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一（写于1999年夏）

我家兄妹七个，大姐排行老二。解放后，我家一直很穷，日子过得很苦。妈常说，众多子女中，受苦最多的是大女儿。众兄姐妹无不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五二年，大姐才十一岁。当时经过父母亲几十年呕心沥血地拼命搏击，勤扒苦做，家里已大发了，是石泉县城颇有名气的富户，在城里开酒坊，自己收粮食、做酒曲、烤制白酒。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买了一大溜门面的房子，又开商店，卖自己制作的各种粮食酒，我家制作的酒驰名方圆几百里。

又由于长期居住深山，消息闭塞，四七年竟在离县城八十多里外的后柳中坝乡买了几十亩土地，这样，家里又多了许多事。五二年石泉开始土改，母亲虽不识字，却聪明过人，反应敏捷，知道大势所趋，不可抗拒，积极、主动退赔工作队清算出来的钱款，卖房子、卖家具、卖首饰、连自己几件好衣服也卖了，能卖的全卖了，期望能得到政府的从轻发落。

父亲被民兵押到中坝乡游乡游村批斗不准回城。于是，母亲用背篓背着父亲需要的生活、生产用品，大姐背着一岁多正吃奶的三哥同行，从县城徒步荒山野岭到中坝看望父亲。

那时的山区有什么路？羊肠小道荆棘遍生荒草没膝，虫蛇嬉戏，鸟鸣兽吼。妈惦记着挨批斗的爸，心急如火，愁眉不展，在前面急急走，走一段路放下背篓，踅身替大姐背孩子。三哥胖乎乎、很沉、压的大姐直喘粗气，走一走，歇一歇，又不敢多停留，路远，天晚了，路上更危险。有一次，大姐走着走着，走得好累好困好乏，好想躺下来睡一觉或者最好躺下再不起来了。她边走边打盹儿。突然，脚背冷冰冰、滑溜溜的“嗤溜”一下，一条茶杯粗、丈把长的蟒蛇从大姐脚背忽闪而过，疾驰之间，路边荒草被压得哗啦啦一片响，扑到了一大片。大姐惊醒了，目睹此状，大惊失色，“啊呀”一声惊恐的惨叫，一屁股蹾在地上，差点晕过去，不由失声痛哭。母亲闻声赶来，母女俩搂着哭做一团。就这样，二人仍然坚持着奔向中坝，奔向正在挨批斗、受煎熬的父亲。这种日子前后持续了近两年。

至今，我仍清楚的记得：五五年，是巴山深处土改的第三年，我三岁，患麻疹导致双眼暂时失明。小妹刚出世，她在母亲体内只呆了七个月，就“早产”下了地。母亲忧愤、积劳成疾，产后“瘫痪”在床，大小便都要人伺候，而且没有一滴奶水喂养小妹。

那一年大姐才十四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次放学回家，急急做好饭，先喂母亲、再喂我，最后又给小妹喂糖水。小妹是全凭糖水和稀粥喂大的。还要伺候妈妈和我大小便，要给小妹换尿布，每天大姐都忙得团团转，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水直淌。九岁的二姐还小，只会尾巴似的跟在大姐身后，摇来晃去干些杂活。

尤其令人心酸的是，有一天下午，我蜷在床角，口渴得很厉害，有气无力地一声声唤着“大姐，我想喝水，大姐我要喝水。”可大姐不知忙什么去了，没有人答理我。过了一会儿，我实在忍不住，爬到了床边，又摸着了床边的桌子，小手在桌上摸索着、移动着，颤抖的手碰翻了家里唯一的热水瓶，开水泼了我满头、满脸、全身。我凄厉地尖叫着、哭嚎着。大姐听见，几步跨到我身边，见状吓得要死。我哭着说：“大姐，别怪我，我看不见，打碎了电壶（那时的老百姓都把热水瓶称做电壶）。我家没有了电壶，以后喝水咋办啊？”大姐搂紧我，哭得死去活来，说：“都怪大姐没照顾好你，都怪大姐不好，大姐在灶房给你熬治眼睛的中药，给妈熬中药，一边熬药一边洗衣服，没听见你叫我。”

此后，大姐除了给母亲和我熬中药外，又添了一件麻烦事，一日数次用鸡羽毛蘸着调成糊状的烫伤药一点点地细心地敷在我的受伤部位。鸡羽毛蘸药涂在脸上的那种柔柔的、软软的、凉凉的、极舒服的感觉我至今记忆如昨。

