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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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一般都体现强烈的地域特点，是一个人一辈子都抹不掉的乡音记忆，不仅透着清新的乡土气息，更背负着厚重的文化传承。比如泗阳话里，看病人一般不说“看”，很正规的叫“瞧瞧”，路上遇到二婶，她说河东大姐病重了，我这去瞧瞧，“瞧瞧”就是看望、慰问，甚至告别的意思；而比较随便的叫“蹲蹲”，门旁大爷住院回来了，晚上庄邻相约去他家“蹲蹲”，就是坐着一起说说话，宽慰宽慰。在读刘家魁先生的诗歌时，经常会读到这种地域特色鲜明的乡音土语。
刘家魁先生是泗阳县桃源公社人（后划归史集乡），高中毕业后于1974年12月参军到了吉林，后转业在吉林市工作。因其在诗坛的影响，1998年被引进回新设立地级宿迁市。作为年少离家的游子，20余年的他乡生活里，一直难以放下的就是思乡之情，即便口音已经改变，但乡音始终萦绕在心头。某次在大连举办的文学期刊会议上，他一下子就听出授课老师蒋守谦的泗阳口音，这让蒋老师非常震惊，因为，蒋老师9岁离开泗阳，后又久居京师，高就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的泗阳口音已经淡得可以忽略不计，但遇到了同样身在异乡的泗阳人，那隐隐约约的泗阳口音在异乡一下子被放大开来，成就了这段奇妙“音”缘。
刘家魁先生之所以能够像老中医一样，从蒋老师洋洋洒洒的普通话报告中听出若隐若现的泗阳口音，说明泗阳话在他的心底已经扎下深根，是他最深刻、最敏感的声音记忆。所以在写诗时，便不自觉地就把泗阳话纳入笔底，造成他的诗歌语言有意无意带着泗阳话底色，透着一股浓浓的烟火气，生动谐趣，活色生香。
一、口语入诗，朴实感人。一般来讲，口语与书面语是有明确界限的，但在文学作品中，适当地运用口语有时更有生活气息，也更具艺术感染力。刘家魁写诗追求的是眼前景、口头语，说的都是嘴边话，抒的都是真感情。比如“随军！随军！随军！/可搬家的只有我一个人；/这回你又是什么借口呀，/对于我，你实在也过于信任。”这是《随军记》中的一节，描写的是结束20多年两地分居的妻子随军来部队，丈夫却因紧急参加抢险而牺牲在工地，未能前来接站。此时，妻子尚不知情，但20多年的军属生涯，硬是把一个美少女练成了铁娘子，如今她已经习惯聚少离多、所有困难都一个人扛的生活：“这回你又是什么借口呀，/对于我，你实在也过于信任。”显然是气话，但又不是真的生气，是既有委屈、嗔怪、妥协，也有理解和担当。试想，工作上总是冲在一线，生活中总是脱岗缺位，这样的军人，对国家来讲，何其幸哉，而对军属与家庭来讲，则又何其心酸，这就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道理所在，这就是舍小家为国家的真实写照。从这首诗里，我们读懂一个道理：没有一个战士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无私的付出！在泗阳话里，“过于”就是“太过”“过份”“实在”的意思，但这几个近义词放在这里都没有“过于”来得有味，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主人公内心丰富的情感。在《去年的战场》一诗中，他也用了“过于”一词：“那些战士永远死了/那些过于年轻的战士/没有留下儿子/只留下一些空弹壳/成了蚂蚁的新居”。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拿命相守，而一句“过于年轻的战士”，则不仅歌颂了战士的崇高和伟大，更包含了对为国捐躯的年轻战士的深深敬仰和无比怜惜，读来令人止不住眼泪横流。
