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

太   监

谈及太监，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很不正面，一个学者说得更为决绝：“太监就是典型的小人。”

无疑，作为受害者的太监，常常也是施害者。一些太监甚至哄着、背着主子颐指气使、胡作非为。但是，太监们悲惨的身世与命运，我们又知道多少呢？可以说，他们的这一面，我们几乎丝毫不知。而了解这一面，才算是了解真实的太监。

太监，是我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一些贫苦百姓，为了谋生糊口，而使自己的子弟无辜受阉的“活罪证”。想想看，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会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儿孙受“阉刑”，当太监？即便是当太监当得很有名气的李莲英，也是因生活困苦，兄弟3人以乞讨为生，流落于北京西郊，后学缝皮匠，仍不能温饱。最后，自握切皮刀拼命自阉。于是，自诣内务府请求收录，才做了太监。

如果说当太监是因为生活所迫，是为了活命，那当太监所需要的阉割手术，才是太监们令我们为之动容的所在。

太监阉割，俗称“净身”。爱新觉罗·恒兰在《清廷太监杂记》一文里有较为详尽的描绘：

刀儿匠的手术室叫“净房”，里面设备十分简陋，一张土炕是病床，一个药柜，一个“升柜”（专门收藏割下的东西）和一把月牙形的手术刀。刀儿匠对被阉人施行手术之前，除检查身体有无暗疾即健康状况外，让被阉人整日睡眠，养精蓄神，如此休养10日左右。在休养期间，供给营养食品，但对饮料则逐日减少，以防在手术时尿量过多，影响手术。然后每天对被阉人进行劝阻，告诉他手术时如何痛苦，手术后沦为既残且贱的畸形人，一生不能成婚……表面上是让受阉者打消充当太监之欲念，其实是考验被阉人的决心。经过劝阻，受阉人毫无悔意，甘愿充当太监，便停止劝说。在手术前一天，让被阉者本人及父母、保人、介绍人等填写志愿甘结（即保证书）、保结等项文书。各项手续办完后，刀儿匠便把预定施行手术的日期告知被阉人及其家属。手术之日，选择吉时施行。手术前先煮好一只鸡蛋，剥去外壳，放在一小磁碟中，被阉人上身穿短衣，下身赤体，仰卧于手术床上，四肢被机关紧缚，从房柁上垂下一条线绳，用绳将被割物紧紧缚住，这时，刀儿匠对被阉人进行最后劝说，说得被阉人产生厌烦情绪，大声对刀儿匠说：“我心甘情愿，你别啰嗦啦！”这时刀儿匠忙将鸡蛋放进被阉人口中，对被阉人说：“这里有药，你吃了可以解痛。”哪里是什么止痛药物，鸡蛋整个涩塞咽喉。这时刀儿匠还故意问被阉人：“你真愿意吗？”被阉人刚要张嘴说“愿意”，而“愿”字尚未出口，鸡蛋已滑进食道，压迫气管不能出气，人便停止呼吸晕厥。这时刀儿匠用右手掌握住手术刀，向被割处一割，一刹间便将被割物割下，被割物当即离开人体，血淋淋随绳摇晃。乘被阉人昏厥，立即进行拴筋手术，将被割物之筋拴住，不使之向回缩去，倘若缩去，人即死亡。随即再进行开门手术，用一根四五寸长细而光滑的笔管插入尿道，便于导尿。然后敷药缚以白布绷带（名为“兜子”）。……需要补充说明一点，鸡蛋滑进食道，导致昏厥，但内脏并未受损，可以保持被阉人体内一气混元，否则被阉人在清醒时，一动手术必然厉声喊痛，随之气浮血腾，生命难保。这一手段叫做“诓”。

被阉人在手术后调养期间，刀儿匠对其百求百应，不但对被阉人温语安慰，而且亲自服侍大小便。小便时被阉人经常昏厥，故在此期间严控饮水，不供给流质食物，只供给富有营养的软质食品。这样不仅减少被阉人小便时痛苦，且可防止伤口溃烂。

被阉人手术后，当日说话声音立变，3天则胡须、腋毛逐渐脱落，7天精道便可封固，12天撤去毛管，15天创口平复，21天便可下地。下地这天被称之为“出劫成道”，是被阉人最可纪念的日子。……（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集粹丛书·社会杂相述闻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9月北京第1版）

为了当太监，为了活命，而忍受如此非人道的剧烈创痛，无疑不只是个体命运的悲剧，更与那个历史王朝的罪恶难以分离。历史从来只是英雄帝王史，而小人物在其间无论遭受怎样的悲惨与付出，都不能被历史从正面记取。最为不幸的，乃是我们这些后来人，也总是跟随在英雄帝王史的后面，唱和着，甚至称颂着，骄傲着。就拿太监来说，因为有个李莲英，有个安德海，我们便以为所有的太监都是一路货色。而实际上，即便是李莲英、安德海之流，也与他们的主子有关，也与那个时代的整体环境有关。我们并不知道，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不能算作完全人的群体，他们在大多数时候的沉默寡言，他们的被忽视，他们的唯唯诺诺，他们的温顺卑谦，他们的微不足道，是何等地令人心酸。而这最重要的一面，却被历史的幕布严严实实地遮盖着，被历史记录者所忽略，一并地，也被我们这些压根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后人所忽略、所遗忘。