在大姐母亲一般的关爱、呵护下，我的烫伤治愈了，侥幸没留下疤痕，眼睛也重见了光明。母亲在大姐的精心照料下，三个多月后也能够慢慢下床了。小妹也一天天长大了，长壮实了。是大姐那年幼柔弱的双肩，扶着全家走过了解放后那一段最艰难、最黑暗、最可怕的岁月。

大姐小小年纪就承担着母亲般的角色，肩扛着母亲般的重负。而且，大姐像母亲那样坚强、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不低头，不诉苦，不在人前流泪。也向母亲那样，最看重亲情、友情，无论弟妹多么不懂事，也从未喝斥过我们，总是慈爱有加，像个妈妈！

平日里放了学，大姐就忙里忙外干许多家务活，上山砍柴火，打猪草，回家剁猪草，煮猪潲，喂猪，带弟妹。学习条件差，一个作业本，正面反面写得密密麻麻。她和二姐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时，姐妹俩只能合用一支毛笔，写毛笔字时，她就到二姐处去讨，时逢二姐正在练毛笔字，她只好在教室门外眼睁睁的干等，二姐用罢，大姐把毛笔捧在手中便跑。一次跑得太急，被路边一块碎石绊了脚，一跤摔下去，额头顿时一个大包，两颗牙都摔松动了，鲜血直流，大姐叮嘱二姐：“千万别告诉家里，免得爸妈操心。”她把苦和泪都独自吞进肚里。

尽管苦和累，尽管学习时间很有限，大姐却天资聪慧，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她初中毕业时，我县刚刚设置了高中班，每年只招一个班，从石泉、宁陕、汉阴三个县的应届初中生中选拔佼佼者，大姐是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的。尽管新任校长几次登门做工作，大姐却执意辍学。她哭着说，家里太穷，弟妹都要上学，父母供养不起，她要参加工作，抚养弟妹。那时，她才十五岁，尚未成年。当时有个表舅在青海油田供职，答应为大姐谋一份工作。那时交通不方便，从陕南石泉到青海油田迢迢千里，全是坐汽车，中途要几次换乘车辆。换车时，看到处处都是热气腾腾的大学招生场面，初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上大学，她心里多么渴望上大学啊！但她想到家中的困境，忍着揪心的痛踏上了她的谋生旅程。按照舅舅在信中所说的路线，走了九天，大姐晕车，一路呕吐，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五十年代人帮人，靠了许多不相识人的热情帮助，历经艰辛，总算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大姐第一次离家是深秋，黄叶翩飞，寒风瑟瑟。那时，客车全是卡车，大姐穿一件单薄的衬衣，为了多看一眼爸妈弟妹，大姐站在卡车最后边，临开车时，还再三嘱咐母亲，少到河边洗衣服，少洗冷水。嘱咐弟妹，要好好读书。说不尽的牵挂叮咛，边说边流泪哭泣。车开了，大姐一手紧抓车后边的挡板，一边泪如泉涌与我们挥手告别，啼血噙泪的呼喊着我们。我们追着卡车，追着大姐，捶胸顿足的大喊：“大姐，一路小心、保重”。母亲唤着“培桂、大女！”哭得几乎晕厥。全家人泪流满面，心如刀割、肝肠寸断。

我们望穿秋水般盼望着鸿雁传书。

大姐到单位就来了信，还寄了当月的工资。当收到信时，已是她走后一个多月的事了。得知她分到医务室工作。她把那个地方说得像天堂一样，地方如何好、气候如何好、生活如何好、同志如何好、工作如何好。对此，全家都深信不疑，也甚感欣慰。从此，大姐每月除了留下最低限的生活费外，其余的钱全部寄回家，这笔每月固定的、当时还算丰厚的汇款，使弟妹们上学有了保障，是家里的困境有了相当地改善。

定期汇款持续了八年，后来大姐成了亲，又接二连三添了四个孩子。弟妹们也都长大独立谋生了，大姐仍是常常给家中寄钱，尤其是各种节日和父母的生日，更是无一遗漏。七零年，要给父亲买寿料，只需一百元，大姐知道后，马上寄了二百元，还问够不够？

