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笨驰”的火车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自己也是一个背包党徒。
“背包党”这个名堂是谁叫出来的?我不知道,我相信身边的伙伴们被一锅端了才彻底明白自己是背包党——一个犯罪集团的成员。
我被带走那天,公司里没几个人。一群特警走进办公室大厅时,我正在自己的隔间里等着;之所以等着,是因为早知道他们要来了。
听见异常的呼喊声,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走出隔间,往大厅走去。
说真的,当一名特警多威风啊!如果时间可以倒转,我希望去当一名特警,可以不用喊话、不用使枪,一个眼神就能吓趴十个八个人。
我顺从地跟着他们走。审讯时,也是问什么答什么,碰到答不上来或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时,我就重复说:“我不是背包党,真不是!”
其实,我干过一段时间的“背包党”,只不过干的时候并不清楚那就是背包党的事情,当然也知道干的不是什么好事。
到头来,我老老实实把什么都说了,将我干过的和知道的事情都一一交代。后来才清楚,像我这样交代的有好几十人,相比之下,我只是小鱼小虾。因为已是洗手不干的人,说得好听就是觉悟之人,所以我得到从宽处理。
回想起来,我的觉悟还得感谢楚立立,一个长得很美的北方女孩子。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干坏事那天,是因为她出现了。
有一种人就是这么奇特,他们不需要说什么和做什么,只要他们往你跟前一站,你会发觉,一直自以为很平常的人和事,原来是非常糟糕的,甚至是犯罪。
楚立立出现在2005年2月底,正是春运返潮高峰期。她的一个北方老乡把她推介到南广市一家药品代理公司当客服,那老乡是这家公司老总的好朋友,老总一看楚立立的照片就喜欢上了,一通电话更喜欢,于是她便从乡下乘长途汽车去往省城,再转乘来南方的火车。
其实,楚立立没有来南广市的意思,她只是觉得有机会乘上自小就记忆深刻的火车,也算长了见识。她记忆中的火车是暗绿色的,先是喷出一股烟,接着“笨驰笨驰”呼喊着向前移动,越走越快,直到一阵“哐哐”声响起,再伴随着一阵阵“刷刷”声从眼前划过,远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父母从乡下把楚立立送到省城坐火车,二老正好到久违的地方逛逛。
这些年来,村里奔外头打工的女孩儿多的是,过年回家时,从头到脚挂满了叮铃当啷的饰物。不管这些饰物是不是真金白银的,总之一个个出去时灰头土脸,蹦回来时是土凤凰了。
二老并不巴望女儿能做一只土凤凰,不过出去长长眼光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何况南方也有相熟的人照看着。
楚立立告别父母,把背包背在胸前,手里紧捏着车票,跟着人流拥呀挤的,终于在车厢安坐下来。她不太明白人们怎会一门心思往南方涌去,就算那边满地都是钱,随便你去捡,难道这大北方的地儿就不生钱?说不定过几年大伙儿又往回涌了。
她很高兴座位在窗户旁,头挨着窗框望向站台,看人流推来搡去,自己像是跟周围的一切没有多少干系似的。
直到火车开动,走出很远,她才想起没留意时下的火车有没有喷出一股烟,再“笨驰笨驰”地叫唤;看来自认为深刻的记忆在碰到陌生复杂的环境时,就不知往哪儿溜了。
入夜后,窗外的沉黑就像一张黑乎乎的棉被把车厢团团包围,楚立立对着窗户,看来看去还是自己的一张脸,这才把注意力放回车内,发现对面两个男人总盯着她看,其中年轻的那个看得嘴都合不上,还时不时咽咽嘴里的口水。
就在这时,她为上厕所犯愁了,因为过道上满当当挤着人。她看看身边胖胖的中年女人,巴望这女人赶紧方便去,她好跟着。
夜真是难熬啊,车厢里的汗馊、体臭和腥膻全搅在一起,混合成一种怪异的气味,熏得头脑昏沉沉的。迷糊间,她发现脚边搁着一个脑袋,这脑袋随着火车的晃动一摇一摇的,不时碰到她的脚踝,原来有人躺到椅子底下去了。于是她紧绷着双脚,一直放在大腿上的背包仿佛越来越沉重。
这时候,身边的胖女人突然伸了个懒腰站起来,楚立立即刻问是不是上厕所,胖女人点点头。她便站起来要跟去,可站起的瞬间却发觉双脚僵住了,她立刻伸手一把抓住正往外扒拉的胖女人。胖女人回头看看她,以为她尿急了,压低声音说:“赶紧夹一夹大腿!”
她条件反射地夹紧双腿,这一使劲,好像拎动起腿脚麻木的神经,她陡地感觉双脚灵便了。胖女人盯着她约莫一分钟,接着侧侧头,示意挤出座位。
去厕所的过程着实艰难,楚立立背着背包,一只手紧扯着卖力开路的胖女人,另一只手扒开恍恍惚惚的人们往前挪,觉得这样被领着也算是个幸运的人。
直到从厕所重新回到位子上,她才重重地舒了口气,立刻感觉两条腿又瘫软下来了。
到这时,她才和胖女人搭上话,知道胖女人到一个叫株洲的站点就要下车了。想到不知会碰上什么人坐在身边,她便一脸伤感,让胖女人感动得不行。
到了株洲站,换坐上一个老爷爷,看上去样子憨厚,她才安下心来。
就这样,楚立立有了第一回坐火车的体验。她认为这是她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所以她将原来名字中的“丽丽”改成了“立立”,坐火车之前还是楚丽丽,坐火车之后就是楚立立了。
我啰七八嗦地把楚立立坐火车的经历写下来,是因为我认识她之后,才知道从北方坐二十多个小时火车来到南方是怎样一种感受,除了疲劳不堪,最大的感受是稀里糊涂。
我没有这样的乘车体验,当时的我连火车都没坐过,但却知道不少背着背包的人,装扮成刚下火车的乘客,他们对着走出站口的目标客人自称老乡,然后把他们招到我开的或是别的哥们儿开的面包车上。
我很清楚,一个刚下车的稀里糊涂的人是最好骗的!
二、士多是什么
楚立立到达火车站这天,我鬼使神差地跑来帮四哥沈同才拉客。沈四哥吃过午饭后喊头疼,我让他呆在司机座后头歇着,接了他的方向盘。
那天楚立立也是有些鬼使神差的感觉,一觉醒来时发现快到目的地了。从北到南的火车,就这样把她带进了“南大门”。
车厢不时哐当一声,又震动一下,火车是停一停,再动一动,折腾了不知多长时间,才缓缓前行。车窗外的景物懒洋洋地往后挪动,让人感觉南方的“大门”不是想进就进,像要把积压二十多个小时的灰尘都抖落了才好进门。
楚立立随着人流往车站出口走去,绕过一个大围栏,一边打量靠在围栏外头接车的人们,一边走到广场,来到约定的火车站钟楼底下,四下找一个写着她名字的招牌,这是她出发前约好的见面方式。
派去接楚立立的是药品公司业务员白小亨,他早就到了,从咨询处得知火车晚点,便离开喧闹的广场,来到西边的邮局门前,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没多久就打起瞌睡。胖小伙子的脑袋耷拉在胸前,眯了不到十分钟,身子一摇,碰到靠在肩膀上的招牌,侧头看看牌子上写着的“楚丽丽”三个大字,猛一站起,往咨询处急奔,一问,火车还没到,才松一口气。
下午的阳光驱赶着寒气,让人感觉昏昏然的。白小亨扛着招牌在广场上闲逛,被熙来攘往的人流推挤着,最后又回到邮局前的台阶上坐下。过了一会儿,感觉肚子饿,便起身走到旁边那一溜饮食店的其中一家,叫了一碗鱼蛋粉,滋溜溜吃起来。
正在白小亨吃得带劲时,楚立立出站了。
她在钟楼下被前后左右来往的人推撞了好几次,疑惑中远远望着围栏处,举牌子等人的全杵在出站口。她想了想,便往那边走去,瞪大双眼使劲看那些招牌上的字。看着看着,忽然有种不祥的感觉,说不上来由的郁闷和沮丧悠悠然袭上心头,于是她想起了打电话。
楚立立在广场拉住一个巡警模样的人,问清楚打电话的地方后便直奔邮局,一进去看见打电话的人排成了几条小长龙,于是走出门,一眼瞥见邮局旁一家小商店门旁的柜台上放着一个深红色的电话机,便立刻朝那一小块深红色扑过去。
她到达柜台跟前,一问电话是公用的,拿起就要打,才想起忘了电话号码,赶紧低头打开捆在腰间的腰包,拿出一个小本本,对着一串数字小心摁着,接通后,一颗心像挂到嗓子眼上。
听到老乡麦穗儿的声音时,楚立立磕磕巴巴地说:“穗儿姐,我没见到接我的小白,我丢了!”
麦穗儿立刻问清楚她现在的位置,叮嘱她一动不动地呆着,等人来接!
把话说完后,楚立立放下电话,忍住快要往下掉的满眶眼泪。
这时候,一个上岁数的干瘦女人看了看柜台里面的一个小机器,打着手势告诉楚立立,电话费一共是50元。这可把她吓了一大跳,忙问怎会花了这么多钱;那女人指了指机器,呱呱呱讲了一通。
她听不懂女人的话,一味摇头。那女人从柜台里抓出一支笔和一个薄薄的本子,在本子上写下“50元”几个字。她还是摇头,不相信几分钟的电话能打出这个数额。
女人稍迟疑,突然草草地在本子上又写下“20元”,嘴里嘟哝着向楚立立伸出两根手指;这下她明白了,伸手从腰包抽出20元递过去,一边仍旧疑惑这贵得离谱的电话费。
给过钱后,楚立立赶紧站到门口,身体绷得直直地扫看着四周。
大约过了五分钟,我出现了。
我笑嘻嘻地从商店门外的左侧走过去,边走边说:“你是楚丽丽吧,我是接你的人!”
楚立立听了,立马一副警觉的样子,没等她回过神来,她肩上的背包就被我挪到自己的背上了。
我告诉楚立立,公司派来的面包车停靠在火车站广场的南边,我们得走过地下通道,到高架桥的另一边去。
楚立立有些慌神地跟着我走,走着走着,她突然想起写有她名字的招牌,便停住脚步问:“小白,你没有带上写着我名字的牌子,怎么知道我是楚丽丽?”
我怔了怔,回头说:“我看过你的照片,走近士多就认出你了。”
楚立立“哦”了一声,一边避开地下通道里向她举来双手讨钱的乞丐,又继续往前走。
忽然,她扯扯我的衣袖问:“士多是什么?”
我顿了顿,侧转头看看她,她那红扑扑的两腮和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实在是可爱;我咧嘴笑了,停下脚步,一字一顿地说:“士多就是便利店!”
