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思念

又是一个春深花红而湿气浓重的时节，属于南方珠三角洲的清明节。

按说被疫情围困了三年的身心该雀跃起来，像往年那样启动返乡祭祖的计划，然而我惯性拿起的却是“云思念”视频相册。

仍记忆犹新的疫情期间，因线下旅游业受到一定的冲击，许多网站和自媒体纷纷推出“云旅游”平台。我的家乡在广东佛山九江镇，居住在外地的亲人们和我一样，都被疫情按下了返乡的“暂停键”。长居老家的堂弟亚广明白我们的无奈和牵挂，在闲暇时仿照“云旅游”平台制作的节目，把多年来的老照片整理成“云思念”视频相册，一辑辑回顾家族的点点滴滴。

这种观感是奇特的，在视频的引领下，一张张照片出现在视像的某个位置，当下的情状使硬实甚至死板的照片活泛起来，而老照片又让现实透出古旧而又带着梦幻的意味。

我因此又打趣亚广是个多面手——一个渔家出身的顽皮小子，中年时改行成为一名乡村厨师，业余时间跟儿子学习动漫制作。想一想，处在世间任何时段的人们哪个不是在适者生存的考量中，选择几条让自己活得更滋润的道路，这条道走一走，那段路探一探？

就这样，在“云思念”中，我看见自己风尘仆仆地从广州开往九江镇的客车下来，站在老侨联车站前。眼前是小桥流水和河涌两岸忙碌的生计，春意浓浓的情景一如既往地迎候着我这个异乡人，亲切如街道旁浓荫如盖的老榕树，长得像胡须般的枝条挂着岁月的痕迹。

高高矗立在河涌堤岸旁的辉利大厦已然取代了老侨联车站的地标身份，粗黑壮实的亚广从大厦门口朝我走过来，他的额头上印着深深的折痕，却是一身年轻时尚的装扮。我一边打量一边调侃，他则提了提紧绷的T恤说：儿子不想穿了，要丢，他妈不舍得，我就穿了。

车子往镇东南大谷村的方向行驶，亚广一边开车一边述说家事和清明祭祀的备办。

大谷村老张家自有家谱记载起，我们是第五代，老祖宗从粤北的南雄珠玑巷做买卖到了西江河畔，看好这里的养鱼业，于是安家落户。

密如织网的河涌鱼塘和精酿米酒成就了九江镇“鱼酒之乡”的美誉，老祖宗的安家举措，也使我们这些落地生根的后辈把这里当成了确确实实的老家。

车子到达亚广的三层楼农家庭院前，我下车后，站在塘基小道上打量四周的鱼塘、菜田、祖屋、农宅和果树，“汪星人”小黑欢快地从屋里奔跑出来，围着我团团转。

按家族规矩，我进门后要先给安放在堂屋的祖宗敬香。以往祖宗的牌位都放置在祖屋，近年来祖屋已大部颓朽，正门和主梁需由结实的柱子支撑加固。说不好哪天这幢屋檐画有龙凤呈祥图案的蓝灰色建筑就此坍塌，这个撑持了上百年的家族地标也随建造它的阿爷落土为安，只剩下古色古香的轮廓留在后人的记忆里了。

在堂屋的牌位中，从阿爷那一辈开始才有照片，那还是民国初年他离开九江到海外时照的。照片里的阿爷穿着白西服，白衬衫领子系着黑领带，中分的黑发梳得油光光的，完全是一个城里的公子哥儿形象。

据说当年老祖宗安家落户后，曾站在出海口望了很久，之后便有了把鱼货贩出远海的念头，也才使第三代的阿爷将生意做到香港去，之后辗转到南洋，将生意延伸开来。

阿爷丢下家小跑南洋，在外十几年，赚了钱回家后，就再没离开过大谷村。

在民国时期，光宗耀祖的一大标志就是置地建房。实现这一大标志后的阿爷先后娶了两房姨太太，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三个阿嫲，也就是通称的奶奶。

大阿嫲和二阿嫲没有留下照片，倒是一直奇怪漂亮的三阿嫲怎么不把照片和阿爷放在一起，而是和我的父母、叔婶们那一辈并排放着，所以看上去排列齐整的牌位和照片中，阿爷显得孤单，虽然大阿嫲和二阿嫲的牌位都在他身边。

解放前乡里的财主富户纳妾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过因此发生悲剧就像给家族抹上污点一样，有一段时间，老张家的家事还成了大谷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家族里没有谁讲得清二阿嫲怎么有一天就到祖屋后的小河涌投水了，当时人们叹息她的冤逝，同时庆幸她没往鱼塘里跳；乡里人认为鱼塘是一家人的口粮所在，死于非命的冤魂呆在里面总是不吉利的，所以家人觉得二阿嫲虽有冤屈，却也没到忌恨那一步。

每次我回乡敬过祖宗后，总要到祖屋转上一圈，在屋后的土地爷小石雕像前上柱香。小河涌布满了肥厚的墨绿色猪菜，据说从前每到夏天，河涌里总是聚了不少戏水的大人孩子，自从二阿嫲投水以后，这里就安静了。

小时候喜欢看三阿嫲的样子，一双窝深的大眼睛总是笑眯眯的，一张极有轮廓的脸显得很洋气，样子和村里镇上的人不太一样。守寡近四十年的三阿嫲逝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和三位叔父将葬礼操办得煞是隆重，但她却没有和阿爷葬在一起。

和大阿嫲二阿嫲不一样，三阿嫲的身世仅是嫁到张家后的那几十年平静的生活，有关她的生平，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只知道她来自广西桂北，一张漂亮得有些异样的脸终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相比阿爷那一辈的“风光”，父亲和叔父这一辈就逊色些了，这和动荡的世事有关。

