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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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的故事
夏秋之际的广州，酷热与潮润纠结于艳阳下。从庚子年到辛丑年，疫情防控的时日反反复复。还好，渐次开放的纪念馆和博物馆使被束缚多月的心情舒朗起来。
在这样的阳光中，我走进久违的鲁迅纪念馆。大门左侧的花园小径旁，一张石椅靠背上的红漆楷体字映入眼帘：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这是鲁迅散文诗《好的故事》中的一段，纪念馆把这段文字印在椅背上。我俯身轻抚这段文字，再端正地坐在文字的左侧，望向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广场边沿的绿道上跑跳着戏耍的孩子们，看护的大人在一旁或站或坐。立时，祥和之感从椅背延展开来，缓缓地把身心包裹其内。抬头望向蔚蓝的天空，一团团白云如初绽的棉花朵，俯视着地面的人与事。
我想，在上天看来，目下的世间是美好的，不然何以晴空万里，让人舒心悦目。
喜爱鲁迅先生的文字，从《朝花夕拾》开始，确切地说，是从中学时任课的岑老师开始的。记忆中的那个上午，阳光从课室门口斜斜地照进来，直铺到讲台前。举着课本的老师站在地面那片光影的尖尖上，朗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她读着读着，视线移向了窗外，清雅的声音在和缓中变成诵念，仿佛目之所及的地方便是百草园，她正望着一名男童在“无限的趣味”中快乐；直到“最严厉的书塾”把她的视线拉回来，才回身走上讲台。此时，她脚下的光影已悄然移到半圆型的讲台之外了。
老师的诵读把对鲁迅先生的敬意植进孩子们心里，多年后，带着文学执念的我站在绍兴鲁迅故居的百草园中，如织的人流从身边走过，而脑海里映现出的是岑老师诵读时的样子；顺着她的视线，眼前齐整的菜畦边缘似有若无地徜徉着一名男童，这名男童在坎坷多舛的岁月里，成长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擘。
当时光把鲁迅的足迹印在广州时，位于市中心的老中大钟楼像是一张永不褪色的黑白照片。那是1927年3月1日，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先生发表了十分钟的演讲，赋予学生的特殊使命是“读书与革命”。
如今的中大钟楼毫无“老”的概念，明黄色外墙的亮色似乎把民国时期的黑白动荡掩盖得严严实实，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只在这座气派的大楼里喧哗了。
走进展览馆的门厅，看着门内一小块提醒参观者肃静的告示牌，心想若是一群孩子涌进来，立在墙上照片里的先人们一定会暂时放下手头的檄文和武器，好好打量新时代的后生们。
鲁迅先生是1927年1月18日到的广州，虽是寒冷时节，但比起出发地厦门，广州是暖和的，所以立在展览厅地面上的几个旧行李箱并不显得累赘沉重，沉重的是国情，而国情早装在先生的心里，倒是郁积的心绪在广州这样一个热闹的地方得到些许倾泻和消解：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日夜连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略论中国人的脸》
临近春节的民国广州是一年里最兴旺的时候，少时常听生长在老城区的母亲津津乐道于习俗和风貌，之后在鲁迅的随笔中读到栩栩如生的描述，三言两语便道出简洁而可亲的民生百态，令人叹服。
我想先生一定很喜爱这个地方，不然何以娶走了一名土生土长的广州女子。按时下对恋爱的说法，该是爱上一个人，也恋上一座城，于是落脚生根；然许广平是一名抗婚的女子，成年后巴望脱离家族的羁绊，之后远赴北平，去寻求属于自由的理想生活，直到爱上鲁迅先生。
这名女子从倾慕先生的才华，到两人相知相恋，执子之手。说起来，一个生长在传统富庶家族里的女子，即便再叛逆，也是希望过上安定生活，然而许广平爱上的是“风子”：淡漠寡情的风子，时时攀起脸孔呼呼的刮叫起来，是深山的虎声，还是狮吼呢？胆小而抖擞的，个个都躲避开了！穿插在躲避了的空洞洞呼号而无应的是我的爱的风子呀！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风子是我的爱》
随“风子”的呼号而去，迎着世间寡薄的注目。一双柔韧女子的手，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执着于另一双沧桑沉重的手。于是,同为抗拒家庭婚配的两个人，从此相伴相守。
就这样，我从展览厅里挂着的一幅幅老照片和一段段作品原文，回望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的心路历程。斯人已逝，风韵犹存，人格与文格影响了一代代人，“好的故事”在先生的梦境里，传扬至今。