看着她定神的样子,我又补充一句:“就是小商店!”
楚立立“哦”了一声,一脸释然。
地下通道很宽,两边是一家挨一家的商铺,有卖衣服的、饰物的和玩具的,林林总总。我边走边告诉她,这里有全国知名的服装批发市场,很多国内外客商来这里批发服装。等安顿下来后,带她来这一带逛逛。
她听了笑笑,点点头。
出了地下通道,我们走到一家宾馆旁的停车场,来到一辆坐满人的面包车跟前。
我打开车前座的右门,将里面的两个人叫下来,让楚立立坐上去。
她疑惑地打量着车,又看看我,迟疑着上了车。
被叫下车前座的一个人挤到后座人堆里去了,另一个坐回到楚立立旁边,然后把车门关上。
一切安顿好后,我坐上司机座,发动面包车,慢慢地把车踅到大路上,汇入呼呼向前的车流中。
世事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本来楚立立应该在钟楼底下等白小亨来接她,结果变成在一家名叫“好平安”的商店门口等。正在钟楼底下的白小亨等着等着,接到一个电话,是公司老总打来的,话传话的信息变成楚立立找不到火车站偌大的钟楼,现如今在广场西边的一家士多门口。
这下白小亨慌乱了,扛着招牌往西边商店最集中的地方跑去。找到“好平安”后,他像一根木桩似的杵在门口,但站了半小时也没见有哪个女孩子奔到他跟前,确认自己是楚丽丽。
我的车行驶在环绕市区外围的路上时,白小亨已是第五次通知公司老总,他找不见楚丽丽,也就是说,他要接的楚丽丽失踪了。
三、放飞机
我一边开车,一边告诉楚立立,坐在后面的人全都是往市区东部方向的城市去的,我先把他们送到那边,才回公司。她一脸狐疑地看看我,“哦”了一声,就没话了。
我又告诉她,这条路上有省市级的电视台,有五星级酒店,有专卖名牌的商店;要是晚上经过这里,两边的树挂着灯,简直就是不夜城。她又“哦”了一声,转头看看我。
我感觉她有种说不出的惊慌,但表面看上去还是安静的。
为了缓解她的惊慌,我问她怎么大老远跑来打工?她便告诉我,这完全是老乡麦穗儿的安排。
听说她要入职的这家公司把药品交给药店,放在柜台里,每周在报纸上登一、两期广告,有病的人看了广告就去买药;不过大多数人买药前都会先打电话咨询,她将要干的工作就是接听这些咨询电话,之后还要定期回访咨询者。每个客服都负责两到三个区域,药店出售的药品,客服都有提成,加上比老家工资高得多的底薪,一个月下来,收入会很多。麦穗儿自己就是干客服出身的,在南广市呆了六年,现在是一家保健品公司的领导,有房有车安了家。
楚立立说到这里突然打住,转头看着我问:“我说的这些你不知道吗?”
我呵呵笑了两声回答:“我又不是领导,怎么会知道这些人事上的东西!”
她点点头,接着似乎打开了话匣,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起来。我侧头扫扫她的脸,她那样子好像沉浸在遐想中了。
楚立立上高中的时候,麦穗儿就外出打工了。
四年后,麦穗儿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回家过年,楚立立便觉着外面的世界一定就是这么奇奇怪怪的。
麦穗儿挣回很多钱,她家买地盖房亮煞一村人的眼。后来村里不少姑娘小伙儿照着她那些奇怪的衣服样式,找裁缝做了穿在身上,叫做时装。
听说麦穗儿辗转过几个地方,最后落脚在南广市,日积月累了几年,才有这么多钱的。
说起来,村里外出打工的人里头,就数麦穗儿最有本事了,可能跟她在省城读过两年职业高中有关吧,毕竟在大城市见过世面,不过村里人怎么都没想到她会定居南方。
楚立立高中毕业后,父母托关系把她安排到乡里的妇委会,当上了一名文书。家里的意思是把她安安静静地放在那儿,等哪户好人家看上了把她娶走。
有一天,麦穗儿找到楚立立,说她长得活脱脱就是一宋慧乔,韩国明星宋慧乔。长成一副明星相,又怎能憋屈在小地方,应该到大城市去亮亮相。
楚立立不知道谁是宋慧乔,不明白人家明星的面孔怎么会和自己套上了,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明星去亮相。
她把麦穗儿的话告诉父母,父母便像醒悟了什么似的跑去找麦穗儿。
一身光鲜亮丽的麦穗儿是这个村子外出捞金致富的样板,一个比男人还厉害的大姑娘相中了楚家的丽丽,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想法。
麦穗儿手舞足蹈地向二老讲述了南广市的富裕和亮丽,至于他们关心的婚姻大事,她拍着胸脯展示自己这个安居乐业的活样板,说得二老忙不迭地点头称是。
楚家的小女儿就这么给撺掇来了。
楚立立说到这里突然停下话,好像不知道往下说什么似的,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村里大部分像你这样的都出去了,好像有只手推着你走,对吧!”
她琢磨了一下,使劲“嗯”了一声。
这时候,面包车驶上一座高架桥,然后就看见一个开阔的大广场。
我告诉楚立立,这就是曾举办过世界级赛事的体育中心。她把头转来转去,一边看一边指指这里,又指指那里,笑着说正是电视上看到的地方。
到了一个路口,碰上红灯,我舒了口气,朝楚立立笑笑,告诉她这个路口常常要等很长时间,这个方向的其中两条车道过了一拨汽车,再等那个方向的两条车道过去一拨,然后又到这个方向的另两条车道放走一拨,才轮到那个方向的另两条车道再放走一拨,好像从没有顺畅过。
楚立立睁大眼睛听着,她第一次听到有人将汽车说成一拨一拨的。车在大城市里不是一辆一辆的跑,而是一拨一拨的过?
终于等到我们的面包车要过去了,车内拥挤的人里出现一些骚动,堵在车门口的哥们儿警告两个想打开车窗帘的乘客,说是被交警看见车里过道上也坐着人,所有乘客都会被扣到派出所蹲班房,谁都别想到达目的地。
楚立立听到这话,突然转头看着我,我也转头看看她,她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
我朝她笑笑,说声“没事”。
接下来那一路上,我只管开车,没再说话;感觉楚立立坐立不安时,我便转头看看她,笑笑,再使劲点个头。
面包车继续往前开了大约二十分钟,来到一个嘈杂的地方,这里就是市区东边一个很大的城中村,是打工人的集聚地。
大道旁有一家大超市,超市前的广场上一个挨一个的货摊四周,有人举着喇叭叫卖,有人装扮成动画片里的熊和兔子,走来走去发广告纸。
这是第一个停车点,我立刻减缓行车速度,直到把车停在一座天桥下。
在天桥下的人行道旁有六、七个举着招工牌子的人,他们一边大呼小叫,一边将手里的牌子左右转动着。
这时候,车门口的哥们儿喊起话来:“是谁上车前提过在这儿找工的?现在到了,赶紧下车,机会多多啊!”
车里立刻有人站起来,伸头伸脑的往外瞅。
车门口的哥们儿又喊:“想找到好活儿要下车问,这么瞅没用。如果目的地不在这儿,现在也想下车碰运气的,我们退回部分车费,问过觉得不合适的,可以转乘另一趟车。快点儿,这里停车不方便!”
有人开始下车碰运气去了,接着是第二、第三个。
我回头看着下车的人抱着行李推让着,等他们都钻出车后,我便将车发动起来,往前驶去。
面包车又继续往前开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东郊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卫星城。
一过卫星城路口,又是一个相当嘈杂的地方。
我知道卫星城里有多家正在招工的外企,而在路口这个地方聚集了好几家招工的中介所,这些中介所门口竖着大大的招工海报。说实话,海报上标示的工资待遇对远道而来的务工者来说,还是很吸引的。
我再次把车停在一座天桥底下,靠在车门口的哥们儿又一次大喊:“想在这儿找工的赶紧下车,机会多多啊!”
因为可以退回部分车费,经过此地的乘客基本上都下车碰运气去了,剩下的几个乘客也都宁愿下车,再等候过路的客运。
乘客都下去后,就剩下我、楚立立、还在瞌睡的四哥和一直充当乘务的哥们儿。
我将车往前猛开出一段距离后,再掉头往原路走。
就这样,在南广市区域范围内,我们把满满一面包车要去东部地区的乘客都撂下了,他们多是第一次来找工作的人,有的兜里揣着同乡的信件,有的纯粹是听到传闻才乘火车南下的。
在春运返潮的时节,如此客运的钱是最好挣的。
我们的车开走之后,邻近城市的面包车会上前拉客,把要乘车的和碰不上运气的求职者招揽上车,继续往东去。这算是我们和异地客运车的约定俗成吧,我们把这叫做“放飞机”。
这就是我们干的行当,之后才明白,我们干的不是行当,是勾当!
四、豪华驿站
我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骗走楚立立,她不是那种一下火车就赶着转乘客车的人,也就是说她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对象。
其实就算骗错了对象,我大可以把她再骗下车,随便放到一个什么地方。她发现被骗后,自会找电话联络上接她的人。
我能感觉坐在我后头的四哥沈同才警觉的表情,当我把车转上市郊的快速公路时,歇息过来的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有事要下车跟我说。
我把面包车开到这条路段的长途客车停车点,停靠在路边几棵粗大的树干旁,然后朝楚立立笑了笑,打开座位旁的小箱盖,伸手抓了一包烟,再打开车门跳下车,等沈四哥也从车上下来后,我走上前,把烟递过去。
这个地点是我们的歇脚处,几个人下车后,或站或走地抽抽烟。应该说我们需要定定神吧,毕竟之前曾把十几二十个人“放飞机”了,每人的车费60元到100元不等,除了上缴一部分作为管理费,其余的就是我们几个人分了,袋袋平安。
别看老练的沈四哥留着一脸拉碴胡子,其实才三十出头。他入行十多年了,是我们团伙的中坚人物。当年他从老家坐火车来这里投靠打工的亲戚,上了我大哥的面包车后,发现身上的钱没了,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的。后来我大哥收留了他,跟着跑客运,一直混到现在。
沈四哥一边抽烟,一边指指车里的楚立立问:“看上人家了?”
我想了想,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他狠抽了几口烟,接着将没抽完的烟卷使劲摁在路边的树干上,吐了口唾沫说:“这妹子看上去不经事儿,没开窍!这样吧,带回公司去,就说接错人,再送走,该往哪儿放还往哪儿放!”