想到太监，我会想到造物主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所创造的生命，残酷到了极至。据爱新觉罗·恒兰记载，20世纪30年代，北京街头还可以看到一些太监的身影。他们的身躯虽然和一般男子相同，但没有胡须，脸上有很多皱纹，看起来和老太婆一样，而且说话的声音与妇女相似，被时人称之为“大娘儿们嗓子”。

造物主创造了人，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可人类却硬是要把男人最重要的生命征候用不可思议的方式割除之，然后让这个男人失去男人征候，失去男人的功能，失去男人的幸福与快乐，一辈子以一个既残且贱的畸形人，苟活在人间。

生命的残酷就在于，没有人征得你同意便把你送入苦难人间。接下来，为了活下去，明知有人试图摧残你的人性，可你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摧残，不为别的，只为一口饭，能渡你的命。为了做太监，他们所忍受的非人的痛苦，若不是我们从严严实实的历史幕布下面偶或地扒拉出来，我们怎会了解、又怎会知道他们所受的苦远比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恶，更为深重呢？而我们所看到的，难道就是真实的么？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当代人所拍摄的一些演义的影视“历史”。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历史，可我们却总把这些东西当成历史。

他们是人啊！他们是男人啊！他们难道天生地就不渴求男欢女爱吗？不需要家庭和家庭的温暖吗？他们不渴望有个知他疼他的女人吗？他们不渴望有一双儿女绕于膝前吗？

男人有的他都想有，男人想的他都想。可是，命运不允许他们这么想，命运排除了他们作为男人可能、也应该得到的一切幸福。

身为男人，我想到了一个太监所失去的那些东西。身为男人，我倍感作为太监内心的悲酸。当我阅读阉割太监的那一幕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惶恐与惊悚。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也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对太监没有好感，那么，在阅读完爱新觉罗·恒兰的那段描绘后，我改变的不只是认识，还为自己曾经的无知、曾经的人云亦云，而深感羞惭。

是的，爱新觉罗·恒兰的文字的确改变了我对太监的理解与认知，进而同情起太监来。但当另一个太监寇连材进入我的视界时，我则对这位太监肃然起敬。

寇连材同其他太监一样，也是为生活所迫，净身进宫，成为世人瞧不起的“阉竖”。但就是这样一个太监，却做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并以坚不可摧的意志，与腐朽的封建势力抗争，闪现出一个大写的人才有的人生亮点。

寇连材是北京昌平人，出生在农村，为人耿直，还读过几年的书。少年时就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他的父亲寇士通，为田界的事，与财主打官司，结果丢了家里赖以糊口的土地。父亲于悲愤中死去。时年23岁的寇连材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生计，只好跑到京城寻活路。经一太监介绍，被阉后进了清朝皇宫，负责给慈禧太后梳头。由于他做事精细谨慎，又聪明利索，颇受慈禧青睐。

按说，有了这棵大树，寇连材的小日月会过得很好。可寇连材却似乎不是只能当奴才的料，他的心中竟有着士大夫一般的悲愤时事，忧国忧民的情怀。看似柔软、一口一个“奴才在”的寇连材有一天竟对慈禧太后有违“国计民生”的行为，表示“大不喟然”，继而向她“屡次几谏”。寇连材所为，令慈禧大为惊诧并异常恼怒，虽念其“少而贱”绕了他一命，却被赶走。直到一年后才重把他召回身边。心想，这个奴才这回该汲取教训了吧！

可这个奴才不仅没汲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了起来。

寇连材回到慈禧身边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连吃败仗，慈禧卑躬屈膝，竟然下令让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提倡变法维新。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不仅不同意变法维新，反而进一步搜刮国民和向外举债，以交付赔款之名行个人享乐之实。寇连材忧患着民族的危亡，强烈的爱国之心驱使他下定决心，以一死再向慈禧进谏。光绪22年2月初十的早上，他跪在慈禧床前，痛哭涕泣，惊醒了梦中的慈禧。慈禧很不高兴，厉声喝问道：“哭的哪门子的丧？”寇连材答道：“国家面临危亡，老佛爷即使不替祖宗着想，也该为自己想想，怎么还忍心玩耍，难道不怕发生变乱吗？”慈禧气急败坏，一顿臭骂，将寇连材赶了出去。

口谏不成，寇连材下决心书谏。书谏意味着什么，寇连材当然清楚。所以，他请了5天假，回到家乡与亲人诀别。2月15日，他把写好的奏折交给慈禧。奏折共有10条内容，其中这样几条最令慈禧反感与恼怒：请太后不要揽政，将政归于光绪；不要修圆明园，尤其是不能动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宁可赔款，不可割地；不可幽禁光绪。

寇连材的结局正如他自己所预知的，必有一死。从他递交奏折到被押至北京菜市口处决，中间只有2天时间。

寇连材被慈禧判死刑之前，有一段对话。

慈禧问：“本朝成例，内监有言（政）事者斩，汝知之乎？”

寇连材答：“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上折也。”

一介太监，一介奴才，能做到这个份上，我们除了感喟，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难怪临死前他那么神色镇静—— 一句“如此足千古了！”我相信，说出此言的奴才太监寇连材，其内心一定有着无比的骄傲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