几十年来，大姐给家里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总是把她工作的地方说得非常之好，让我们不要牵挂。从来不曾说一句苦、累、忧、愁之事。我们果然也少了许多牵挂。为了让大姐放心，我们每次都告诉大姐，家乡如何好，工作如何好，而且我们对彼此所述之词都深信不疑，因为我们都是不撒谎的老实人。

七四年母亲到大庆为大姐带孩子。我们姐妹情深，多年来书信频频，可母亲到大庆半年多后，有一个多月突然中断了联系。那时，也不知道要打电话，我们焦急万分。终于盼来了信，却很简短，说一切都好，平安无事。我们完全放心。

至母亲回家诉说原委，我们才如梦初醒，但已事过三秋了。

由于长期电路失修，煤气管道漏气，一个春光明媚的中午，四个孩子中，模样最帅年仅十岁的大侄儿陈庆放学后蹦蹦跳跳回到家中，洗净手划根火柴准备点火热汤，一瞬间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响，火焰腾空而起，顿时火海一片，大侄儿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母亲在外屋，适逢大姐、大姐夫下班回家，舍生忘死刚救出了母亲和大侄儿，门窗随之掀落震塌。这一惨祸，大侄儿满身大泡，面目全非，全身百分之七十五二度到三度的严重烧伤。母亲双手轻度烧伤。大侄儿昏迷了十天十夜，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清醒后每次伤口大换药都呼爹叫娘，惨嚎不止，其惨景连医务人员和其他旁观者都为之落泪，大姐、大姐夫更是悲恸欲绝。一方面千方百计抢救孩子，一方面为母亲万般担忧，尽管医生一再说母亲无问题，大姐仍苦苦哀求医生：“孩子和母亲同样重要，请你们务必保证老母亲的安全，她劳苦一生，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有何面目去见老家的弟妹和父老乡亲？”

大姐、大姐夫不分昼夜侍奉在两位亲人床边，十天十夜不曾合眼，大姐一下憔悴苍老了许多。或许是大姐夫妇俩的虔诚感动了上苍，母亲有惊无险，完全康复，大侄儿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但面部、身上都落下了疤痕。为此，大姐的心头又压上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火烧匪盗一夜穷，大姐苦心经营的全部家产毁于一旦，连一床被子、一件衣服都未抢救出来。就这样，个别无产阶级积极分子还趁人之危说风凉话，说是大姐她们自己不小心才出事的，及至后面经严格审证后才认定是电路出事，但也仅仅是讨个说法，经济上半点赔偿也没有，那时老百姓懂什么，又能指望谁赔你什么？

大姐、大姐夫都是医生。九二年，我因病决定到大姐家疗养小住一段时间。四月十八日，从石泉启程到北京，又从北京转车到大庆，过了北京、天津、山海关、越接近大庆，我的心越激动，也越沉重。内地的四月中旬已是艳阳高照，百花盛开，人们早已是西服革履、衬衣翩然了，可在北国，一望无际的千里大平原却依然寒意逼人、满目荒凉，不见一点绿色。放眼眺望，一人多高的枯草在寒风中颤栗、摇晃、发出呜呜的凄鸣，似乎在向我倾诉着什么？风吹草低无牛羊，小河里竟然还有许多冰碴子，磕磕碰碰、挤挤挨挨地涌动着，艰难地向东流去。虽然也有一些建筑群，可它们在千里平原上犹如无边天幕点缀了几颗晨星，那么渺小、寂寥、微不足道。

我万般感叹：好广袤、好荒凉、好寒冷的大庆啊！难以想像，三十多年前，这里又该是多么蛮荒、多么可怕！冬季的酷寒能否把人冻僵？若是要我选择，我是绝对不会选择此地托付终身的。我禁不住泪水涌动：大姐啊！在这荒凉的大漠里，你是怎样挨过了那如花般的青春？怎样熬过了三十多个年年岁岁？难怪你成家时，原本一直想在老家找个合适的；难怪你每次回家后，分分秒秒都很珍惜；难怪你每次探亲结束离家时，都哭的天昏地惨泪人儿似的，犹如诀别一般；难怪你六七年探亲时还说，若老家能找着工作你宁肯带着家小舍弃工职回老家，另打锣鼓，重起炉灶。你是多么钟情、喜爱老家，多么渴望回老家定居啊！而对自己的磨难、艰辛从来都守口如瓶，从未吐露一个字。