我点点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歇脚后,我们重新上了车。
面包车继续往前开,迎着渐渐暗沉下来的天色,很快,城市的灯光也逐一亮起来了。
我告诉楚立立,我们又回到市区了,但她没吭声。
这段车程似乎很长很长,时间过得很慢很慢,好像从没经历过这么难熬的时间。
终于看见公司所在的园区了,我将车子驶进大门,绕过正对着门口的圆形喷水池,往喷水池后那幢暗红色大楼前开过去。
我把车停在车道旁,沈四哥和另一个哥们儿立刻跳下车,我知道他们要吃晚饭去了。
我一边告诉楚立立已经到达目的地,一边帮她提行李,她张着嘴四处打量,然后跟着下了车。
我把她领进大楼电梯,在五楼停下,再领她走进公司大门,让她坐在会客区,接着回头招呼前台女文员端一杯水给她。
我想楚立立见到这么豪华的大办公室,应该会打消一路上的疑虑吧!
空空的大厅里只有前台那个女文员,我知道这一定是专门留下等我的人,当然还有坐在最里间的总字人物,我大哥黎光宗,公司的老大。
我朝里间走去,到了一扇关紧的门前,敲敲门,犹豫了一下,才推门进去。
大哥今天穿的和平常不太一样,平时他总是由里到外一身黑色,今天他的黑色西服里面的衬衫是灰色的,这一点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是学平面设计的,对颜色特别敏感。
我清楚,我一个坐办公室的跑去开车玩客运,是没有任何解释理由的,何况大哥这个人极少给别人解释的机会,只不过我想快点说些什么,算是打声招呼吧,然后回到大厅去,我心里惦记着楚立立。
我看了看墙上正对着门口的挂钟,正好是晚上7点30分,我从火车站折腾到现在,快5个小时了。
蹙紧眉头的大哥没有让我坐下,我也不打算坐下,他看上去似乎不想说什么,我也就不打算说什么了。我的一举一动他应该早从沈四哥那里知道了,我还有什么不被他掌握的呢?
不知为什么,自从到这里工作开始,这个办公区就从没有给过我办公的概念,它就像一个豪华的驿站,样式和快速路旁那个长途客车停车点差不多,只是这里会给人一种暂且安定的感觉,毕竟是一个很具规模的办公区。
终于,大哥朝我摆了摆手,我明白他让我赶紧出去处理好事情,于是我朝他咧咧嘴,转过身时,暗暗舒一口气。
我回到大厅,一眼看见楚立立在擦眼泪,立刻慌了神;我转来转去转到前台,从桌上抓了一个纸巾盒就跑过去,放在茶几上,抽出几张纸巾递过去,她接过后继续擦泪,我赶紧又递上几张。
就在这时,大哥从里间踱出来,背着手远远站着,眼神很是严肃犀利。
我想把楚立立介绍给大哥,但他随即又扭头进了里间。
我顾不上大哥有怎样的感受,转头对楚立立说:“我先向你道个歉,我接错人了,把你接上车后才知道,但又不好意思随便丢下你,就让你跟了我一路。现在我打电话联络你老乡,然后把你送去老乡那里。”
楚立立点点头,看上去根本没有细想我的话。她从腰包里拿出写有麦穗儿电话的小本本,指给我看,我立刻掏出手机摁通了电话,接着递给她。
楚立立喊了声“穗儿姐”,便禁不住啜泣起来,结结巴巴不知道说什么,而电话那头的老乡则是一惊一乍地咋呼着。
看着这情景,我把电话拿到手上说:“你好,我是金通客运公司的,请你发个详细的地址,我现在送楚丽丽到你那里,详细情况见面再说。”
就这样,我又领着楚立立坐回到面包车上。
天空黑沉沉的,但因为路面一片灯火通明,所以一切看上去不那么暗沉。
我照旧到了一个标志性地方就介绍一下,但楚立立全然没往心里去,只是机械地应着。
当面包车拐过一个路口时,我突然想起以后的联系,就说:“你没有手机很不方便,我有两个,我把我的这个给你,以后我们常联络。”
她慌忙摆手说:“不行不行,贵重东西,你留着,我自己会买!”
我立刻回应:“必须要!这个是用旧的手机,以后你挣了钱想换新的,再自己买;如果你不要,我就停车!”
楚立立看看我,不作声了,看上去有些害怕。
于是我赶紧补充一句:“你记着,虽然我耽误了你,让你担惊受怕,但我不是坏人!我想和你交个朋友,不要失去联系!”
五、大排档
世事就是这样莫名其妙,楚立立本该由她那家公司的人先接到手,在她还带着乡间纯朴的时候,在她还没受到都市风尘浸染的时候,可偏偏在都市的边沿,她被我骗走了。
等我把她护送到他们那伙人跟前时,她的眼里满是疑惑和伤感,当然这些不良情绪并不全是我带给她的,应该说是际遇带给她的,那种眼神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所有碰见她的人都会下意识地想要对她先赔个不是似的。
我把楚立立交给那伙人,除了她的老乡麦穗儿外,都是她没见过面的同事。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人的短暂失踪会招来如此兴师动众的一群人,我不觉手心冒汗了。
麦穗儿看上去是个巴辣厉害的女人,我大大方方地和她握手,她握手时居然有些忸怩。
就这样,交接楚立立的仪式完成了。
那位没接到楚立立的小白,叫白小亨的,和我打了个照面就躲到人堆后头去了。他长得矮胖敦实,大冷的天居然渗了一额头汗。我竟然冒认这副尊容把楚立立接走,相比我这样英俊倜傥的形象,问谁谁都会同意该我把美女劫走的。
我提议要请在场的所有人吃顿夜宵,算是为接错人道个歉!
一听说要去吃夜宵,一群人都雀跃起来,满心欢喜地拥向我这个不明不白的人,只有公司老总路逍遥皱着双眉说,要请还是他来请,怎么着我也算是客人。
我听了他的话,立刻举起右手喊:“大家说说,把活儿截了是不是该罚?”
众人立刻一起喊:“是!”
于是一群人稀里哗啦拥着我走去附近的一家大排档,全是白吃白不吃的架势,这架势谁都拦不住。
我想楚立立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她那张脸虽然显得疲累又不安,但在闹哄哄的人堆里,她的双眼闪着熠熠光彩,很是动人。
在大排档明晃晃的白炽灯下,我看清楚了这群男男女女,其实和随便哪座办公楼里走出来的职员没什么区别。有几个人站起身,把白小亨拉出来,将他的整个胖身子转向楚立立,好让楚立立看清楚没接着她的人长什么样。白小亨那张圆脸憋得通红通红的,一个劲地扭着肥胖的身体往后挪。
看着白小亨那副样子,我想起老妈说过,有的人明明摆放在你身边,就因为欠缘分,打个照面都是模糊的,更别提搭话了,就像这个小胖墩白小亨;而有的人明明跟外乡人似的毫不相干,因为有缘,就能牵扯到一起,就像我和身旁坐着的楚立立。
路逍遥给我递上名片,接着向我索要名片。他的眼神看上去要多阴郁就有多阴郁,要是没有这一大群闹哄哄的人,我猜想这个路总会不会抓住我训斥一顿,毕竟可爱的楚立立被我接走了,虽然又给送了回来。现在倒好,还堂而皇之聚众吃喝,好像到头来接送楚立立倒成就了我的功劳似的。
我说我没带名片,只写了个手机号和公司名给他,这位老总接过后看都没看就揣到衣兜里,然后扫了扫我和楚立立,忽然将眼前的一小杯酒喝个精光。
众人吃得正酣畅时,我站起来上洗手间,顺便把账给结了。
麦穗儿立刻扬起手客气一番,我一边摆手一边笑嘻嘻地离开饭桌。路逍遥这时候也站起身,跟在我身后。
我先到服务台,打声招呼要算账买单,然后拐到左侧的洗手间去。身后的路逍遥也跟到洗手间,进来后阴森森地盯着我。
我没理会他,叉开腿就方便起来,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瞄着,知道他正贴近我背后。
我提拎起裤子,转脸朝向他,问:“你想干什么?”
路逍遥反问一句:“应该是我问你想干什么?”
我不打算回答任何问话,只是侧脸望着他。
路逍遥又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顿了顿,他又说:“告诉你,离楚丽丽远点,别有事没事打她主意。”
我嘿嘿笑了两声说:“开玩笑!我已经说明白了,我接错了人,现在送回给你们,怎么成我打她主意了。有你这么不识相的吗?”
路逍遥突然厉声说:“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也立刻接口说:“你说话放尊重点,现在你的地盘,由我请客,你也太不知趣了!”
他瞪着我,像思索什么,然后咬着牙说:“告诉你,公安局里我有人,你信不信回头把你查个底朝天!”
我一把拨开他,瞪眼说:“公安局里我也有人,你屁大点生意凶什么凶!”
路逍遥看上去满脸充血的样子,他一把扭住我的衣领。我们两张脸相对着僵持了几秒钟,最后他松开手,我则扯了扯衣服,掉头走出洗手间。
我淡定地走到服务台,结了账,回头看见路逍遥又站在我身后。
我一边把票据塞进钱包,一边说:“我们不打不相识,你好自为之!”
六、不祥之夜
告别了闹哄哄的人群后,我将面包车开往火车站的方向。
上车前路逍遥送我到停车场,我以为我们又要较量一番,结果这个刚才还和我扭到一起的人只留给我一个深邃而带点恨意的眼神,之后便湮没在暗黑的停车场里了。
其实,把楚立立送到目的地时,我就不断接到电话,催我赶快将面包车开到火车站,去运送不断涌出车站的人潮。
为了莫名其妙的欲望,我关闭了手机,完全投入到一场没必要的夜宵应酬中。
等把手机重新打开时,一连串的来电和信息显示啪啪亮在眼前。找我的人有两个,四哥沈同才和我大哥黎光宗,其中大哥的信息只有一句:急返!不返去扑街!