具有泗阳话口语特色的诗句，在刘家魁诗歌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比如：“活着就要去拼死/死了没有人收尸”“你的歌声如烧不着的湿柴冒出的浓烟”“她笑不出来了呀”（《魂断乌江》）“你饿，但你绝食/你只用露水湿一湿冒烟的嗓子”（《蝉》）“它还把用不了的多余的光/泼向窗外/救出了沦陷在黑暗中的花园”（《精神之光》）“只有在花海中飞来飞去的蜂子们/醉话呓语般嘤嘤嗡嗡”（《一万株梅花》）这些口语化的诗句，仿佛就是土里长出的庄稼，头顶飞过的鸽哨，小路上迎面晚归的老牛，特别朴实，也特别亲切。那首著名的军旅诗《麻栗坡：母亲之哭》几乎全用口语写成，一来，那些口语符合母亲的身份，二来口语更有利于表达淳朴、真挚的思想情感：“儿啊！别怨娘狠心/——二十年后才来看你/娘没有来看你的路费啊/娘是咱村里最穷最穷的//生病了连几颗药丸也买不起/过年了连一卷烧纸也买不起……”接着，“儿啊！你光顾着为国尽忠了/这么多年，梦里也不回去看娘一次/娘想你啊/指望不上你养老送终了/在梦中看看娘总该可以……”“路费”“最穷的”“药丸”“光顾着”“指望不上”“养老送终”这些都是泗阳话里常见的口语，正因为是口语，才更直戳人心。安葬在麻栗坡的烈士，很多都是刚成年的年轻人，他们是打击侵略者的国家英雄，但更是一个个家庭的顶梁柱。一个英雄倒下了，千万个英雄又冲了上去，而顶梁柱倒了，一个家庭就毁了，这个理谁都懂，但面对侵略者的子弹，年轻的战士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哪怕来不及娶妻生子，哪怕埋骨他乡，哪怕留下年迈的老母独自面对困苦的生活……而母亲也知道，儿子一旦从军，就交给了国家，纵然一去不回，纵然自己过得太苦，也是无怨无悔，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家贫，“二十年后才来看你”！两代人的心里，都没有顾及过自己。“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刘家魁在这首诗里用朴素的口语写透了这些。
二是精选动词，生动传神。泗阳话里，很多动词非常有意思，比如“剋（kēi）”被称为万能动词，之所以万能，因为一般动词都是单向的，比如“打”“骂”是外向施力的，“吃”“喝”是内向进口的，“写”“算”是平向操作的，而“剋”都可以替代。打架可以说“剋仗”，喝酒可以说“剋酒”，写材料可以说“剋篇稿子”。有个东北朋友，到泗阳后学会了万能的“剋”，有一回要方便，拉着我说：“走，剋泡尿去。”我大惊失色道：“李总，尿可不能剋！”泗阳话里，剋虽万能，但撒尿、拉屎可不能说“剋”。还有一个动词“揩”，是擦的意思，比较书面化。但泗阳口语里以前有一个词唯用“揩”——“揩屁股”。这是一个固定词组，大人孩子都说“揩屁股”，没有说“擦屁股”的，而在其他任何地方“擦”就是“擦”，没有用“揩”的，但在扬州话里，“揩”用得就比较广泛，比如“揩揩手”“揩揩嘴”。后来我想，泗阳话里的“揩屁股”一词，要么是古代用法的固化，要么就是外来用语的植入，否则不会只在擦屁股用“揩”。泗阳话里还有一些动词非常传神，比如人们在表达不满时，往往把喝酒称作“灌肠”，把吃饭呼作“捣肚（dǔ）子”。这些动词的运用刘家魁自小就耳熟能详，写作时往往信手拈来，为他的诗歌增姿生色。
