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忙

中国人说的年底，可不是阳历年的那个年底，而是阴历年的那个年底。

民间有忙年之说。所谓忙年，忙的就是置办年货而已。听老辈人说，解放后物资匮乏，不要说手头原本就没钱，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现如今，物资丰富了，手头有钱了，可人们却不大置办年货了，因为他们直接去饭馆了。有更多钱的人则径直去了国外，到国外过年了。这就怪了：为什么人们还口口声声地叫喊着忙呢？忙什么呢？

小年那天晚上，我去散步，路过一家饭馆，从里面走出一拨人来，其中二人说，他们要走着回去。我原本想快步超越这二人，走到他们前面去，可他们一开口讲话，就让我的脚步慢了下来。不是他们说了什么私密话，而是他们在讲“年底忙”。

二人一高一矮。高者是机关里的干部，矮者为商人，做土建工程。

矮者话多。基本是矮者问一句，高者答一句。

“感觉愈到年底你愈忙，忙什么呢？”矮者扔掉手里的烟蒂，对话就开始了。

高者没抽烟，但四下张望，极警觉的样子。

“咳，扎堆着开会，大会、中会、小会，一会接一会，开不完的会，还得下乡访贫问苦。”

“乡下到底有没有贫苦的人呢？”矮者很好奇似的。

“有啊，怎会没有呢！没有就好了。”高者随口答道。

“这就怪了。”矮者好像想不通似的，“我们国家现在不是富强了吗，怎还有这么多贫苦人呢？还需要政府帮扶呢？从我父亲在世时他们就有帮扶任务了，几十年下来，一直没完没了。”

“我们国家还没你说的那么富强。”高者说话的语气像个官员。

“不！”矮者态度坚决地说，“报纸、电视上说的可富强了！不过，我关心的是，你们平常到乡下帮扶贫困户，帮扶他们些什么呢？能帮他们脱贫吗？”

“真要能帮他们脱贫，哪还有贫可脱？”高者语气中透着些许不悦。

“这个时候，你们去访贫问苦，一般给他们送点什么呢？”矮者问。

“老三件：米、面、油，外加几百块钱。”高者答。

手机突然响了，二人同时去掏手机。矮者对高者说：“你的。”

高者一看号码，就说：“又是会议通知。”

高者对着电话说：“明天上午我有三个会议，我哪分得了身啊！不能安排别人去吗？”

电话那端说了什么，我听不到，矮者估计听到了，他说：“这人讲话怎这么冲？”

高者骂了一句：“他妈的！”当然是关掉手机之后。

矮者又开始提问了：“你说领导咋这么爱开会呢？”

高者有些生气。“现在不让他们吃了喝了，他们就只能靠说话来过嘴瘾。他们的嘴巴是不能闲下来的。过去他们有吃有喝，讲起话来反而很节制，现在不让他们吃喝了，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半个小时解决的会议，台上坐着的几个人，愣是要把会议拉长到三个小时。每个人都要讲上一气，好像不如此人们便不认得他似的，好像不如此人们便不知道他有好口才似的。”

“这么讲，是不是大家就记住他了呢？”矮者问。

“记住个屁！”高者说。

矮者又抽烟了。“明天下午可有空？”矮者问高者。

高者答：“没空。明天下午我要去看望我帮扶的那户困难户。”

“用微信给他们发个红包不就得了！”矮者轻描淡写地说。

“不行！纪委要下去督查。”高者说。

“明天电视台的人会跟你去拍新闻吗？”矮者话真多。

“拍个屁！我又不是大领导。”高者说。

“我给你讲个真事，”矮者的心情看上去好得很。“是我乡下一老表。家里穷，那是真穷，我父亲在世时给他不少接济。有一年，也就是这个时候，县上一领导下乡看望困难群众，乡里把我老表家安排在看望之列。县领导下了车，车前站了许多乡村干部，县领导一一跟他们握手，那么大冷天，只有县领导的手是热的。

进了门，老表的儿子端出一把椅子给县领导，县领导穿得很单薄，身子已经开始有些抖了，他摆摆手对老表说：家里几口人啊？老表说：五口。县领导说：过年有肉吃吗？老表说：有了。村长说县领导给我们家送钱来了。县领导说：不能光靠政府送钱，要靠自己的双手赚钱。老表笑笑，说：领导，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没手哩！说时抖了抖两只空空的袖子。”

“这事你以前讲过了。”高者笑了笑，然后对矮者说：“我也讲个真事给你听听！”

一领导去乡下看望困难群众，电视台工作人员提前到达，对即将被看望的困难家庭的男主人说，领导来时，你要代表全家说，感谢政府，感谢领导。男主人对着镜头说了好几遍，工作人员很满意。

领导来了，一进门，男主人就去拉领导的手，说：“我代表全家感谢政府，感谢领导。”领导很高兴，说：“挺有文化的嘛。”男主人说：“俺没文化，是电视台的同志教俺的。”

领导环顾室内，问男主人：“新的一年有什么想法啊？”男主人搓了搓手，不好意思地说：“想法……想法……俺想明年领导再来时能不能多给俺点钱。”

领导说：“想做点什么吗？”

男主人说：“俺想给村长送点礼，要不他就不安排领导来俺家了。”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矮者说：“你看望的那户困难人家，也是村长安排的吧？”