大哥竟然骂我“扑街”,我感觉一把火腾地从身体里升起来。不就是私下跑了几次客运,带了个女孩子回办公室,然后和别人意思意思,至于骂“当街摔倒难翻身”这么晦气的话吗?想着想着,我狠命地抽起烟。
我向来重视大哥的话,这句话出现在沈四哥“十万火急奔火车站”的连串信息之后,也就是说大哥给我的指令不再是火车站,我“返”的地点是办公室。
还没把烟抽完,我便使劲将半截烟头掐灭捏碎,接着把车开上一座高架桥。我突然决定奔火车站去,而不是金通公司的办公室,看看是不是“不返”就会“扑街”。
一路上,我回味着大哥那句骂我的话,一边想着他见到楚立立时的样子。渐渐地,我领会到自己的行为的确把他惹得火冒三丈了。
可能是因为认识了楚立立吧,我的神经兴奋到了极点,而这个女孩子怎会将我的意念扭转了一个大弯,我怎么也解释不清;更难以解释的是,我竟然把她带到办公室,似乎就是想让我平生最看重的大哥见见这个骗来的女子。可是……
我在职业学院毕业后就来到金通公司,这是我大哥的公司。一晃已是第五个年头了,这几年给我最大的体会便是“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俗语。平时只安排公司物流运输的我,在春运返潮期也会凑凑客运的热闹。虽然大哥从不让我搅和在里头,但进公司没多久,他的几个把兄弟时不时透露的事情实在让我好奇:公司生意的主要来源除了物流,就是客运,而客运赚得最火的时节就是春运,“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今年是我参与春运返潮的第二年,而这天下午来到广场四处晃荡时,碰巧撞上懵懵傻傻的楚立立,结果把我自己也弄得晕乎乎的。
火车站的深夜简直就是不夜天,高高竖立的灯柱散发出炽烈的强光。从广场钟楼对面的高架路上远远望过去,涌动的人流就像一小堆一小堆蠕虫。我知道,这些“蠕虫”多半涌向广场西侧的汽车总站,他们将乘坐长途汽车分赴外来工聚集的珠三角一带,成为众多外企或私企中的一员。
我把面包车开到约定的停车场时,给过我信息和急电的沈四哥正在现场。在广场上拉客的同伙运气不错,三辆面包车呼拉拉载走了不少去往东部和南部的乘客,另外还有一堆人坐在广场南边宾馆前的台阶上,等着下一辆面包车出现。
沈四哥阴沉着脸,气冲冲地说:“跑哪儿去了,现在才出现。把车留下,赶紧回去!”
我没吱声,将手里的车钥匙交到他手上。宾馆门前的人堆看见有面包车开来,都起身涌到这边。沈四哥和两个兄弟立刻将乘客招呼进车子,一转眼,车子便消失在灯火通明的夜色中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停车场的角落里坐着四、五个人。估计这几位要么身上没几个钱,要么还在考虑往哪儿去,不然早乘面包车走了。
这一类人多半身上揣的钱勉强刚够从汽车站乘车到目的地,只是一旦碰上沈四哥和他的同伙,区区几十元都会被骗光,比如先预交体检费或是过境费之类的。实在没辙,他们只好跟着团伙到窝点去训练上几天,再背起背包,装扮成“老乡”,跟着到火车站一带去拉客,拉上一个乘客能分十几二十元不等,直到有足够的车费。如果想继续跟着团伙拉客混饭吃也行,不想的则再乘车去往原来的目的地打工去。
我扫了几眼这几个人,便离开停车场,一头钻进地下通道。
说不清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回办公室去,只想找个地方好好歇歇,捋捋纷乱的思路。
当我走出地下通道位于广场中央的出口时,一眼瞥见一个背着背包、孕妇模样的女人正向两个男人兜售长途汽车票。我急忙站住,躲在阴暗处看着那女人像哀求般的解释。
我知道这是“孕姐”陈芬芳,她多以孕妇的打扮在火车站广场晃荡,那个装满旧衣服的背包里藏着各式各样的长途汽车票和火车票,当然这些票都是假的。
陈孕姐总能以灵敏的触觉逮住合适的对象,让人知道她手里正好有对方急需的车票,然后用各种理由告诉对方自己有急事,必须打折卖出手里的票。
我知道只要躲上十多分钟,便能看见她三下五除二地把钱骗到手,然后闪电般消失在人堆里,继续寻找下一个受骗的目标。不过陈芬芳以她孕妇的形象只能骗倒三五个人,之后她的形象又会改变,或者是一个蓬头垢面、刚下火车的妇女,又或者是一个未老先衰的女人,直到她干累为止。
果不出所料,大约十分钟,这场兜售便完成了。
我走出通道口,往广场西边的“好平安”士多走去。经过火车站的钟楼底下,我停了停,抬头仰望,大钟的指针指向两点二十分,忽然想起大约也是这个时间,我来到火车站广场,只是那时是昨天下午,现在已是午夜。
大钟不能告诉任何人天是白的还是黑的,它只能告诉人们具体的时间。一圈下来,白天被骗倒的人在黑夜的睡眠里会自我消解,像楚立立;而黑夜给骗倒的人会在白天醒悟过来,像那两个刚被陈孕姐骗倒的男人。
是不是真正的醒悟都在白天,因此才有真相大白这一说法?在这深沉的黑天之下,没有谁比我清楚,广场上背着背包的老乡里,哪些是刚踏进南大门的真老乡,哪些是专事骗老乡的“老乡”。
七、光宗耀祖
终于走到老姨的“好平安”士多了,我一屁股摔进柜台内窝在角落的一张旧沙发里。
我一进店,柜台里靠坐着圈椅打瞌睡的老姨立刻像被电着似的一下支起身子,揉揉眼睛,对我咋呼起来:“我的小祖宗,你跑哪里去了,你哥说你把那个女仔带回去,之后又送走了。你别是对人家上心了吧!”
我不吭气,靠着沙发眯缝起眼睛。
昨天下午原想骗楚立立50元的老姨看见我远远给她打的手势后,改成了20元,而这时候,我的这个远房老姨忽然让我感觉整个世界的确很不对劲。
只听她又说:“阿祖啊,千万要记住我们是做什么生意的!那种外省女仔看着两个‘面珠墩’红通通的,一看就想呷一口,但那不是你的果,知道吧!”
我姓黎,叫黎耀祖,明摆着就是要使家族光宗耀祖的主儿。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应该怎样光宗耀祖,是不是因为没有祖业可炫耀,所以才需要光宗耀祖?
和比我年长十六岁的大哥黎光宗相比,我读书还不错,专长是平面设计,而大哥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了。
在家人和村人眼里,我是个文化人,只是现在混成这样,何来的耀祖?
不过黎家在这十年里应该算得上光宗耀祖的,至少在村人的眼里是这样,那是因为大哥的“造化”,可他的文化水准顶多比文盲好一些,却为黎家光宗了,真是滑稽!
黎家的祖上以做豆腐为生,一次难民潮把一家人带到岭南。来到一个隐藏在山林里的村子时,我家老祖宗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好心的村民让他们住进村东头一座废弃多年的破房子里,破房子的主人多年前投靠远方的亲戚,一直不见回来。
老祖宗住进破房子后,村民们觉着房子因此活了,村东头这一带也不再死气沉沉。
安了家的老祖宗重操旧业,做起了豆腐。开业的第一天,挨家挨户送去豆腐一大板,外加一个鞠躬和一个抱拳,从此这个村里就多了一户姓黎的人家。
黎家一直单传,到父母这一代,生养了大哥光宗、三个姐姐和我五个孩子。终于在第五代开枝散叶,父母都感觉很是安慰。我和大哥相隔的十六年间,父母生养了三个姑娘,姐姐们都长得美丽动人,早早就被村里村外有点名堂的人家订下了亲。
虽然我们家祖宗并非土生土长,但自从落脚这个村子后,特别是有户籍登记开始,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岭南人了。
大哥十四岁那年,跟着村支书的儿子远赴省城南广市的建筑工地打工。十七岁时他离开工地,跟随一个运沙泥的北方人跑运输去了。当村支书的儿子熬到当了工头时,我大哥已混到手里有了一辆中型货运车和一辆面包车,货运车运物,面包车载人。这年他刚满二十四岁。
黎家长子从没让家里人操心过,当上运输小老板的第一年春节,大哥开着那辆半新不旧的面包车一颠一簸地回家,车上坐着村支书的儿子,还有一起出外混世界的五、六个哥们儿,再就是塞满车后箱的年货。
当大哥正儿八经向父母提出求亲的事情时,父亲好像才想起总不在身边的长子已经到了婚配年龄,只是没想到他的求亲对象竟然是村支书的侄女。这可把父母吓了一跳,因为一直老实本分做小生意的黎家从不奢望能和村里稍有名望的家庭攀亲拉故,即便频频有村官人家上门给姐姐们提亲,两老还是觉得和同在集市上搞小经营的人家结亲会相处得融洽些,毕竟门当户对。
父母不知道长年在外的大哥什么时候看上村支书的侄女了,因为这么一桩攀亲的事,二老才意识到他们一家老小还住着别人的地方。虽然老祖宗落脚时的破泥砖房早被改建成了红砖瓦房,但是长年累月到如今,砖瓦房也残破得快像一座年久失修的老庙了,他们很难想象村支书会同意把侄女嫁进这座老庙里。
没想到,这桩婚事让我们家从此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大哥究竟是怎样上门提亲的,我不清楚,只知道在外挣下不少钱的大哥因为和村支书家有了姻亲关系,才把村东头这块宅基地买下来,第二年造起一幢两层的小洋楼。
在我家造新房的同时,村支书的家也在扩建,将原有的两层洋房加建了一层,外加一个小凉亭,这样扩建后的洋房就是全村最高的房子了。我还知道村支书家的建造费用都由我大哥承担,算是作为迎娶的聘礼吧!所以村里人都好奇黎家长子到底是怎样一块做生意的好料子,竟然发得双脚比猪蹄还鼓胀。
虽说父母不太清楚大哥赚钱的门路,但从村里人对我家的态度来看,黎家孩子光宗耀祖的路途是踏上了。从此,父亲的肩膀上多了村支书和村长的手掌,家里也多了村干部送来的盒烟。父亲多年来叼在嘴上的自制纸烟只好留作发呆的时候享用,和别人分享光宗耀祖的传言必须递上从城里捎来的盒烟。其实在父亲看来,城里的盒烟怎么都比不上自制的烟醇香。
就在小洋楼落成的第二年,大哥黎光宗的婚礼举行了。黎家不讲究排场,但姻亲是村支书家,所以排场不能将就,毕竟那是做给众人看的。
婚礼的操办由村支书安排,大哥都听他的,唯独伴郎非得自家兄弟担当。这年我刚满九岁,懵里懵懂地被罩上一套看上去像大了两号的西装,站在高大神武的大哥身旁。我在家门口和一群人拍照后,就跟着大哥放鞭炮,然后坐上他从县里借来的布满彩色花球的小轿车。
接新娘的花车在村里村外绕了个圈,最后来到新娘家。一行人在新娘家胡闹的时候,我躲在一边看,而大哥一旦发现我不在身边时,就立刻转头四处探看喊叫,直到把我夹在胳肢窝底下,他才放心。
当新郎新娘和伴郎伴娘这个组合走在一起拍照时,人们怎么看怎么笑。一行人回到村东头的新家门前时,我发现父亲看成一副傻样,还忍不住当着众人的面流下泪来。
忙乎一天后,父亲站在爷爷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头,好像到这时候他才明白,当年爷爷为什么要给孙子们起名光宗和耀祖,眼下这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两个儿子正在为祖宗争光,只可惜早逝的爷爷奶奶没能看见黎家在村人前的风光了。
我从小就爱大哥,虽然他总不在家。只要他回到家,总喜欢把我领在身边,坐着时一高兴就把我放在膝上,揽在怀里,走着时一高兴便把我扛到肩膀上晃悠。
和大哥不一样,我喜欢读书,特别是对几何图形着迷得很。可能对着书本多了,人也变得有些书生模样。上初中后,大哥会远远地看我,好像我这个弟弟有种特别的东西是黎家上下都不曾有过似的,但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也说不清。