到了大庆站，刚下火车，便看见站台上站着翘首张望、焦灼之极的大姐、大姐夫。大姐一把拉住我的手，就像每次回家，母亲也是这样一把拉住我，问长问短。大姐理理我那略略散乱的长发，抚平我那翻卷的衣领，拽拽衣角，递过备好的饮料、食品。姐夫接过我的包说，我们连续接你三天了，你大姐急坏了，一个劲念叨，怎么还不到？生怕你独自一个人路上出事。我笑了，说：“四十岁的人了，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还不放心啊？”

大姐的工作地离大庆火车站要坐一个多小时的交通车，坐公交车中途还要转车，真够难为他们的。

大姐的家并不宽敞，两室一厅，转腾出一室给我住，侄儿侄女们只好都在客厅里打地铺，好在他们都工作了，在家住的时间不多，否则我更于心不安。

没几天，我住进了大医院，医院离大姐家还要乘一个多小时的车，做免费交通车中途还要转车，大姐隔一天定来看我一次。有时天天来，大姐夫、侄儿侄女也常常来探望，还带着许多好吃的，使我在陌生、寂寞的医院里，在远离家乡的北国边陲，在疾病的折磨中，感到家一般的温暖、呵护。每当我看到大姐离开医院时的背影，她肩挎一个早已过时的人造革挎包，来时装得满满的，离去时瘜瘜的，穿着早已过时的的确凉裤子、“卡叽布”衣服，心里便有说不出的痛楚、难过！

医院里有一位大夫曾是大姐多年的同事、朋友，与我闲聊时谈及了大姐许多的往事。

六零年，大姐由青海油田调往大庆油田，是大庆油田的第一批创业者。大姐和王铁人在一个工作区，王铁人管打井，大姐是医务人员，白天吃的是一锅饭，晚上统统住的是帐蓬。大姐在药房工作，不仅仅发药，天天都背上出诊箱在工地巡回医疗，下了班或星期天还要加班加点和男人们一块抬石头，挖土方，拉土坯，自己修“干打垒”房子。夏天草盛，水泡子又多，夜蚊子又肥又长，成群结队向工人们袭击。白天拚命干了一天的工人们无法入睡，无奈何就穿着衣服蒙着被子睡。冬天，气温零下四十多度，呵气成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面上结冰三尺，汽车能从冰层上面稳稳开过去。大姐冻得哆哆嗦嗦，整晚蜷在被窝里也暖不热身子。耳边，鬼哭狼嚎犬吠风号，枯草树木狂舞乱吼，千里大荒原奏成一曲曲刺耳吓人的怪啸，姑娘们吓得魂飞魄散，痛哭流涕，喊爹叫妈。一年三百六十天，全吃的是窝窝头，苞米糁一天只供应半斤外加少许瓜菜。干重体力活的人们，正是年青力壮吃饭的年龄，一个个饿得快要发疯了。每天晚上收工后，男男女女四处找吃的，寻野菜，挖菜根，剥树皮，只要毒不死，什么都吃，实在没的吃，就去偷邻近老百姓地里的菜蔬。有一次大姐夫去偷得两根拇指大小的萝卜，兴奋如小孩子一样一蹦老高，连忙送给大姐一根，他们就是在这异常艰难、恶劣生活环境中建立了感情，组成了家庭。

有一位小伙子，因饿的太狠，他发誓：在自己生日那天，一定要饱饱吃一顿。于是他每天硬从口粮中省下半个窝窝头晾干，就这样积攒了两个多月，终于盼到了他生日那天，他把当天的口粮和攒下的窝窝头统统吃个净光！窝头很干，边吃边喝水，肚子填饱了，很舒服，半夜里却腹痛如刀搅，满床乱滚，冷汗直淌。因卫生所条件差，几经辗转送到大医院，诊断为“急性胃扩张”，纯属暴饮暴食所致，因抢救太晚，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一天后稀里糊涂踏上了黄泉路。

同志们谁不为之心酸心痛、心碎心寒！

很多大姑娘、小媳妇甚至许多男人一回家就如一去不复的黄鹤，再无踪影，宁愿在家当农民、当临时工也不愿受这份罪。唯有大姐从不叫一声苦，不曾提说过回家的事。她知道，家中的父母弟妹都指望着她，天大的难处都必须忍受，必须坚持。何况，她小时候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她比谁都卖力肯干，能吃苦，在工地上享有“穆桂英”的美誉。