《来不及了！妈妈》是一首悼念汶川地震中死难孩子的诗作。汶川大地震夺走了8万同胞的生命，其中有5千余是正在课堂上课的孩子。灾难发生后，刘家魁痛心也更痛恨，一连写了多首诗作，痛斥在教室建设中偷工减料的害虫，痛悼凋谢在豆腐渣工程中的祖国花朵。诗歌一开头就展现出惊心动魄的场面：“来不及了！妈妈/死神已捂住我的嘴/把呼救声堵在喉咙里”“哦，妈妈！地震突如其来/楼房太不坚固/连和你说一声‘再见’/也来不及……”泗阳话里，“捂”是来自外力的封堵，来势迅猛，既准又狠，没有回旋余地。灾难来得突然，而建筑又实在太差，教室里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应急反应，甚至铅笔还攥在手中，就被埋在了瓦砾之下，这样的突发状态，说“死神已捂住我的嘴”，既准确又形象，这里实在找不出比“捂”更合适的词可以替换了。这类准确形象的动词，刘家魁的诗中还有很多，比如，“一只飞舞着的蝴蝶/垂直地掉下来/跌进一朵牵牛花的花心”（《受伤的蝴蝶》）用“掉”而不是“摔”，显然力度上是不一样的，“垂直地掉下来”，说明这蝴蝶已经伤得很重很重，而摔，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暗紫的皮囊里又能装些什么/不过是没有弄脏的大地的乳汁/只有不爱我的人才能咂出甜味/爱我的人都说是苦的”（《甘蔗》）“咂”是用力地吸吮，比“品”，比“吸”，甚至比“嚼”都更生动贴切。还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黑夜便把一切/都搂进自己的怀里”（《黑夜》）“搂”，是毫无商量余地，一股脑儿地揽入的意思，一个“搂”字，写尽了黑夜的贪婪、霸道、不容抗拒。“夕阳如一只战车的轮子/燃烧着滚下山去了/一只蝴蝶乘暮色飞来/上上下下，盘问黄昏”（《古战场》）泗阳话里，盘问的近义词有审问、追问，却又不是一般的审问、追问，是多角度、全方位不停地、反复地审问和追问。所以，这里只有“盘问”才更贴切，也才与诗的意境相吻合。《中国圣母》一诗用到了“垫”字：“哦，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明德英急忙扔掉菜篮/脱下自己的破夹袄/卷起来垫在战士的头下”，泗阳话里，“垫”有简单、权宜、应急之意。一个“垫”字，写出了明德英当时面临险情下头脑清醒，处置有序的果断和勇敢，十分传神。泗阳话还有动词叠加的一种用法，如“走走”“看看”“唱唱”，第二个字念轻声，表示很随性、无目的、非正规的意思。刘家魁的《陶潜》一诗就有这样的用法：“劳动之余/还可以读读书/喝喝酒/弹弹琴/欣赏欣赏篱边的菊花/眺望眺望岭上的白云……”恰到好处地写出了陶渊明超然物外，追求自由，真情真性的名士形象。
三是善抓细节，情真意切。乡音土语更多是农耕时代的话语体系，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普通话的推广，刘家魁年轻时代的泗阳话也在不断消失和进化，有些话语即便泗阳当地人也很少再讲。刘家魁22岁离开泗阳，45岁回到故乡，他的口音虽变，但他口中的泗阳话却显得比从未离开过故土的泗阳人更地道。
刘家魁的诗歌里，有很多泗阳人记忆中的老物件、旧景观，为我们依稀留住了那个鸡叫狗咬、炊烟袅袅的淳朴家园。比如：“为了把我扔得远些、更远些/我的儿子特意起了个大早/鸡叫三遍，就用独轮车推着我……”这是诗歌《因为我是母亲》句子，该诗是以被遗弃老人自述的口气书写，充满了泗阳人独特的语言习惯和日常的生活细节，把母爱的伟大表达得感天动地。“起个大早”“鸡叫三遍”是泗阳农村日常计时和讲话习惯，而“独轮车”是那个时代家家户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些细节，既符合老人的身份，也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他取走了绣着一双鸳鸯的烟包/他扯一把靰鞡草垫进绽线的靴子里”（《一个英雄和三个败类》）这首诗写的是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但“绣着一双鸳鸯的烟包”在老一辈泗阳人心中实在太熟悉不过，而“绽线”一词也是妥妥的泗阳话表述。《探家》应该有刘家魁自己的影子：“漫长的夜！不眠的灯/就这样照我流着泪哭/照她流着泪笑/照着满是鼠洞的墙根”他当兵的年代，泗阳农村到处是土墙草屋，满是鼠洞的墙根自然是家家户户寻常景象，当然，虽说寻常，却不是谁都能注意到这样的细节。这就是刘家魁的独到之处，他的诗歌总是善于提取细节以烘托氛围，以时代感的场景真实，唤起读者情感共鸣。