高者说：“是村里安排的，但未必是村长，当家的其实是村支书。不过，这户人家确实穷。”

“农村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穷人呢？”矮者不解地问。

“因病致贫的比较多。还有就是把家底子都掏光了，给孩子在城里买房子的人家。”高者解释说。

“城里也有这样的穷人啊！在关注穷人这方面，好像政府总把目光投向农村。”矮者关心的事还真不少呢。

“对城里也关注，不过，比较而言，还是乡下人更贫穷。”高者对矮者说时，打了个寒颤。

高者突然掉转话题，问矮者：“你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吧？我们忙着会议，你们忙着要钱。”

矮者长叹了一口气。“我现在不大接工程了，尤其大工程的活不接了。做点小的，而且只跟讲信誉的人做。”

“今年人不欠你钱，你也不欠人钱了？”高者问。

“欠。”矮者说，“但不至于像往年那样寻死觅活了。”

“你不跳了，还是有人跳的。”高者说。

“肯定有跳的。”矮者说，“前两天一搞工程的朋友发了个段子给我，我看了仍心有余悸。段子上说：一民工爬上工地15楼，打电话给欠工钱的包工头，不给钱就跳楼。包工头说，我在25楼呢，正给开发商打电话，他要是不给工程款，我也跳楼。”

民工问：开发商在哪？

包工头答：在35楼楼顶，正在给市长打电话，市长不批钱，他也准备跳楼。

民工又问：市长呢？

包工头答：也想跳楼，被开发商给摁住了。

高者感叹：“这年头谁都活得不容易啊！”

矮者亦感叹：“贫穷时，感叹人生艰难，富了后，还是感叹人生艰难。这人生到底该怎么过才好呢？”

高者说：“我又不是哲人，我哪晓得？瞎眼往前过呗，反正好歹都是一个过。”

矮者说：“有时过着过着就有种过不下去的感觉，你说这好日子咋把人过成这感觉了呢？我有时感觉我在作。可身边的人也都这样，难道他们也在作？大家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要作？”

高者叹了一口气。半晌才说：“这人啊，什么也不想呢，说你猪狗不如。想得太多了呢，却发现也未必比猪狗强到哪里去。所以，人有时还是糊涂一点好，无心无肺的那种人，他们就活得比我们快活。”

矮者说要小便，高者也说要小便。

公园里的小路上人来人往，有人跑着，有人唱着，他们丝毫不曾注意到，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人。

不过，当他们开始后边的谈论时，我已没兴趣了。所以，在他们小便时，我已折身，原路返回。

但这一路的跟随，还是蛮有收获的。尽管他们所说的那些忙，我并不陌生。当然我没他们那么忙，也没有他们那么多焦虑。年底忙，可能也是中国特色。

其实，人这一生都在忙，可以说我们一辈子都在忙，忙了一辈子。“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当然是为自己。年底了，按说该轻松一些了，毕竟忙一年了，读书还“书到临尾渐渐松”呢。开会是必不可少的，总结一年工作嘛！可会议可不都是总结工作的。有些会必须开，有些会真是可开可不开。至于台子上面坐的人，的确没必要坐那么多，更没必要人人有份，都要讲上几句。倘真的只讲几句，倒也罢了，偏偏一讲就不可收，完全管控不了自己那张嘴。尤其一把手，坐在台上正中间位置上的那个人，他们讲起话来简直令人恐怖！一个问题讲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看了看表，然后说，时间不早了，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

在机关里做事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时间是不属于他们的。属于谁呢？属于他们的领导。而我一向想掌控自己的时间，想把时间掌控在自己手里，由自己来支配。这想法跟领导的想法，不消说，是冲突的，是领导无法接受的。为了让领导接受下来，我只能来个“死狗拖不上墙”，让他们一天天眼见着我往下滑。滑到他们对你放弃时，你就不再跟领导有冲突了。在他们看来，应该是想来，我这人有病了，头脑有病了。不想进步的人，岂不是有病的人？殊不知，他们所谓“进步”，恰是我不想要的东西，对我的人生没有意义的东西。

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东西就是时间，就是自由。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不比他们那“进步”要好吗？

因此，我没有他们那么忙，那忙让他们很痛苦。

“快过年了！”小孩子跟大人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小孩子说到这句话时，满心欢喜。大人们说这句话时，焦头烂额，脸上一点喜悦都没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就过这一天吗？这一天怎么着也该高兴，也该快活啊！可因为那该死的“年底忙”，把那么多人的心情搞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试想，人们对过年都兴趣皆无，还有什么能让他们高兴、快活？一辈子不过过几十个年，这几十个年都不快活，都无幸福感，这人生怎么说都只能算不幸吧？可事实上我们有那么不幸吗？

每年的这个时候，要说忙，最忙的还是农民工。他们千里奔袭，为的就是回家。回家过年，回家看父母，回家看孩子。

这种忙，无论有多苦辛，一个叫心的地儿也是暖的。

有人说，传统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是优雅化了一部分，精致化了一部分，精神化了一部分，诗化了一部分。它改变了生活节奏，丰富了生活，美化了生活，提升了生活。但是，平心而论，照我们这么忙碌，我们会忙出何样的生活来呢？

作者简介：张镭，男，字：天河，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中国人三部曲》等散文随笔十多部，长篇小说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