不仅工作苦，气候恶劣，孤孤单单，远离家乡，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年年月月，天天吃的是高梁小米，最多是苞米，她们叫苞米大碴子，就是苞谷粒推碾后筛出的粗苞米颗粒，做干饭、熬稀饭全是它。我在下乡插队时也时常吃这玩艺儿，我至今只要一听见苞米二字，就像吞吃了苍蝇一般害怕、反胃，八辈子也不想吃苞米了。可大姐一家以及千千万万个大庆人以它为主食，一直吃了三十多年……。

最要命的是没菜吃，那么冷的鬼地方，能长出什么菜？除了白菜就是土豆，后者俗称为洋芋，每年冬季，每家分一二百斤白菜、洋芋，贮藏在地窖里，就是一年的菜食。这单调、乏味的菜谱一吃也是三十多年。三十多个春秋冬夏、日出日落，大姐啊！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最令大姐伤心。医务所只有她一个女同志，整个大庆女同志特别少，形影相吊的她便把自己反锁在宿舍，不吃不喝不出门，独自默默地流淌着思家的泪水，望着南飞的大雁，柔肠寸断。

为了省钱，大姐强忍着刻骨的思家之痛，几年才回一次家。每次回家从不肯好好歇息或四处游逛，和小时候在家一样，里里外外忙不停，打扫卫生、上山打猪草，砍一捆刚被掰了玉米的苞谷秆当甘蔗吃。在家里剁猪草，喂猪。谁见了都说大姐不像“上班”的干部，和未离家时一样。

六七年，大姐在一片腥风血雨中探家了。全家因为成份“高”，已成了众矢之的，倍受煎熬。爸妈天天参加扫街等各种义务劳动，以示改造，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二哥因为是“保皇派”，造反派竟冲到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气势汹汹，爸妈、弟妹急得干瞪眼，敢怒不敢言，是大姐拍案而起，将桌子掀翻，指着抽屉说：“你们若搜不出要找的东西咋办？”造反派被大姐的凛然正气慑住了，乖乖开溜，再也不敢上门找麻烦了。大姐成了我们的保护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家中牛，这，就是我的大姐。

当时，大姐已怀着六个月的身孕，仍然和弟妹一块，满山遍野打猪草，爬沟过河上坎，方圆十里地内，到处留下了大姐辛苦的足迹。渴了就到小河边，双手掬一捧凉水喝。直到生孩子的那一天中午，大姐还到几里外的“红花沟”打了结结实实一背篓猪草。晚上，她与我同睡，腹痛了几个小时，却一直强忍着不出声，怕吵醒了我。半夜十二时左右，大姐腹痛更剧更频了，才叫醒我，要我扶她到吊脚楼下的厕所小便，我让她在家中方便，大姐不肯，怕麻烦了家人。可当她从吊脚楼下回房时，腹痛得几乎挪不了步，好不容易回到房间，才让叫醒母亲，母亲又急忙去请接生婆。这时，大姐痛得满头大汗，始终未哼一声，只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好像快了，你给我看看下面。”当时我才十四岁，什么都不懂，急急慌慌的手足无措。看下面只见那胎头一伸一缩，胎儿的头发也看得见了，黑糊糊一片，我吓得差点叫出声，忙用拳头堵住嘴，跑到另一间屋去。此时，大姐身边没有一个人，孤孤零零，悲悲戚戚，冷冷清清，是多么紧张、害怕、无奈、无靠啊！好半会儿，我才稳住神，回到大姐身边，她忙又紧紧拉住我的手。这时，母亲回家了，说接生婆还有一会儿才来。大姐摇摇头说：“来不及了，恐怕孩子快下地了。”果然，几分钟后，孩子下了地，哇哇大哭，接生婆姍姍来迟，大姐让她看看会阴撕裂了没有，她说没有。大姐自己觉得不对劲，三天后让我去请来医院的医生一检查，“会阴2度撕裂，”大姐只得忍痛含泪做了“陈旧性会阴裂伤修补术。”

那段岁月，家中阴影笼罩，危机重重，大姐夫到四川探亲，因武斗被困，不能来石泉与大姐会合，几个月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安康武斗愈演愈烈，堆积几十万斤茶叶的茶厂被烧毁，大火燃烧了几天几夜，每天都有死人的消息传出，死的人血流成河，严重局势惊动了全国、中央。当时大哥、三哥因到安康参加一个什么造反派庆祝大会，在武斗前夕被围困在安康，一下困了六月之久，也是杳无音讯，凶多吉少。