我一直认为大哥在南广市开着一家大公司,所以毕业后就奔大哥去了。
金通物流公司的豪华办公室让我确信他是个有本事的人,只是时间一长,疑惑在心里渐渐扭成一个心结,这个心结其实没有影响大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从来都是以大哥为荣的,特别是在人前人后艳羡的传言中,只是奇怪我心里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可究竟是哪里不对劲,我也说不上来。
八、无头苍蝇
我是什么时候被领回窝里的?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一定是大哥找人把我领回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会睡得那么死,一定是白天太累,夜宵时又喝了酒。
醒来后,我的脑子里急速转动着各种场景,最后定格在楚立立那张红扑扑的脸、大哥肃穆的表情和沈四哥集训入行人员的旧库房里,估计我在“断片”时,影像最深的是这些人和地点。
记忆中,我有过四次睡得糊里糊涂的状况:第一次是在金通公司的年度聚会上,那次是因为喝酒狂欢醉得不省人事;第二次是把一车货物发错了地方,被大哥训斥后喝多了;第三次是好奇心膨胀,跟踪沈四哥他们几个兄弟到一个城中村的库房外,发现一个集训点,还有散居在几个城中村里专门在火车站一带拉客的团伙,然后又喝多了;再就是这一次,骗走楚立立这个从北方来的姑娘。
在前两次浑浑沌沌中,大哥黎光宗是事后默默地安慰我,捋捋我的头发,或是刮刮我的鼻子,但第三次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种可怕的凌厉是我从没见过的,这第四次就更别提了,直接就让我去“扑街”。
自从来到金通公司工作后,便一直觉得大哥对我隐瞒着什么事情,这种隐瞒既刻意又谨慎。
最初我以为大哥另有女人,瞒着老家的嫂子。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哥在外头有女人的事已是公开的秘密,嫂子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我这小弟可能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直觉告诉我,大哥的生意并不止我正在经手的物流项目那么简单。
记得那是两年前的三月初,一个晴好的下午,四哥沈同才突然急匆匆来到办公室,和正要出门的我撞了个满怀。待我傍晚办完事回到办公园区,发现大哥将沈四哥等几个兄弟送到楼下,神情严肃地道别。我没有多想就回到停车场,开动我外出时那辆小车,跟在他们的面包车后头。
跟到城北的一个城中村口时,我发现入口处的牌坊下堵了大大小小一堆车辆,沈四哥他们的车也堵在其中。于是我将小车停在路口一家小超市旁的停车场里,然后步行跟在这堆车辆后面。城中村的街道不宽,勉强能通过两辆车,堵成这种样子,步行比车走得还快。
等沈四哥他们的面包车来到一个十字街口时,我早在路旁一家便利店门口候着了。我尾随车子来到一座大库房外面,围着库房转了两圈,最后在远离大门的一扇高高的窗户下停住,在附近找了几块砖,叠放在地上,然后脚踩着砖块,把头伸到窗户上,立刻便看到库房内的情景了。
首先撞入我视线的是库房内一堆横七竖八的行李车和大号的蛇皮袋,我再往右看,发现库房的一端放着十几排铁架床,有的床上挂着发黄发霉的蚊帐,有的则堆满东西;一眼扫见有几张床上坐着人,我本能地低下头,随后又再把脸举上窗户。
靠近库房大门口的地方集合了一群人,和沈四哥一道乘车的其中一个兄弟正在训话。我听不清那人说什么,只是猜测传闻中的金通公司客运部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人在运作,可这么一群看上去像难民似的人能干出什么正经事来?
正当我在心里叹气的时候,一声咳嗽在身边响起,我吓了一跳,身子摇晃一下,回头看见身旁站着沈四哥。
沈四哥伸出两个指头,朝我勾了勾,示意跟他走。
我从砖块上下来,以为他会带我进库房,满足我的好奇心,谁知他把我领到附近一个茶餐厅,叫了两杯饮料、一碟炒香豆和一碟炸薯条。
看着眼前这几样小吃,我明白了,在他们几个把兄弟眼里,我黎耀祖还是个孩子。
沈四哥将两碟小吃往我面前推,我照样将碟子往他面前推;他笑了笑,伸手拈起一根薯条,再将碟子推向我,一边说:“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我咕嘟嘟喝了几口饮料,抹抹嘴说:“现在不想问了,都看见了!”
他又拈了一根薯条塞进嘴里,嘴巴一动一动地说:“他们都像我当年那样,来找工作的;要么钱丢了,要么根本就不够钱坐车,要么突然改变主意不想走,就留下跟我们干了。”
我哼了一声:“一堆人像上了贼船差不多。”
他白了我一眼:“说的什么话,要是给你大哥听见,准不会给你好脸!”
我又喝了口饮料,伸手抓了几颗炒香豆丢进嘴里,嘎嘣嘎嘣咬着说:“他不会把我怎么着,就是不想让我知道你们的事情;要是见得了光,你们不会不让我知道,对吧?”
他迟疑着回答:“有些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其实,来这里打工的人有很多都是盲目的,反正都是想混口饭吃,怎么混都无所谓。比如我,打工跟拉客有区别吗?打工稳定些,但挣得少,拉客风险大,但挣得多!”
我听了嘿嘿笑了两声:“那么说,我也能拉客啰?”
他长长叹了口气:“人跟人不一样,你是少爷命,不需要冒那个风险去挣活命钱,你就好好干正事儿吧!”
我又嘿嘿笑了两声:“那么说你们干的不是正经事啰?”
他蹙起眉头回答:“怎么说呢,一个人如果要坐长途车,就得到客运站去,这是常理,可是人太多,买不着票的人多了去;这种时候要么帮衬黄牛,要么坐在车站等,就算不被赶走,等个三五天的,就跟乞丐没什么两样了,是这样吧!”
他停下话,又抓了把薯条塞进嘴里,嚼了好一会儿才说:“所以,就算私车拉客不是什么正经事儿,也算疏导交通,对不对?”
我听了这些话,想了想,又问:“拉客需要那么多人吗?还要集训?”
他笑笑,递给我一根烟,然后自己点上一根,叼在嘴里,吸了吸,再呼出来:“傻瓜,多一个老乡就多一份口粮!他们拉一个客就有15到20元左右的提成,如果一天拉上10个乘客,日子也蛮滋润嘛!再说了,不想干的,打声招呼溜号就是,何乐而不为?”
顿了顿,他又说:“我也是你大哥训练出来的,我拉客的时候可不是真老乡,是装出来的老乡,是要把一个个老乡拉去坐车的人,不训练哪行!”
我拿起他放在桌上的火机,点上自己的烟,也像他那样吸了吸,再呼出来。
他继续说:“我是湖南人,碰到你大哥后,知道他的祖籍也是那一带的,我才跟了他。之后我拉的客自然是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老乡。另外就是三哥汪水福,他是河北人,当然拉的是北方的了,总之各训各的队伍,各拉各的客。”
我看着小桌对面边说边陷入沉思的沈四哥,突然意会到,从小听说的黎家大生意恐怕就是这样的大生意,我猜想坊间传闻的“背包党”该不会就在眼前吧,于是又好奇地问:“拉客的都在这个库房吗?”
沈四哥到这时候才又喝起饮料,咕噜几声后说:“当然不止,这是新租的地方,另外还有不少人把家安在附近的村里。”
像是这几口饮料让他把话打住了,他清了清嗓子说:“好了,我忙得很,你别再去偷看了,回去忙你的事吧!”
说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说:“回去后记住跟你大哥交待一声,他不会责怪你,我先跟他打过招呼,才跟你聊这些话的。你在库房转悠的时候,就被发现了。”
他说完拿起饮料,一下子喝光,抬脚出门了。
我目送他远去,然后一个人步行到村口,感觉自己像只无头苍蝇。
拐上大路走了十几分钟,才想起自己是开车来的,又回头到那家小超市旁的停车场,把车开出村道,朝金通公司的方向驶去。
九、背包党
跟踪四哥沈同才和几个把兄弟的事情发生后,大哥没对我说什么,我只是默默地在他面前坐了五分钟,然后又默默地离开,算是有所交代吧!
我知道大哥不会告诉我更多的东西,能说的沈四哥已经说了,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独独对我这样,是不是因为我显得幼稚不经事,可似乎又不是。
这是我来金通公司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有意无意得知了公司客运的性质。虽然直觉这不是什么挣钱的好道道,但时间长了,看着几个称兄道弟的人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心想这一切和同一园区的其他公司有什么区别?外人看着一栋一栋挂着不同种类公司招牌的楼房里,不都是各式各样的谋生方式吗?
记得又到了下一个春运返潮期,我第一次撞到火车站广场,在广场南边的宾馆门前找到沈四哥,在他无奈的眼神盯视下,我上了他拉客的面包车。
已是春运返潮的后期,客流已变得散淡。沈四哥等不及拉客的“老乡”带来零零散散的客人,开起面包车绕着广场边的公路慢驶,边驶边招呼路边看上去想乘车的外地人。
在市属客运站门口,跟车的两个兄弟甚至跳下车,把一脸犹豫的人推拉上来,这样绕了两三圈后,车子总算塞满了,便一溜烟往东部开去,就是我们通称的“放飞机”东线。
和沈四哥的面包车相隔几百米的是三哥汪水福的车,他们的车通常往南部跑,我们通称的“卖猪仔”南线。
和跑东线不太一样,三哥他们的车子会在乘客上车后,先收取相当的车费,把乘客拉到南郊,便借故车子发生故障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将乘客赶下某个站点,退回部分车费,接着扬长而去,由接应上来的南线异地车辆继续把撂在路边的乘客撺掇上车。他们把这叫做“卖猪仔”,至于乘客会不会又被“卖”一次或两次,那就听天由命了。
我知道跑东线能“放飞机”,是因为东线沿途有的是招工的机会,穿洲过省来此地的打工者不外乎为了一份工作,看着工资高,自然会留下,不一定非要到达目的地;而跑南线是“卖猪仔”式客运,除了这一段长长的路途中没有像东线那么火爆的的招工诱惑,还因为必须和异地搞客运的同行约好“猪肉分着吃,有钱大家赚”的规则。跑客运的没必要到人家地盘上抢“活口儿”,这已经是不成文的行规了。
在跟车跟到第三趟时,我在车上睡着了,沈四哥恼怒地拍醒我,将我赶下车,让我到广场边老姨的士多去睡个够。
我下车后,到附近的服装批发市场的二楼公厕去洗把脸。当脸一接触冰凉的水时,整个人打了个激灵,这一下脑子清醒了许多。
出了厕所,正想往一旁的货运电梯走去,只见电梯门前聚集了几大包货物和等电梯的人,我便转身拐到另一边的楼梯门。转眼间,发觉贴墙而坐的一张女人的脸很熟悉,我走下几级楼梯时,又忍不住回头看。
虽然这张女人的脸像是被碰撞过,能清楚看见她用手揉搓的右眼部位红肿了一片,但熟悉的模样在我脑子里像影像似的刷刷扫过,最后定格在年前跟着大哥招待一群把兄弟的一场夜宴中。我想起来了,是二哥肖大伟的老婆陈芬芳,大家都叫她陈孕姐。眼前的情景告诉我,陈孕姐被打了。
我回身上楼,弯下腰凑近她,见她没有反应,便伸手碰碰她的肩膀。陈孕姐突然颤抖了一下,睁开左眼看看我,接着又闭起眼睛,不加理会。我又伸手碰碰她,问:“你好,是陈孕姐吗?我认识你!”