刘家魁的诗歌中，还有大量老一辈泗阳人的生活状态和语言习惯，读来既亲切又有强烈的场面感。“小狗气喘吁吁地来迎我/亲热得就像多年没见一样”（《家园》）凡是老家在农村的人，对这小狗亲热相迎的场景应该都不陌生，而“迎”在今天的泗阳话里，已经不常说，但当年却十分普遍：来客人了，常常到庄外去“迎”，是尊重的体现；家人割草晚归，打着手电出门去“迎”，是亲情的体现；电影队下来了，孩子们结对到路口去“迎”，是兴奋的体现。一句“小狗气喘吁吁地来迎我”，把家园和故土写活了，所有沉睡的关于这片土地的记忆，一下子全被唤醒！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这种充满泗阳特色和时代感的话语，刘家魁的诗歌中随处可见：“最后一次赶集/只为买一把二胡/钱是厚着老脸向儿子要的”（《二胡》）“在这日头最毒的中午/你在你的庄稼地里/转来转去有什么用呢？”（《旱情》）“狗都找不到叫的理由了/除了风来/除了雨来/十天，半个月……/村子里/也见不到一个陌生人来”（《“回来哭啊……”》）“炊烟根部的母亲/正一把把地往灶膛里续着柴火/越烧越旺的灶火/映红了母亲汗津津的脸庞”（《永忆炊烟》）“玉兰花瓣柔和的乳白/比夜空中的月亮还要显眼”（《玉兰颂》）“当然，如果是夏末初秋/那里还会有无数游魂似的萤火虫”（《黄昏怅望》）。“赶集”在以前是很重要的事情，买、卖都是通过赶集完成的。而“厚着老脸”“要的”“毒”“转来转去”“十天，半个月”“一把把”“汗津津”“显眼”“游魂”都是泗阳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还有，“那些江湖骗子的‘灵丹妙药’/只会把好眼治成双流泪”（《春天以一场大雪开始》）中的“好眼治成双流泪”，是典型泗阳方言，相似的还有“癞疮治成秃子”“行好没有作恶大”，都是表示事情没有向好，反而走向不可收拾。这些诗句，读来确实有一种代入感，令人倍感亲切，不仅有效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也以文学的形式，留住了这份乡音乡情。
乡音是地域的胎记，乡音是故土的回声，乡音是那山那水不死的灵魂。正因为有着乡音，才有了乡情最绵长的牵挂。泗阳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泗阳方言除了平翘舌、前后鼻音、声调音韵等腔调特点之外，应该还包括地域性的方言俚语，独特的口语习惯和名词称谓，经年渐变的古语化生和新词植入等。但因为“官话”属性，其绝大部分词语的发音和词义与中原官话、北方话，以及其他方言是相通的。比如，泗阳方言“鼻口蹿血”的“蹿”指血流得快，有喷射的意思，与北京话的发音和用法一致；“中”是“好的”“行”的意思，与河南方言里的“中（肿音）”意思相同；“棉花”一词的“花”，在泗阳口语中念“huo”,很短促，相当于附着于“棉”的后缀，而这种发音恰好与天津话是一致的；再比如说某人“办事牢靠”，是指此人办事稳妥、周到，不留尾巴，陕西话里也这么说。所以，所谓方言，其实就是历代官话在不同方言区的融合演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读得懂的方言土语，其他方言区的读者也一定会读出自己的乡音共鸣。难怪全国各地的诗歌朗读会上，人们都喜欢选取刘家魁的诗歌朗诵，大约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刘家魁的诗里，找到自己的家园记忆吧。
也许，这就是刘家魁方言话诗歌创作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