全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妈和大姐冒着被批斗游街的危险找“地下算命先生”为大姐夫、大哥、三哥测吉凶。

大姐坐月子，市面上什么吃得也买不着。大姐着急上火，又缺乏营养，竟一滴奶水也没有，只好给婴儿喂糖水，满月后喂炼乳，后来就喂米粉。所以，这个侄儿身体一直较弱，长大了还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抱怨：我考不上大学还不是当年你们喂米粉喂傻的。大姐从不吭声，总觉得亏欠孩子很多似的。

七三年，父亲病重，闻讯后大姐又是带着将临产的身孕星夜兼程赶回家中，在父亲身边侍奉汤药，拖着笨重的身子四处奔走，想方设法买来鸡、肉、蛋、各种罐头。父亲的病又奇迹般地转危为安。大姐为了看望病重的父亲，又一个孩子在老家诞生，取名陈泉。看到家乡的贫困，大姐回大庆后，求爹爹，告奶奶，四处托人买糖、买补品，将一箱补品寄回家中，可憎混账的邮差把这箱最可珍贵的物品错投了地方，半年之后，完璧归赵，父亲却撒手西去。为此，大姐和众弟妹们抱憾终生。

九六年，大姐已经五十六岁了，退休后回家探亲。因积劳成疾，大姐已患有较严重的“类风湿”病，十个指头痛的变了形，活动困难，却仍和以前一样，和母亲生前一样，总也闲不住，帮我们做饭，教我做家务，还帮我把阳台上堆放的杂乱什物一一清理，码整齐，我心痛她：“大姐，别忙了，现在不比你年轻，总忘不了干活。”

大姐说：“你们一家三口都是马大哈，这个乱窝，不收拾像什么样子？”

我巧辩：“这个死角，你不来看不行吗？为了你到来，我们收拾了好几天哩，房间总还过得去吧？”

大姐说：“这些角角落落最重要。如今，爸妈不在了，我在家，看见了不管，心里过意不去。”

我心中一阵怆然，不由倚在大姐肩头，搂着大姐脖颈，就像偎在母亲怀里，感到了温暖、温馨、安稳，又有了几分孩子气。

大姐在老家呆了两个月，给几个小妹一人做了一条棉裤，给哥哥、弟弟一人赶织了一件毛衣，怎么劝她休息也无济于事，千针万线都蕴含着她那深沉、博大，如母亲一般的关爱之情，拳拳之心。

八十年代后期，靠着党的政策，大姐和千千万万为国家创造了无数个亿的老大庆人日子好过了些，工资高了，福利好了，副食品丰富了，她从此永远和玉米大碴子再见了。可是大姐肩头和心头的担子没有减，反而更重了。

大姐生育了三儿一女，三个儿子娶三个媳妇，结婚、买房、生子，桩桩件件要花钱，少说也要六、七万。大姐、大姐夫都是一生身居基层的普通医务人员，绝对的“正宗工薪族”。双方老家都属贫困地区，上有高堂，下有众多的弟妹，四个孩子嗷嗷待哺、读书、就业、成家，大姐啊！你们是怎么一分钱一角钱攒下这笔钱的？你们到大庆市从来都是坐“公交车”，不肯坐一次出租车；上街从不肯进一次饭馆；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九十年代了，仍穿着七十年代的大脚裤、旧衣衫。过早的头发斑白，却至今不肯到美发厅去焗一次油。大姐一生都在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工作，精打细算的节省。精神上更是从来没有松弛过。至今仍然操心着老家的弟妹：要强的二妹、多病的三妹、下岗的小妹、忠厚老吃亏的三弟、马上要高考的侄女、工作无着的亲侄子，每一封信，每一个电话，都是说不完的嘱咐，写不尽的牵挂！安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你却要为大儿媳妇跑工作调动，又要为三儿媳妇带孩子。二儿媳生小孩，你又要去伺候她坐月子。三儿成家后早出晚归累得慌，你心痛，天天念叨。二儿媳妇单位不景气，你担忧。大儿单位效益差，你着急……。你像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总是超负荷运转，而且从不诉苦，从不埋怨。大姐你心太软，太善良，把所有的艰难苦愁都自己扛，生怕连累别人，生怕别人为你付出。若非大姐夫闲聊时偶而提及，弟妹们怎么知道你这许多的家愁？而你的孩子们又怎么会知道你有这么浓的乡情、乡愁？