陈孕姐重又睁开眼睛,将捂在右眼上的手放下来。她虽然样子衰弱,但眼神很警觉地扫过来,我不觉垂下眼睑。只听她说:“我不认识你!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立刻抬起眼,盯着她说:“我刚才叫你陈孕姐,是金通公司的,我姓黎。”
陈孕姐闭了闭眼,呻吟了一声说:“我知道金通,但不认识你。”
迟疑了一下,她忽然说:“你应该是好心人,帮我一下,扶我到广场那头的士多去。”
我听了她的话,即刻伸手拉她的左胳膊,她却摆摆手,示意我将两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提起来,这样我才意会到她的脚受伤了;于是我将两手插到她腋下,将她提起,让她的背脊紧靠着墙。只见她的脸扭曲起来,不知道是哪条脚疼得厉害,看来走路是不可能的了;我便弯下身子,示意她趴到我背上。这样我便背起她,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陈孕姐要去的士多就是我老姨的店,我把她安顿好后,她拍拍我的手臂说:“碰到自己人,我又逃过一劫。干我们这一行,要靠运气,还要有福气!”
老姨立刻打电话让二哥肖大伟过来,这样陈孕姐就会被领回城北他们住地附近的私人诊所,好把伤给治一治。
其实肖二哥来不了,他只能派人雇辆小车,来把老婆接走,因为他是个残废,左手和右脚都断了一截,那是他八年前在一家外资印刷厂里落下的。后来他们夫妇在春运返乡时,碰到卖黄牛票的五哥林从光,便留下一起混了。
肖二哥夫妇原打算回粤西老家和老人一起种地讨生活,在客运站前的天桥上碰到林五哥,以他专业印刷师傅的眼光,一下便判定林五哥手里的黄牛票实在假得离谱,这样两个人便搭上了话。
没想到林五哥和肖二哥如此投缘,他的鬼点子特别多,很佩服肖二哥的技术,这样粤东人林从光和粤西人肖大伟就合伙一起混了。两人混了不到半年,林五哥极力鼓动大哥出资买了一台进口的二手印刷机。
很快,在远离市区一个小镇的出租库房里,两台机器和七、八个人每天都将一千多张车票源源不断送到窝居在几个城中村团伙的背包里了。
陈孕姐被接走后,老姨才告诉我,她不是第一次被人打了。一旦让人发现买的是假票,特别是碰上一股轴劲的北方人,呆着不走也要把骗钱的票贩子找出来痛打一顿,打完立刻溜走。陈孕姐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连肋骨都折了,在家里躺了三个月,之后呆不住,又跑出来。
其实有肖二哥养家,她不需要出来扮孕妇卖假票,在小作坊里打打下手就可以过得很自在。老姨估摸她想多挣些钱,回老家造房子,说不定有钱了,就可以摆脱这一行,做些小生意,像老姨这样。大哥盘下火车站这家小店,她不劳不累的也能挣不少,又能关照自己人。
那天,我平静得出奇。经历了搭救陈孕姐的事件,又听了老姨的诉说,我奇怪自己可以这样平静,平静得就像火车站广场的上空,当时蓝灰色的穹顶上挂着不多的几片白云,俯视着纷繁忙乱的地面。
从老姨嘴里,我第一次听到“背包党”这个称呼,听到的一刹那,心里咯噔一下,一阵寒气说不出来由地滑过脊背。
十、念想的边缘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想念是解释不清的,这算是缘分吧!就像我对楚立立那样,想念的形式是要跟她解释曾经假冒白小亨冒认她这件事,解释我骗走她,然后又帮她联络熟人,再把她送回该去的地方。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的欺骗行为,每次我约楚立立见面的理由就是说我有件事想解释清楚,可是等见了面时,却因为没有勇气,又推搪过去,还好她不会因此回避我。
这是我们相识的第三个月,楚立立顺利过了试用期,她为此很欣喜,说客服工作其实不难,比较难的是在南方不会说当地的话,就显得自己这个客服很不地道,而这不地道的沟通自然就影响服务质量,不过她很奇怪自己并不比能说当地话的客服差,为什么呢?
我告诉她,那是因为她略带一丁点乡音的普通话听起来让人感觉亲切,给人一种享受和乐趣,即使听不懂也无妨,比如好听的音乐,谁能说得清作曲的人要表达什么意思?感觉好听就是了,听的人各有各的理解。当然,电话客服这活儿最好还是让人听清楚说的是什么内容。
我们就这样交流开来,我很希望能像楚立立那样坦然地讲讲工作,可我不能说得太清楚,特别是我内心的种种疑惑,这真是憋得我很难受。
听着楚立立那一把美好的声音,看着她那张红扑扑的脸,我感觉像喝下了什么甜丝丝的饮料似的。我回忆起学生时代修学的平面设计专业,发觉只有那个角色才和现在这个女孩子对得上话题,也就是说,眼下的我和我所经历的事情配不上那么纯真的楚立立。
其实,一南一北两个人既然那么有缘,凑到一起也对得上话,两个不同圈子的知交作些互通有无的交流,未尝不是件好事。就算我对楚立立有点意思,可我清楚自己有欺骗的前科,和我共事的人也不是什么好货,所以要想和她深入到男女关系的微妙程度,还差一大截,而且我们身后还站着一个拈酸泼醋的路逍遥。
以路逍遥三十多年的做人经验,再详细听了楚立立被我带上面包车的经过,他大致确定了我是一个黑车团伙的小分子,只不过碰上我这个还算有良心的家伙,估计正是看上楚立立,才不加以伤害,不然连人带物早完蛋了。
楚立立把路逍遥的一番分析告诉我时,睁着本来就大的眼睛,看上去她不相信我是个黑车团伙分子,除非由我亲口告诉她。
我暗地里的分析是:不能说路逍遥完全是出于正义而巴望我永远消失,因为看上楚立立的正是他,这里面自然有麦穗儿的撮合,他们业务上的合作当然是最大的理由。把楚立立从大老远的北方鼓动进了南大门,就活像把路逍遥最钟爱的韩国女星宋慧乔引进了国门,放在他身边。他们正想方设法让楚立立成为贴在路逍遥身上的一块亮闪闪的商标,领出去光彩照人,放在窝里体贴动人。
一个明媚的上午,我接到麦穗儿的电话。接到电话那一刻,我一点都不感觉奇怪,倒是奇怪她怎么到现在才约我见面。按我的想法,楚立立这个在南方唯一的半拉子亲人不应该等到我们套上近乎才约见并加以审查的。
见面是在城郊靠近环城河边的一家茶室里,环境很优雅,侍茶的小姐们一律穿着灵动曼妙的五彩旗袍。我立刻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的装束是不是太随便了。我把注意力放在麦穗儿身上,琢磨怎么应付这个老练的女人。
麦穗儿今天的打扮也很曼妙,她就像我读过的一本小说里写的那样,这种女人在公关场所随时能碰到,一开始想抓住玩味于股掌间,但由于她过于油滑,游逸间不免让抓着的人感觉腻烦,放手吧又有点不舍得,不放吧终归看着她游到别人的怀里而嫉恨,可一闪眼,她又游回来了,这时候抓不是,不抓也不是。
我对着麦穗儿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想起交接楚立立的那个晚上,在大排挡的厕所里和路逍遥扭在一起的事,打算只要她一提起,我立刻让她转达道歉,虽然先惹出事端的不是我。
麦穗儿一味往我的碟子里夹小吃,直到我连声说“够了,谢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她才停下手,一双妩媚的眼睛扫着我。
她将两手交叠在胸前,靠在茶桌上,细声细气地说:“我这次约你见面,有三件事要跟你说明。”
她停下话头,往我的杯子里斟了斟茶,才接着说:“第一呢,我直觉你对楚立立有意思。不过我先说明只是直觉,以一个过来人的观察,也可能你自己还没完全感觉得到,我先提醒你。”
我翻翻眼皮看看她,不作声。
麦穗儿继续说:“第二呢,是提醒,希望你不要再找楚立立!她为什么来南广的,你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一门待定的亲事,夫君是谁我不能明说,但能给楚立立带来安定幸福的生活,那是确定的。”
我又翻翻眼皮看看她,喝口茶,还是不作声。
她往我的杯里又斟了斟茶,说:“我这人向来说话开门见山,有些话其实没必要绕圈圈,直接说出来对大家都有好处。”
虽说想直接表达,但看来她还是犹豫的,所以说出来的话比较谨慎:“我感觉你是个好人,从我第一次接到你电话时就这么想了。我现在要说的第三点,是你的工作问题。不瞒你说,我听楚立立详细描述她乘上你们的单位车后的经过,以我的人生经验判断,你们公司的客运业务属于非法营运,姐劝你离开这个公司,重新找一份更合适的工作。”
我这回没有翻眼皮,而是耷拉着脑袋,还是不作声。
麦穗儿停了一会儿,琢磨着又说:“我悄悄告诉你吧,下面我要说的是想了很久才决定的。没别的,就是想向你搭把手。对非法客运这种屡抓不止的犯法活动,听说公安局早布线了,说不好你见过的哪位仁兄就是特警的卧底,目的就是揪出大鱼,那样在火车站广场上那些小鱼小虾自然就消失了。”
我听着,仍旧不作声。
她没理会我的反应,自顾说:“我建议你先回老家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另找一份正事儿,姐我尽力帮你!”
我看麦穗儿没有要说的话了,便抓起眼前的小杯茶一饮而尽,说:“穗儿姐太会开玩笑了,我看你倒挺合适干卧底的,像掏我底子一样。我也就偶尔蹭过一两次私车,挣些零花钱,跟公司没关系,我不蹭就是了,不过还是谢谢穗儿姐的好意!”
说完,我站起来要告别,忽然想起打算声明的话,就又说:“穗儿姐不应该禁止我跟楚立立有来往,我们是正当交友,她又不是小孩,能分辨谁适合交朋友,谁不合适;当然我指的是普通交往,不是男女关系的那种。”
麦穗儿连忙接上话头:“但为了楚立立能更安心工作,忘记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见面这种事情能避免就避免吧!”