二、珠联璧合
在纪念馆的展售厅内，我欣喜地看到鲁迅作品的多种版本，其中《丰子恺插图鲁迅小说全集》让回忆如涓涓细水轻轻涌流，渗入心扉。
小时候，家里的藏书有很大一部分是连环画。记忆中，丰子恺先生的《绘画鲁迅小说》有三本，印象最深的一幅画是一个趴在桌上做梦的孩子，他的头顶升出一个大圆圈，圆圈里有一座戏台，众人正围看台上一个演戏的武生；还有一幅是几个拖着细长小辫的孩子，围着一个穿补丁衣服的老头讨要吃食。这些图画以活灵活现的人物形态，藏身于我幼小的记忆库里。
多年后，在老师的引领下，我用心阅读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这时曾看过的绘本图像悄然从记忆库里涌出来，一幅幅闪过脑际，我才确认了那个做梦梦到戏台的孩子出自《社戏》，而那个穿补丁衣服的老头便是《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了。
我发现，时光仿佛是在瞬间把我从图画的视界导向文字的世界，而无论在文字的世界里如何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脑海中形象化的影像都脱不开小时候看过的绘本，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将文学启蒙时期对经典的理解提升到一个非同凡响的层面。
记得一个下午自习课后，我小跑回家，翻箱倒柜寻找那三本《绘画鲁迅小说》的绘本，可无论怎么翻找都见不到书的踪影。下班回家的父母看我着急的样子，还以为我丢了课本，一听说是小人书，便问道：为什么只找这几本？
父亲估计这十来年搬了四次家，把几本书给弄丢了，接着说再想办法买回来。后来他又问：你已经是断文识字的中学生了，还需要小人书吗？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当时有一个极强烈的愿望，就是要重温童年看图认字时的选择性记忆和感悟。
直到我参加工作、托同学在上海购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鲁迅全集》之后，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我曾经拥有的绘本是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一套五册中的三册，由上海万叶书店于1950年出版。我讶异这三本从小被我当成小人书的鲁迅作品插图，竟有着如此强大的感染力，而此时已经买不回当年的版本了。每每想起遗失的无价之宝，便觉心头隐隐生疼。尽管如此，我却没有特意去找寻新的版本，而是将遗憾交给相遇的缘分。
2013年10月，我前往上海参加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评奖会。会后去探访友人的路途中，经过一家教辅文具店，看到近门处的书架旁，贴着一张写有“文学大师与绘画大师珠联璧合之作”的书籍海报，一本褐灰色封面、上首印有黑体“丰子恺”名字的书让我眼前一亮。我急忙从书架上拿起这本书，找到记忆最深的那几幅图，熟悉而亲切的画面告诉我，这便是现实的呼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丰子恺插图鲁迅小说全集》正投入我的怀抱。
第二天，我按原计划登上从上海开往绍兴的动车，带着辗转了几十年的念想和填塞在念想缝隙间的遗憾，来到鲁迅故居景区。尽管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我知道书中人物就隐身于周围，从心底牵起奔涌而出的感动。
不觉间，思绪随着岁月流转，又回到当下。我在纪念馆的留言薄上签名留念，在参观券上郑重地盖上纪念戳，然后抬头望向展售厅的窗外，一眼触到那张进门前靠坐过的石椅，“好的故事”似乎正在四处转悠。
三、寓居浮家
从纪念馆步行到白云路，约莫需要20分钟，鲁迅和许广平的故居白云楼就位于路西端的东涌河旁。
早些年经过这条路时，远远就能看见坐落在路东头绿化带前的鲁迅塑像。之后塑像移到马路斜对面的小花园，乍眼一望，绿荫连连和流水习习间，先生看着交叉路口车水马龙的样貌是安详的。塑像旁的长椅上总有歇息的人们，似乎从民国初年开始，如此情景就定格到今天。
多年前探寻白云楼时，路西一段的榕树还是怯生生的显得青涩，如今是茂盛得把马路和人行道都遮了大半。徜徉在绿荫下，轻抚着从树上耷拉到眼前的树须，感觉时光把人事带往隔世的同时，也催生起让今人心思触动的印记。
白云楼的外墙和老中大钟楼是同样的明黄色，只是在荫蔽的马路旁并不那般明亮，深沉古朴的建筑外形像装满了家藏户有的岁月故事。
1927年3月29日，鲁迅先生从中大钟楼的住所搬进了这幢建于1924年的老式洋楼，与许广平和许寿堂寓居在二楼西侧的三居室，一个飘浮不定的家暂且安定下来。