积蓄犹如针挑土，用钱却如水推沙。娶媳妇嫁女花掉大姐多年的积蓄，而且，老家属贫困山区，弟妹家境日趋困窘，更让大姐牵肠挂肚，煞费苦心。

九二年，我去东北看病，住院费理应我自己交付，大姐却拿出早为我准备好的几千元钱。我坚决拒绝，说：“大姐，我属公费医疗，你不让我交钱，我立马回家。”大姐依从了我，当我治好病，从大庆返回家中第三天，却收到了大姐两千元汇款。大姐说：“三妹，老家的公费医疗已名存实亡，你有病，我不能让你欠账。钱我已寄回，你若不收下，就等于没有我这个大姐。”同时还写信给二哥二姐，要他们给我做工作，强迫我收下，我能说什么？我能退回吗？我唯有落泪，唯有对大姐的爱，对大姐的痛！

九五年，三哥要开商店，却无资金做底垫，大姐听说后，马上寄回三千元。三哥忠厚、善良，不会阿谀奉迎请客送礼，辛苦几年，挣的钱全交给方方面面收费部门了，大姐的几千元自然全赔了，大姐立即电话告诉三哥说：“我本来就是资助你的，只要全家平安就行，钱的事从此再莫提说。”

大姐对父母对弟妹总是慷慨解囊，从不吝啬，可对她自己呢？九六年探亲回老家，给弟妹们带来许多衣物，可是，当我为她收拾行装时，无意中发现她的一个裤头，上面缀满厚厚的补丁，刹时，我禁不住悲泣出声，悄悄地擅自留下这裤头。它时时向我倾诉着大姐那不尽的话语，不尽的情。

我们要给大姐刚过门就回老家探亲的二儿媳妇送点见面礼，大姐坚决不让，说：“你们工资都领不全，别打肿脸装胖子了。”可大姐临走时，却悄悄地给每个侄儿侄女各留下五百元。

大姐啊！人都说，有播种就有收获，有付出就该有回报，你童音未变离开家，乡音未改鬓毛衰，默默地，无怨无悔地为弟妹付出了四十多年，至今仍在一如既往地付出中，弟妹们却从没有粒米回报，你也从不索取并且拒绝任何回报，弟妹心中好愧，好痛啊……！

我捧着这钱，捧着这带补丁的裤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痛如绞，泪落缤纷！仿佛看见了母亲，仿佛大姐还伴在我身边。大姐无私无畏，泼辣豪爽、坚毅勇敢，吃苦耐劳，为亲人、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相照，心中从来都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生怕委屈了别人，从没想过自己受了多少委屈。所有这些，和母亲的性格一模一样，在我们众多兄弟姐妹中，最像母亲的，就是大姐。

在弟妹心中，长姐如母，永远永远……！

（二）

（写于2006年夏）

二哥今年刚满六十二岁，身体一向不错，春节后突然病了，开始病的不重，也没太在意，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也不见好。我劝他到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他总说再等等再看看再说，我知道他是嫌麻烦，生怕麻烦别人，包括同事、大夫、弟妹、甚至自己的爱人、女儿，家中所有的大情小事，包括他的病痛，他总是自己竭力支撑着，总是隐忍着，从不告诉任何人。直到双腿不能行走，直到肋痛非常剧烈，夜不成眠，不思饮食，才答应去西安检查治疗，住进了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几经周折，最后诊断是：“多发性骨髓瘤”，（为恶性肿瘤）妻子、女儿、兄弟姐妹们都心痛如绞。

知道二哥到西安看病，大姐立马寄回五千元钱，让我带给二哥。每天打电话询问二哥的病情。诊断结果一出来，大姐不顾六十六岁的高龄，毅然决然地和大姐夫一块，从东北大庆坐了近两天两夜的火车，赶到西安，看望二哥。

清楚记得，大姐到西安那天是四月九日，乍暖还寒季节，又值寒流侵袭，还下着小雨，气温一下降了十多度，火车又晚点一小时四十分钟，我和所有接站的人一样，在车站外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的心揪起来了，前一天还骄阳似火，我们都穿着短袖衬衫，在电话里我还告诉大姐，天很热穿单衣即可，千万别带毛衣类御寒衣物。今日，我把带来的所有衣服都穿上了还冻得发抖，谁知大姐会冻成啥样呢？大姐夫已七十一岁了，五年前还做了直肠癌大手术，他们挺得住吗？