我不置可否,拿起茶壶给麦穗儿斟了斟茶,感觉闲话不可多说,便告辞了。
十一、颠覆的前奏
我轻轻敲了敲大哥黎光宗的办公室门,发觉自己从没敲得这么柔和过。我这回找他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又似乎毫无理由,总之我的心情很复杂。
不时想起大哥曾发过那条“不返去扑街”信息,当时我看了即刻就犯起倔来,看看“不返”是不是“扑街”。
赴麦穗儿的约会后,我又想起这条信息,觉着大哥的“扑街”像一种不祥的预示。就是因为“不返”,我才有机会和楚立立圈子里的人一再打交道,也才悟到自己所在的圈子里可能已经埋藏了极大的隐患。
那天离开茶室,在回金通公司的路上,大哥的这条信息一再涌上心头,害得我一再呸呸地骂他是乌鸦嘴。
不管是不是麦穗儿在瞎编,既然有这样的传言,我的心总是悬着的,会不会因此带来“扑街”,谁都说不准。
一路上,我随着车速头脑风暴,把我相识的哥们儿全部扫描了一遍,似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谁是可疑的卧底。
二哥肖大伟、三哥汪水福、四哥沈同才和五哥林从光都各有独立的群体,这些群子里也许早有布防的特警,只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就被一锅端了,最终的矛头必定是指向大哥。
如此头脑风暴让我浑身上下像灌了鸡血,直到把车开抵金通公司楼下,看着园区里这座外表沉稳的暗红色大楼时,我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走进大哥的办公室后,我一屁股坐在他的大班桌对面的椅子里。大哥那双锐利的眼睛似乎能割开人的皮肉,在这种眼神逼视下,我垂下双眼,但很快就扬起头,使劲琢磨着怎样把不中听的话说出来。
还是大哥先发问,声音倒是很温和:“出什么事了?”
我想,在大哥的意识里,他的小老弟恐怕又耍了一次皮,搭救了一个女人或是女孩子,甚至一个苦大仇深的家庭,又惹了一次麻烦。
我左右摆动着嘴唇,好像想说的一席话需要放在嘴里绕几个圈,才知道怎样通过嘴唇这个通道口,可是我只是吐出一句话:“哥,你赶快逃走吧!”
大哥不吭一声,盯着我的眼神像一道利剑似的插过来,像要把我剩余的话剜个通透;我赶紧补充:“我听说我们这里有卧底,是公安特警的人,很危险了!”
大哥问:“你听谁说的?”
我赶紧回答:“你别问那么多,赶快逃吧!”
大哥白了我一眼,站起身,绕过办公桌,站在我身旁,伸手捋捋我的头发;接着拿起桌上的烟,点着,吸了一口;然后慢慢踱到窗户旁,望着窗外说:“这样的话我听几年了。”
我望着大哥的后背,只听他又说:“很多事情瞒你也瞒不住,不过现在看来,你开始替我分担了。”
我不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大哥突然回转身,走回办公桌旁,将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说:“你干好物流这一块就行了,其他的你不要管。有些事情不是谁想收手就收手,我想收,但底下的兄弟也不会停下来,他们赚客运的钱赚疯了。”
我抬头望着他,琢磨着说:“他们干是他们的事,你跟他们断了就可以了。”说完便立刻觉得这样的话毫无底气,跟废话差不多。
大哥笑了笑:“头是我开的,底也得我兜着,这是常理!”
接着是一阵冷场。
好一会儿,我挠挠头说:“我感觉这样干没什么意思,我要是你,就先把金通关了,回家躲一段时间,省得万一出事,好不容易储存的财产被没收了,老爸老妈他们怎么办?”
听了这话,大哥突然一个转身,盯着我的脸。
我垂着头,感觉四周的一切都被我弄得好尴尬。
之后大哥向我扬扬手,示意我出去。
待我把办公室门轻轻带上后,一下子觉得和大哥分隔在两个世界了。
回到自己的隔间,我坐立不安,最后站起身,像困兽似的来回转。
这个夏天似乎特别闷热,虽然呆在空调温度适中的室内,窗户紧闭,但仍能听见窗外树上热闹不堪的蝉鸣,更是感觉闷得慌。
就在当天晚上,我去找四哥沈同才,将自己的担忧向他说了。
沈四哥的反应和大哥的态度差不多,我想这帮人赚钱都赚麻木了。
我不知道自己提出警告的做法对不对,总觉得只有这样,才会让大哥他们知道危险就在身边——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引爆的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整个金通炸得粉身碎骨。
第二天一早,我去往城北郊外的一个小镇,找到二哥肖大伟。因为救过他老婆陈孕姐的缘故,肖二哥对我很感激,也很信任,我也因此知道印刷工场的地点。
在工场外头一个杂货店门口,我们喝着饮料。
肖二哥默不作声地听完我的话,好一阵,才指着自己的残腿说:“你看我这假肢怎么样?走起路来还挺像样吧!”
他一边抚着残腿,一边看着我说:“我一直不信这玩意儿,你哥找医院,花钱非逼我装上不可。到现在感觉还不错,起码不用拄拐杖,走在路上也不招人烦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发愁地看着他,他的模样活像在地头田边歇脚的农家汉子。
肖二哥朝我笑笑,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都清楚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能预测将来会是什么结局。”
他喝了口饮料,抿抿嘴说:“谢谢你先救了我老婆,现在又来提醒我。我们这些人都是贱骨头,知道命贱,才不要命去挣钱,留给家里的老小。我们撑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不杀人不放火,死不了,顶多终身坐牢。”
他顿了顿,又说:“要是不干这个活儿,我这副样子只能回家种地,但现在赚的比以往多得多,就很满足了。我会接受你的建议,回去好好想想,再跟你哥商量商量。你不用担心!”
我听了他的话,无言以对。我想不管大哥怎么看,我这么提醒了他们,虽然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好歹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要知道,给这堵危墙钻出一个小洞的人不是第几号人物,而是老大的弟弟,这就足够几个把兄弟垫起枕头好好想想了吧!
这一圈下来,我知道自己把该做的都做了,可心里还是堵得慌,很想找个人诉说一番,结果想了半天,不断涌出脑海的是楚立立那张红扑扑的脸。
我明白就是因为这张脸,我不再跟玩儿似的去跑黑车了。我还想拦住所有在火车站广场上的“老乡”,世上有的是活儿,挣多挣少不过是一条活路,犯不着像变戏法似的去骗老乡的钱。
可是我跟谁说呢?这是绝对不能跟楚立立说的呀!
十二、覆水难收
无风无险地又过了几个月,我观察和感应着金通公司内外都有些什么变化。
我算是深刻体会到什么叫操心了,而且发现心思这么一折腾,楚立立这个女孩子还真是给放到脑后去了。
等脑子那根风险意识的弦慢慢松下来时,我开始有些疑惑这会不会是麦穗儿的诡计,目的是让我离开楚立立。
秋分那天,老妈从家里打来电话,说我那位常年在火车站广场看守士多的远房老姨和姨父已经回老家了,不明白大哥为什么突然把那么赚钱的一家士多转给了别人,只推托店租涨了一大截。现在二老天天百无聊赖地惦记南广市火车站的那盘小生意,让我跟大哥说道说道,看能不能另外安排个店铺,给他们继续做点小买卖,好打发时间。
老妈的电话让我愣了好半天,感觉心里有只小兔子在扑通扑通直跳。看来大哥开始撤了,或者说逐步收手,直到洗手不干!
之后我回了个电话给老妈,应酬似的安慰一番;其实我很清楚,安慰也是白搭,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法说服自己。
老妈的唠叨让我有种冲动,真想撞进大哥的办公室,看看这个当老大的表情。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一个人在步步后退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前进很艰难,看到和感受到大哥的心情又如何?只是我心里竟然有些欣慰,当然也很奇怪自己的反应——大哥经营多年的生意说不定哪天说倒就倒了,我居然欣慰?
霜降那天,我突然接到麦穗儿的电话,这次不是约我见面,而是匆匆告诉我,据可靠消息,一小伙人由一个叫程波的领头跑到《南广日报》报社,揭发一个专营黑车客运、倒卖黄牛票和贩卖假票的团伙,问我知不知道,关键是有没有牵涉到我。
听完她的话,我极力让自己回答的声音沉稳平和,虽然我知道心脏在扑通扑通地剧烈跳动。
我敷衍了麦穗儿几句,便挂了电话,随后就觉得这个女人与其说是关心我,不如说是想进一步打探消息。联想到秋分那天,老妈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发觉生出事端的消息怎么都出现在节气日当天?
我下意识地翻看桌上的月历,心想下一次事件会不会发生在立冬或是小雪?想着想着,我摁响了大哥的手机,他立刻让我到他办公室去。
一进大哥的办公室,我便将有人揭发团伙的事说了。
他示意我坐下,然后不慌不忙地拿起放在桌上的烟盒,抖出一根,燃着,吸了几口,才慢悠悠地告诉我,这件事他一早就知道,已经发生一个多星期了。
他的话让我很吃惊,我一声不响地等着他往下说。
大哥站起身,慢条斯理地走向茶几,一屁股坐到沙发里,接着慢工细活地冲泡了一小壶茶,示意我过去喝茶。
我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听话地走过去,也像他那样坐到沙发里,拿起小茶杯,抿了口茶,盯看着他。
大哥还是那么慢悠悠地说:“你听过覆水难收这种说法吗?”
我摇摇头。
他歪了歪嘴角,抓起茶杯一饮而尽,然后说:“意思是倒出去的水收不回,就是说事情定局了,挽回不了了。”
他看了看我,又说:“我当初的确是搞货运起家的,后来看准春运的商机,搞起了私车客运。不过,货运物流还是主要的。你也看见了,金通物流这几年规模大了不少。私车那一块收留了几个兄弟后,他们各出招数,从没狠赚过那么多的钱。”
大哥说的这些事我都清楚,所以我点点头。
他接着说:“你想想,一个人月收入有几万元,你一下子叫他洗手不干了,去找一份月工资一千多的活儿,他乐意吗?告诉你,他宁愿有一天坐牢,也不吃回头草。混上这一行的,已经立定心思把命搭进去的了。”
大哥停下话,自斟自饮了两小杯,示意我也自斟自饮,说:“我很清楚这种营生不长久,特别是火车站广场上那些倒卖车票和贩卖假票的喽啰,这边给抓进局子里,关上一段时间,放出来后又继续干。已经有案底了,还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他说着环顾了一圈办公室,好像这里面全是他刚才说的喽啰似的,又说:“就是因为比干苦力挣钱快,所以就乱七八糟干开了。讲句实在话,换了我是警察,也照样头疼。”
大哥顿了顿,忽然转了话头,抬起一双刀剑似的眼睛盯着我说:“不管你是听谁说的,我现在告诉你,程波就是你表哥韦涛,我让他带几个人去报社揭发,这跟自首差不多,希望有一天查到头上时,可以宽大处理。”
听了大哥这句终于说到点子上的话时,我的心又猛烈地跳起来。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在室内踱着圈子,好一阵才停下,扫了我两眼说:“原本过两天我才找你的,现在你找上门来,正好!记住,金通现在的规模不能说关就关。如果有一天你大哥我进去了,甚至要坐大牢,你顶上我这个位子就是,明白吗?”
