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 ​ ——读张镭《中国人三部曲》

“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

——读张镭《中国人三部曲》

作者：林少华

看了宿迁张镭三本书。关于宿迁，我立马想到一古一今两个人物。一古乃西楚霸王项羽（虞姬亦宿迁女子），一今乃京东巨贾刘强东。虽说这两个宿迁人时隔悠悠两千年之久，但至少有一点可比性：剽悍。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一个打遍电商无敌手。

论功业名声，张镭固然无法跟他俩相提并论，然而剽悍之气在张镭身上也不无表现，只是表现方式不同。作为文弱书生和地方公务员，他更多时候表现为耿介。而耿介的一个表现就是认真。引用他书中引用的梁漱溟之语，“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且不说别的，倘不认真，一个公务员能在忙于公务之余写出煌煌近百万言三大本书吗？一星期至少写一篇，一篇不下五千字，三年后结集为《中国人的情绪》《中国人的柔弱》《中国人的生活》，合称“中国人三部曲”。

我和张镭相识有些年头了。说起来，这还多少和村上春树有关。我翻译了村上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他看了，打电话过来：“《海边的卡夫卡》写得太好了，看完再不敢写小说了！”这等于间接夸奖我的翻译。喏，翻译得乱七八糟，原著能“太好”吗？于是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他公干路过青岛时，我们还在烤肉店效仿青岛年轻人吃着烤鱿鱼串连喝几大扎青啤。喝得气冲霄汉，就差没在星空下跑去月球背面。

这么着，他很认真地把“三部曲”打包寄了过来。实不相瞒，起始我没打算认真拜读。你想，若是十来万字的小册子倒也罢了，而厚厚三大本，实在让人望而怯步。况且我也够忙的。书倒是看，但大多带有赤裸裸的功利性、目的性，而消遣性应酬性看书，于我可是太奢侈了。岂料，也是因为春节期间略得宽余，某日将其大作拿在手上翻阅，居然有些欲罢不能，连看两天，结果“三部曲”给我一口气看到最后一曲。

那么是书中的什么把我吸引住了呢？概而言之，日常性中的非日常性！既是“中国人三部曲”，自然离不开中国人，情绪也好生活也好，抑或柔弱也罢，均非中国人莫属。问题是，若是老外写的，固然另当别论，而张镭就是中国人，而且是生活在宿迁——当时我还不知道项羽和刘强东是宿迁汉子——的中国人，能写出石破天惊的东西不成？何况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焉能不知道中国人？何需三大本“中国人三部曲”一一指教？芸芸众生，碌碌日常，家长里短，何奇之有！然而张镭硬是平中出奇，从日常性中拽出了非日常性。

所以如此，一个原因，在于作者善于引经据典，把日常性置于古今中外非日常性视角下认真审视。诸如圣经、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犹太经典《塔木德》、奥古斯丁《忏悔录》，又如康德、莎士比亚、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卢梭、蒙田、本雅明、萨特、马尔克斯等等。亦不乏本土视角：论语、礼记、王维，以至毛泽东、梁漱溟等不一而足。这就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风景、日常情绪、日常感受生发出斑驳璀璨的非日常性光采，有了陌生美，让我们从日复一日的视听惰性和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获得新的认识、新的审美、新的修辞。

且以官场为例。休说作为官员的作者，即使我等局外人，或见或闻，个中名堂也晓得不少。不妨说，那是个极具日常性的场，任何人都可以就官场说上几句写上几笔画上几幅，但那终究是日常性视角。而作者则从《诗经》对官场的痛恨到《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晚清谴责小说的描述，又从《西游记》《金瓶梅》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起，一路说到契诃夫的《变色龙》《一个文官之死》。尤其《一个文官之死》——因一个喷嚏溅到上级秃脑瓜子上而惶惶不可终日以至最后终了此生的沙俄小文官的死所折射的官场“威权”，不免让人对官场痛恨之余泛起几分怜悯之情。实际上他也在《抑郁的官员》中写了官场中人的巨大压力。如南方一位因此得了抑郁症的县长的妻子建议他住院治疗，县长一口拒绝：“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联想到契诃夫的《一个文官之死》，我们投往官场的目光是不是不觉有了温情？作为我，甚至愈发对那么多人拼死拼活考公务员感到匪夷所思。

