巧板》之类的小说，只是朦胧感受着；不像母亲，靠在病床上合起书本时，紧随一声长叹。我想如果生活像五彩缤纷的七巧板那样，可以着意拼接出想看到的图象，那么我巴望母亲的一声声长叹只为书里的主人公而叹，而不是为自己的病情而叹。

然而我的巴望终归变成伤感的长叹，一年多后的盛夏，母亲去世了，带到医院去的多本《花城》也不知所踪。

我知道在这个世间不会再有母亲的身影，而她留下的书却一定在医院的病床间传阅；人们每天都在拼接和感悟着属于自己的“七巧板”，只是我再也找不回母亲手里的那块“七巧板”了。

之后的日子里，我虽然不曾刻意去订阅《花城》，但在不同的书籍场所——图书馆、书店和书报亭，会刻意寻找《花城》的踪影。

我确信是被那一片片养眼的叶子施了魔法，《花城》的烙印有意无意间被凿进脑子的记忆库里，尽管那叶子的封面已随着世事的变幻，逐年以各式各色的图案演绎着世相时空的五味杂陈和旷达邈远，而无论这些封面图案如何变幻，在眼光闪过的瞬间，它们都会将我的目光牢牢锁住；我会不由自主地将《花城》捧在手中，里面有我喜爱的文字，它们来自形态各异的内心表达，或如重锤敲击，或如柔婉之手的抚慰。

1999年深冬的一个下午，我路经西关老城区一条窄小的马路，路旁一座书报亭让我停住了脚步，迎面一本斜靠在栏架上的杂志封面跃入眼帘：一团氤氲环绕的灯火正努力为黑暗的周围撑出亮光，光的亮点在封面的中央，斜射出另一个亮点，映照着下方一个名字——史铁生，再细看，是《病隙碎笔》，再细看，是《花城》，再细看，是1999年第4期。

然而这本书是不卖的，所以才从秋天放到冬天；弯着身子在摊板下拾掇东西的档主把话说完才抬起脸来。一看那张长满大大小小肉瘤的脸，不觉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是一个残疾人，有着一张面目全非不像人脸的脸，但这张脸却是笑呵呵的。他的身旁蹲着一只肥胖的花狸猫，他一边抚着猫，一边解释他如何得到这本《花城》：是一个路过的陌生人跟他买了一份报纸后，顺手从包里拿出这本杂志，送给了他。过后他把《病隙碎笔》读了，再挑出中意的语录，读给他的爱猫听。

最后我也买了一份报纸，跟那只不怕陌生人的花狸猫说再见；档主高兴地把猫举到脸前，大声说着谢谢；于是这一期《花城》也带着路遇的感怀被活灵活现地凿进脑子里了。

我是到第二年的夏天，才在一家旧书店买到一本《花城》1999年第4期，就冲着那篇史铁生的《病隙碎笔》。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是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我多么想把这句话送给1983年患绝症的母亲，或者由她读到再解释给我听，我也许会因此释然，会因此把病体带来的遗憾移除出怀念的行囊，在逐年逐月叠加起来的念想中，留存的是对经年世事的多幕情景剧——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游历。

或许就是源自“别开生面的游历”吧，从2001年开始，曾修学中文的我也零零星星地写东西了。这时候的写还不能算是写作，不过是随性所致的文字，倒是达到了我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说过的“境界”：不论是写日记还是写作文，要达到一种和纸笔交流探讨的境界，而不是机械地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这样才有意思，才有写下去的欲望。

由于从商的工作性质，我的读和写就像在时间的夹缝里生长出来的花苗。回想起来，当下“碎片化读写”的时尚说法其实已存在多年；记得这个阶段阅读一本《花城》杂志需要大约两个月，这是阅读，而非浏览，往往在休息时间捧起这本纯文学书本没多久，一件突如其来的什么事情又会把阅读中的冥想打断，只好在一个新段落的开首作个记号，等下回接续时再将上下文连贯起来。同样，将意念的文字用文学形式写下来，也是这样在“碎片化时间”里产生。