阿爷和三个阿嫲生育了六个孩子，年轻时阿爷和大阿嫲的婚配属于门当户对，有了父亲和二叔父后他就出洋了；在南洋发财回乡来，阿爷又娶了二阿嫲，生下三姑姑和四叔父；之后和三阿嫲又有了五叔父和六姑姑。

年轻时的父亲不能安安分分和阿爷一起守家业，早早就离乡外出“混”了。父亲把自己练就成一名手艺人，之后遇上我母亲——一个十二岁就由家族做主去当“自梳女”的顺德姑娘，才发觉自己应该有个家。于是父亲央求母亲的家人，最终把一名不出嫁的女子变成了老张家的大儿媳妇。

那年月正是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本人的烧杀抢掠，村里几乎所有的青壮都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家里有好几年只剩下老弱病残在惊慌中度日如年。终于到了和平时期，以为从此可以平安，可国内战争的炮火又响了起来。

虽然战争对老家的影响不大，但从小就经历动乱的六个张家孩子只要一讲起往事，眼神里总透露出几分无奈。父母干脆留在省城不回家乡，解放后进了工厂，像叔父们说的，大哥是从此吃上了公粮，再不用发愁背朝天、脸朝地的农家生活了。

日子就这样到了七十年代末，世界开始渐渐地起了变化。三姑姑因为嫁给一个在香港做干货生意的商贩，使老家得到经济上的贴补。

八十年代初，我和几个从香港放假回乡的表弟妹打过几次照面，之后他们到美加留学并安了家，他们在国外的落地生根使家族在地球另一端“开枝散叶”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率先从珠三角吹起后，三位叔父承包的四口鱼塘从此起到发家的作用。正当叔父们想写信让父母回乡参观他们即将落成的新房时，却收到我的去信：父亲患癌症住院治疗！于是几位叔父丢下活计，奔到省城来探望。没想到他们这一趟和父亲见的是最后一面，之后体弱力衰的母亲也没能动身回乡。

父母最终是落叶归根了，只是他们都没能用双脚走回去，而是被装在骨灰盒里，放在堂弟亚广胸前背着的布包回到九江镇。二老去世十年后，大望山新墓园落成，几位叔父买下墓地，这样分散在山头不同地方的祖宗才按辈分合葬在一起。

这是老家经济腾起的年代，第五代的堂弟妹和表弟妹都离开鱼塘农田，投身到富有当地特色的乡镇企业去“捞世界”，像酿酒、制衣、制罐和饲料等等。想来躺在墓地里的父母没有想到，下一代也像他们那样挣工资，不再需要离乡背井，老家的工商业兴盛得和“鱼酒之乡”的传统美誉并驾齐驱了。

在家族十六个弟妹中，亚广的脑子最活络。九十年代中期，年老患病的二叔父和四叔父都不能亲力亲为打理鱼塘了，他便离开打工的行列，回到农活上来。看不出五大三粗的他极有做菜的天分，忙完农活最大的乐趣就是研究厨艺。

九江镇的餐饮风俗和城里的差异很大，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节庆假期或是三五小聚时往酒家跑，一是免去繁琐的操劳，二是讲究上档次的消费；而在老家，随着近年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酒家消费的想法是相似的，只是远离镇上食肆的农家不得不把餐饮消费搬到自家的小院、村里的祠堂或是小广场上。看准如此商机的亚广便当起了乡间流动餐馆的老板兼厨师，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的时候就数他最忙。

不知不觉间，家谱翻过了第五代，我的怀想仍然像长长的流水般缓缓前行，但是现实不允许以往的祭祀惯例铺陈下去。

依照往年的家族清明祭事，午饭后，老张家第五、六、七代三十几号人齐聚一堂，之后热热闹闹地驾车上路，朝大望山墓园驶去。在老家的习俗里，扫墓从来都被看作去和祖先过节聚会，所以祭祀活动不像古诗所描述的那样充满“欲断魂”的愁苦，就算天空“雨纷纷”下个不停，纪念中的哭泣也是笑里带泪的安慰。

然而庚子年的暮春记录是寂寥的，疫情传染的风险不允许多人聚集，闲适的亚广留在视频里的是没有人气的村道，沿着村道踏上去往镇中心的大路，又来到辉利大厦一带，静谧的河涌两岸只有婆娑的老榕树枝在摇动，风掠过的水面飘着黄绿色的木棉树叶，然后再沿着河岸去往西江河畔，望见的是笼罩着河面的朦胧雾气。

我以为在这一片渺茫中，“云思念”会划上一个感叹号，结果视像从西江岸边转到前往广州的路途上，终点站是广州南站。

2020年3月20日下午，佛山支援湖北的医疗队首批26名队员回来了，其中有6名来自南海区的医护人员。我听着亚广喊着“返归啰”的乡音，恍然间明白，他把往年春节的热闹寄托在这天的迎接上，就此让富有意义的礼节给沉寂的假期带来盎然的生机。

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由于疫情反复，清明祭祖仍然寄放在“云思念”上，因此制作的视频相册也在不断更新。大家不禁感慨，几代人上百年的家史在视频演绎中，也不过经历了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如梭的时光仿佛把祖辈所承受的磨难和坎坷一一抚平，为后辈铺展开的是心愿之路，那便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去安身立命。

从去年初开始，在“云思念”的更新版中，亚广的乡厨增加了出售盆菜的直播，与此同时，分布在各地的亲人们也都纷纷给这位热心的制作者发送照片，表达现实中的心路历程。

其实，无论生活在哪个时期，家境命途总是和世事国事相关的。面临百年不遇的疫情，“云思念”视频相册就像为安定生活的寄望设定了一座“电子牌坊”，后辈经过时都会看到每个重要时段中家族命运的代表人物和场景，新旧交汇的篇章便是这样延续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