不过，作者笔下的非日常性也不总是这般严肃和沉重，也有时妙趣横生。如《名字与命运》。一个名字伴随一生，此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凡事总有例外。如东北黑龙江某人名叫王白蛋，念书时由私塾先生改为王白旦，一九五六年进齐齐哈尔钢厂当炉前工时工友们叫他“王八蛋”。一九六九年当中央委员时由陈伯达改为王白早，陈伯达失势后被江青改为王百得。王百得从北京开完“九大”回厂后，工友们毕竟不敢再叫他“王八蛋”了。四年后王百得得了个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当。“文革”结束，王百得又当回炉前工——百得百得，不得白不得，白得谁不得，最后一无所得。如此这般，王白蛋，王白旦，“王八蛋”，王白早，王百得，一个人名字的演变让人日常一笑之余，窥得历史演变的非日常性轨迹。不妨说，一个人名字的命运即时代的命运。

还有一段更让人忍俊不禁。为避免夸张诬陷之嫌，容我把原文照抄如下：

四十多年前，我嫂子给我两个侄儿所起的名字一直令我唏嘘、不解。我的大侄儿叫婊子，我的二侄儿叫浪子。许多年之后，我送大侄子去常州读书时，我大嫂才帮我解开疑惑：那时生个孩子活下来不容易。怎么办？在名字上想办法。与如今不同，不是要给孩子起个多么优美动听的名字，而是要给孩子起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从人们的嘴里念叨出来，这对孩子有好处。什么好处？可以帮孩子活下来。

作者感叹“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不过这也破解了我早年的不可思议：在乡下务农时村里有两个人，一个叫“狗剩儿”，一个叫“屎蛋儿”，当时暗想叫什么不好，何苦叫这玩艺儿呢？太没文化了！噢，原来如此。狗都不吃，剩下了；“屎蛋儿”呢，大家自然躲着走，作为客观结果，岂不就都活下来了？至于是日常性还是非日常性，是日常中的非日常性还是非日常性中的日常性，一时难以判断。

除了日常性和非日常性之辩，张镭这三本书还有一个相通点：漂泊感。是的，漂泊感分两种。一种是物理上的，少小离家，四海飘零；一种是精神上的，栏杆拍遍，独对夕阳。张镭身为宿迁人而就在宿迁工作，他的漂泊感显然是精神上的，精神飘泊。尽管书中似乎从未出现飘泊字样，然而漂泊感几乎无处不在。这让我别有心会，是我不知不觉之间读毕“三曲”的另一原因。

张镭的精神漂泊感，我以为同样来自他的耿介、他的认真。进一步说来，来自他的不合俗流，来自他的人文情怀，来自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批判精神。他在《不在状态》中写道：

我生活在一个片刻安宁也不得的世界，我不仅以眼睛、耳朵观察社会，倾听社会，也常用心灵感受社会。清代诗人郑燮的那种情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我的心灵中最不忍触动之处。一动，心便会酸；一动，泪便会掉下来。而鲁迅的那句“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则在无数个深夜，让我无法安然入睡。

无法入睡，于是漂泊。从中不难发现，漂泊的张镭只有在遇到亲情、遇到祖母、父亲和母亲的时候，他的身心才会安顿下来，才会“安然入睡”。那是他笔下最柔软、最动情的文字。

自不待言，耿介也是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对气节与操守的敬重、对庸俗与苟且的拒斥与超越。伴之而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漂泊，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高贵。“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必须说，这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以至当代中国人最可贵的品格，也是“中国人三部曲”一以贯之的主题曲。尝言“文以载道”，良有以也。

但愿所有国人对于生活，都能如张镭这般如此认真。一位伟人就曾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