有关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的记载，与当年复杂残酷的人事和国情相关。“五四”运动退潮后，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分裂，恶势力的统治有增无减。直到1927年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事件发生，先生对进步学生的出面保护无果，辞职便成为一项抗议的举措。
虽是辞了职务，先生却没有离开广州，只是“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在钟楼上》
在索漠中，先生编辑了《野草》、《朝花夕拾》和一系列的杂感散文等著作，还在知用中学、中山医学院和黄埔军校等学府发表过重要的演讲。
在广州的八个月零九天里，鲁迅除了写作和演讲，也像广州人那样去茶楼喝茶，到沙面和越秀山一带游逛，品尝许广平从高第街娘家带回的食品。
然而世事并不能让先生在消闲中度过，游览黄花岗之后，他写道：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黄花节的杂感》
鲁迅终是离开了，1927年9月27日，他与许广平一道乘坐“山东号”轮船前往上海，直至1936年去世。
在《而已集》的题词里，先生这样写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九十多年后的今天，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回望他的“而已”，感受到无奈中带着抗争不息的执念，所以他去了“应该去的地方”，留下一座因他而富有纪念意义的楼房。
四、交映生辉
在我的想象中，白云楼朝向东涌河道的角落，应该有一家咖啡店或小茶馆，里面摆放着书籍和相关的纪念品，供游人和顾客在品饮中看赏和怀念，可现实是这个角落被一家装饰材料店租用着。
我坐在店门外一张小茶几旁，看着蹲在门口的店家正清洁一个装过颜料的铁皮桶，问起是否知晓这里的二楼居住过文豪鲁迅，店家呵呵笑着说：知道！来看房子、想租下店面时就听说了。这里的租金比批发市场便宜很多，我做的多是熟客生意，一个电话就配好货了。
店家看看我，又补了一句：这里再便宜，开茶室的都租不起，原因是缺乏人流！不过我请你喝茶不收钱，看水看桥想文豪，想怎么纪念就怎么纪念！
我笑了，心想鲁迅先生听到这番话会有怎样的反应，应该也是会心一笑吧！动荡的世事终于划上休止符，祥和的民生不过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何乐而不为？
于是，我的思绪又回到神游状态，往昔的追忆随着故人远赴上海了。
鲁迅离开广州两个月后的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在陶元庆的陪同下，拜访了鲁迅的家。
陶元庆是鲁迅的同乡和学生，当天上门是请教自己的作品集编选和出版等问题，而丰子恺则是近期翻译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后来知道鲁迅也翻译了这本书，因此出现了两个译本，出版后引起读者的比较和评论，于是通过陶元庆的关系，上门向鲁迅解释，谦虚地表示，鲁迅的理解和文笔远胜于自己，早知鲁迅在译，自己就不会译了。
鲁迅亲切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
一席话，打消了丰子恺的顾虑。比鲁迅年轻十七岁的丰子恺读过鲁迅的许多著作，对先生一直仰慕有加，而这段互为谦逊坦诚的文坛佳话更是造就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此后，丰子恺为《阿Q正传》配插图，因抗战毁于炮火。从1937年到1939年，不得已先后创作了三次。他说：可见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
感念丰子恺先生的“吾之志”，我才有幸从他的绘画中获取文学名著的第一印象，朴实致趣的风格和纯仁隽永的意境抓住了童年的眼球，直达脑际，嵌入心壁；之后在读书进修的成长阶段中，由所触碰到的关联事物而随心潮翻腾、借鉴和推敲，也因此开拓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
不经意间，这个白天将结束当值，交班给渐近的黑夜。抬头望向日往西去的天空，淡蓝的天色多了几分洇彩。东涌高架桥上的车辆刷然而过，而我安坐的地方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喧扰，机动车的轰鸣和古老建筑的静处是各得其所的。
想起钟爱的丰子恺散文《渐》：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
在告别的缓步中，我不时抚抚老白云楼明黄色的外墙，光洁的墙体迎来送往的是人们思绪火花中长存的纪念。感怀多年前翻云覆雨的历史，“好的故事”在时人梦境里，让“鲁迅的呐喊”和“丰子恺漫画”珠璧相辉，延传到今天。
世事就像无常的沧海桑田，我在图文并茂中抚今思昔，感悟交融出的是永恒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