记忆中让我难以打断阅读而抽身离场的只有一篇：王安忆的《世家》；近期翻找十多年前的记事本才知晓，这是刊登在《花城》2002年第6期的一个短篇小说。

为何是《世家》让我欲罢不能？一个多么庞大的标题在一个容量极其有限的篇幅里，如何在场景中置放富有感染力的点点滴滴？——“人们似乎很难相信，传奇的人生会与自己挨得那么近，它们总应该发生在较为渺茫的时空里。然而，时间不是在继续流淌吗？距离在渐渐拉开，可视度减弱，历史的尘埃弥漫。”一场发生在灵堂里的世相年代剧，就这样在浓缩中漫开，点染，再漫开，再点染，直到“在这个簇新的时代里，旧音渐遁，慢慢地砌进了时间的岩壁。”

我好像因此才知道，时间可以是流淌的，也可以是坚硬如岩壁的，流淌的是水还是血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砌进时间岩壁里的是什么。

于是我在流淌的时间里一砖一石地砌着自己的文字，它们多半被写在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里，其中有不少在经过脑海时没能及时抓住，不经意间流到远方，神游多时又返回脑际，在某个闲暇之时工整地写下来，而往往正是这些神游过的文字最终发表在报刊上，带来工作之余的小欣喜。

如今再回想《世家》时，已记不全王安忆老师所要表述的“世家”是何等的“传奇”了，只知道因为她的《世家》而使我这样一名读者解读并演绎出属于自己的“世家”——在我的“碎片化时间”里，在“历史的尘埃弥漫”中，我写出的是短小精悍的微型小说。

时间便是这样流淌到“博客时代”，之后是“微信时代”，发达的通讯使每天的关注多了浏览和了解资讯的快意。《花城》新浪博客是此时一条快意的新航道，接着而来的《花城》微信公众号由近距离的触感带来更加亲切的快意。虽说无论读览的通讯航道多么鲜活灵动，纸书的阅读趣点和视觉感受仍是电子屏幕难以比拟的，但有一点让我这样一名居住花城多年的“拥趸”感触不尽，那便是“花城雅集”文学沙龙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活动预告和展示，把以往仿佛遥不可及的读写论坛极速拉到了眼前。

2016年7月24日下午，天河北1200BOOKSHOP的入口处，我和两块不大的展示板合照了一张留影——“花城雅集”第五期文化沙龙活动即将开场。

顺着展示板上的箭头标识，我一边下楼梯，一边打量梯间墙壁上的装饰，传闻中富有独特风味的囍仓书店便是这样一步一级地打开它位于负一层的门户，那高高挂在小讲台上方的七张白底红字标牌送过来醒目的一句话：青春是一场春梦。

在门口的签到处，我选了一本《花城》杂志2016年第3期的赠送本，里面有我喜欢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的一篇小说《迷航之岛》。

认识黎紫书小姐是2014年秋在吉隆坡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她的作品是会议探讨的论题之一。在我看来，微型小说写得很出色的她就像在大手笔的中短篇小说中，把意犹未尽的生活留痕丝丝点点地描画在一座影壁图案的边缘，读来余味绵然。

我们的重逢是因为时尚的沙龙活动，而在书店装饰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民情风貌中，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录、老式的录音机和简易书架等等已过气的物件里，时尚赋予了一种“古老当时兴”的新意。我们只有短短的时间寒暄叙旧，“当代视野下的女性书写”主题论坛开讲了，她和须一瓜老师是主讲人，主持人是陈崇正老师。

置身在“当代视野”中，听着两位出色的女作家对谈“女性书写”的独到见解。听众里大部分是正处在花样年华的女生，她们让我看到多年前的自己；我相信多年后的她们会在某一时刻回想起今天的会谈，想一想此刻的青春里有着何样的“春梦”。

喜欢黎紫书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里所表达的意境：告而不别；尽管在我看来，对于时间和人世，最难做到的正是告而不别。

三十多年时光荏苒，来自《花城》的陪伴让我看到一个文学的自我：从青春少女到中老年女士，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中，“花样年华”与“花香四溢”不时在途中荡漾开来。其实能不能成为一名作家不重要，阅读并喜爱一本杂志，在人生道路上领略到别开生面的文学生活，是一件相当惬意的事情。

所以有什么比写下一篇纪念散文作为献礼，送给一直钟爱备至的杂志呢：存谢并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