我一声不吭地盯着他。
大哥停了停,又说:“至于他们几个不要命的,我已有言在先,将利害关系说清楚了。他们要逃的早逃了,现在最担心的是老二和老四那股牛脾气,特别是老四,把身边可疑的人都往死里整;老二还傻,死守着窝点,说要同归于尽。”
我感觉自己好像呼吸都暂停了,因为大哥从没有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而我在这瞬间疑惑得很,早年那个曾经让我佩服之极的大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天我是怎么离开大哥办公室的,自己都说不清,只觉得进去时心事重重的,出来后就感觉浑身沉甸甸的了。
我心里直打鼓,想象大哥那几个兄弟的下场会怎样:二哥肖大伟我清楚,他的确像大哥说的那样,宁愿同归于尽也要死守着窝点;三哥汪水福和五哥林从光倒是明白人,听了大哥的提醒后就溜走了;而四哥沈同才也像大哥说的那样,把可疑的人往死里整,犯起倔来不知道后果。
时间就是这么凑巧,小雪的当天清晨,在火车站广场忙碌了一宿的沈四哥在城中村一家小吃店门口坐下。当他唏哩呼噜吃着一碗牛肉面时,一辆小轿车停在路边,从车上下来三个精干的小伙子,走到小吃店门口,突然围上来,将沈四哥按倒在地上。
赶早市的人们以为发生打架事件,直到沈四哥给提起来,看见他手腕上明晃晃的手铐,才恍然大悟是便衣警察在抓犯人。
就在当天,城中村里住着七八十人的旧库房被包围起来,之后带走了六十多人。
那个晚上,村子四周似乎安静了许多,人们呆在家里心神不宁地搜看着电视报道,相互嘀咕着各种话传话的猜测。
就在沈四哥被捕的第二天,二哥肖大伟撑着他那条假腿,到他窝点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去了。他交代了印制和组织贩卖假车票的罪行,还说自己就是犯罪团伙的老大,也就是说,他把大哥黎光宗以往干的犯法的事情和担当的角色全揽在自己身上了。
这个小雪天出奇的热,把这样一个节气日形容为热实在是很不合适,但这天的确是热,人们早些天还穿着毛衣或外套,这天因为像初夏的气候,好些人不得不剥掉一两层外衣,把打底的短袖和胳膊腿亮了出来。
这天的我其实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沈四哥清晨被捕的时候,我还赖在床上。上班后,我忙着安排货运的杂事,快到中午才听说沈四哥的事情,立刻跑去敲大哥的办公室门,没听到回应,便直接拧开门锁,一看里面空无一人,再打他电话,已无法接通,我明白,大哥逃跑了。
我看着大哥办公室里的摆设,想起我着急忙慌提议他逃走那天,正是霜降的节气日,他叮嘱我的那番话好像还在室内盘旋着。
我知道,我必须守着这个“豪华驿站”,其实即使没有大哥的叮嘱,我也会守着的,等待警察的到来。我早已想好我应该对警察交代什么,当然,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对我来说,很多是道听途说,这个需要灵活处理。
第二天,当我听说肖二哥去自首的事后,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想象不出沈四哥和肖二哥在警察面前会交代什么,但我可以想象,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我最敬重的大哥也像他们一样,要么被捕,要么自首。
面对如此状况,我唯一想到要向警察一再申明的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背包党!
十三、阳光下
就这样,在我入职金通物流公司的第五年,大哥黎光宗的产业崩溃了。
我把知道的都告诉警察,一边交代一边申明:我不是背包党!但干过坏事就得承担,是不是背包党还真不由我说,所以到最后,我也就听天由命了。
在局子里呆了三个月,我就给放了出来。没有蹲大狱,真是万幸啊!
我的几个老兄可没我幸运:二哥肖大伟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三哥汪水福和五哥林从光得知被通缉后,从老家过来自首,三哥被判了六年,五哥是十年;最惨的是四哥沈同才,因为疑心身边人告密,杀了两个人,被判死刑,偿命去了。
沈四哥死的那天,我蹲在火车站广场边缘,大声嚎哭。执勤的民警走过来,问我是不是丢了东西;我说我丢了人,我不是东西!
我只能用这个方式送别沈四哥,除了至亲的大哥,他是唯一让我揪心的人。我明知道他往死路上走,但却无能为力,就那么看着他活生生去送死,然后灰飞烟灭。
至于我大哥,我最关爱的亲人,先是外逃到泰国,三年后回来自首,被判了二十年。我是在他入狱后才知道详情的,从此,去牢房探监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了。
大哥还是那样肃穆阴沉,每次看望他,我都被他盯得心里发毛;可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他期望的人,我算什么东西呢!
金通物流公司出事这段时间,我觉着自己像被丢到地狱里,浑浑噩噩转了一圈,又回到现实世界。
定过神来之后,我约楚立立见了一面,选择性地向她坦白“背包党”的经历,当然一再表明:我不是背包党。
楚立立虽然看上去一脸忧虑,但还是微笑着说,早听穗儿姐和路总给她分析研究过好多次了。其实她也认同这样的分析,但不知为什么,她打心眼儿里认为我是个好人,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在金通公司办公室见到的那个黑衣人就是我大哥,而大哥铁定的坐牢事实让她很不安。
我发现,楚立立和当初见面时的样子不太一样,不是模样变了,而是所谓的神韵,大都市的风情绝对会将一个农村女孩催化成城市的风貌,当然楚立立的本质没变,还是楚立立!
她闪着大眼睛问我:“你第一次见到我时,为什么就决定要骗我,骗到手之后,又决定不骗了呢?”
我挠挠头,想了想,回答:“如果我不骗走你,就会被别人骗得你什么都没有的。”
她又问:“那么说你是救了我的;可是,到火车站的女孩儿多的是,你没想过救她们吗?”
我说:“我只救过孕姐陈芬芳和你,陈孕姐是熟人,你是属于有感觉的那种人。”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感情表达,如果这时候楚立立感动了,或者说我能感受到她的感动,我一定会立刻请求做她的男朋友,但很遗憾,她只是腼腆地笑着,然后告诉我她已决定离开南方,回家去,另找一份工作。
楚立立落脚路逍遥的公司没多久,麦穗儿就暗示她来南广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只不过蒙在鼓里的她一门心思在工作上,始终不明白她这个老乡话里话外的意思,直到近期把话挑明了,她才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原来是一场远程相亲。
如果两个相亲的人对上了眼,那不失为一桩好姻缘,但偏偏楚立立就是看不上,不管路逍遥的条件有多好,这只能怪他们没缘分。
我总觉得,路逍遥和麦穗儿准定把一场失败的相亲怪到我头上了,认为是我插了足。就算现在楚立立要离开这个让她有过“被欺骗劫持”经历的地方,他们还是会认为坏了好事的就是我,因为我和背包党团伙曾经把南广市的标牌抹黑,给楚立立这样的单纯女孩子留下了坏印象。
不管怎样,被时运“劫持”到南方来的楚立立最终还是返回北方的家去了。
金通事件或者说背包党事件发生后,我家的年节变成难熬的日子。家里没有了大哥的身影,老爸老妈很是痛苦。村里人虽说大部分都带着羡慕嫉妒恨的眼光看待我们家这个暴发户,但人们更多的是陷入了困惑,觉得古时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今天复杂的社会里,恐怕不再以“代”计算,而以“年”计算了,一段发家历史就这样宣告结束。
我虽然也有很大的决心振兴家业,但背包党的阴影一时半会儿难以消散,我还是拿起丢荒多年的平面设计专业,加盟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广告传媒公司,开始了不再心寒的正统生意,只是没想到我加盟后的第一单广告竟然是路逍遥代理的新产品。
我们这两个不打不相识的人因为楚立立的到来而生事,也因楚立立的离开而相互同情。当然他的这单广告生意也不能完全算在同情的份上,机缘巧合的成分居多。
不再把宋慧乔当作梦想情人的路逍遥还是很现实的,他挑选了身边诸多花蝴蝶中比较贤惠的一个,谈不上激情,完全是上年纪需要一个安定家庭的明智选择。至于以后的生活中是否需要激情,纯属待定因素。对于路逍遥这样一个人,碰到风骚又热火的女子,激情一把是绝对可能的,他的生活中不差那个钱。
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年。
在一个三月天,我接到楚立立的电话,当时我正看着阴沉沉的窗外,发现树隙间的一根树枝上,趴着一只虫子。
楚立立告诉我,北方的春天正新绿盎然,我立刻调侃她该不是特意打个电话来报告天气吧!
她呵呵笑开了,接着问我想不想开一家物流公司,和远在北方的她作个对接。
她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很难想象楚立立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子会蕴藏多大的潜能。几年前,回到北方的她留在省城,应聘到一家物流公司当客服,一边工作一边上学,报读的专业也是物流,之后跳槽到另一家更大规模的物流公司去。最近,她和亲戚承包了省内部分地区的物流业务。
虽然我一直认为恢复金通物流是迟早的事,却万万没有想到拎起这根筋的是楚立立。
记得她说过:“一个人不能把难以实现的愿望当成一块挂在天上的馅饼,要自己主动在头顶上挂上希望的种子,培养成成熟的果实后,自然就砸脑袋上了。”
当时听她这么一说,我立刻哈哈哈地回应:“好的,我现在就挂种子去!”
于是,电话那头响起她咯咯的笑声。
如今,这样一块馅饼或者说果实真砸头上了,竟然是楚立立砸下来的,而不是我自己努力挂上去的,实在是既惭愧又感觉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藉日益兴旺的电商贸易,物流也将兴盛起来,这一点我是清楚的。
回想早些年被我这半黑不白的背包党徒骗到黑车上的楚立立,最终是她引导我“重操旧业”,即将开始我们联手打造的南北物流交易,真是不可思议啊!
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像不需要表示什么,因为电话那头的她大声说了句:“就这么定了!”
等楚立立把电话挂了之后,我想告诉她,这个三月淅淅沥沥下了快二十天的雨,突然说停就停了。刚露面的太阳正消解着阴沉的天色,我发现那只趴在树枝上的虫子一点一点的挪向一颗幼芽。焦虑间,我打开窗户,正想拿起什么东西扔过去,一阵风吹过,虫子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