终于，在站台上，在夜幕中，我看见了大姐夫妇俩，大姐穿着毛衣，大姐夫竟还穿着棉大衣、棉裤，他俩笑呵呵地说：“今天真冷，幸亏我们穿得这么暖和，大儿子怪我们穿太多，衣服拿得太多，差点吵起来。”可我发现，才一年多不见，大姐添了一些白发。我知道，大姐这一年日子过得并不顺，大孙子学习不用功，大儿子大媳妇又忙上班，她和姐夫住进了大儿子家，为了给孙子补数学，大姐捧起丢了快五十年的初中数学课本，边重温边给孙子辅导；紧接着，二儿子踝骨骨折，她和大姐夫又赶去伺候几个月；半年过后，三儿子又患“强直性脊柱炎”，四处求医，病情刚刚稳定，在大姐家中刚刚疗养了一个月，这不，没顾上喘气，又急火火地赶来西安看病重的兄弟。

到了旅馆，放下行李，大姐一定要到医院看望二哥，我拗不过她，只好带了她去。

大姐一见二哥，一把搂住他，一边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说：“你安心养病，我住在这儿给你熬汤进补。化疗伤人，我带来了人参、灵芝、螺旋藻，每天给你炖汤，你一定会好的，你大姐夫病比你重，不是也好了吗？你千万要有信心、有耐心，除了治病，你啥心别操，啥事别管。”二哥偎在大姐怀中，就像偎在母亲怀中一样，坚强的二哥眼里噙着泪花，连连点头，就像有了依靠似的，精神一下就好了许多，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为了省钱给二哥补养，大姐第二天就退掉了标准间，住进了价格比较便宜的普通间。又和我一块儿，去超市给二哥买水果，买补品。她含着泪说：“你二哥太省，平日除了吃饭，啥零食都舍不得吃，有啥好的，都省给老婆、孩子，太亏自己了，我要让他把没吃过的水果都尝尝，”是的，二嫂一直在乡下教书，民办教师当了二十多年才转正，那些年她每月工资才十几块、几十块钱，几乎全靠二哥一人的收入维持生计，其艰难可想而知，二哥是条硬汉子，再大的苦再大的委屈从来不说，都自己挺着。二哥常吃的饭是冲汤面，就是一碗面中放一点猪油、酱油、醋、味精，再放一点青菜。几年前，嫂子工作转了正，孩子今年研究生毕业，家里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谁知，苍天无眼，却得了这样的病。我们能不心痛吗？

大姐拎着大包小包来到医院，把水果洗净，剥去皮，递给二哥，看着二哥吃得很香，大姐开心地笑了，二哥也笑了。

二哥住得是重病房，陪人多，大姐赶紧给二哥买来口罩，让二哥带上，避免交叉感染。每次离开病房时，大姐都要仔细检查一下窗户关好了没有？窗帘拉严了没有？药喝了没有？都要问二哥：想吃什么水果，次日吃什么菜？喝什么汤？

为了早日给二哥炖汤，必须要租房子，何况，二哥要出院了，他又不能行走，更须早早把房子看好选定。这房子，必须是一楼，必须光线好，通风好，还必须是两室带卫生间，最好有点家具，条件够苛刻的。可在西安，我们两眼一抹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怎么租？按照旁人的指点，大姐夫妇和我来到南郊找房子，我们边走边问，穿街走巷，挨家挨户查看，从清早找到下午，总算找到一处比较中意的房子，虽没有一点家具，我们也只好租了，给了定金二百元。

次日，大姐夫妇和我又去旧货市场看家具，旧货市场很远很偏僻很不好找，走了不少冤枉路，去了一看，好一点的很贵，用完之后又搬不走，只能扔，不合算，便宜的又太差，看着太不舒服。最后，大姐拍板：凡二哥需要用的床、床垫、桌子都拣好的买，其他的能用就成。她和姐夫买一张便宜的床垫就行，不要床架，我坚决反对，说：“你和姐夫也是七十岁了，你们的命不重要啊？你有严重的风湿病，还有偏头痛、坐骨神经痛、胃病，再说，又不是一天两天，咋能将就？”但我就是没拗过大姐。大姐夫妇都是基层普通医务人员，工资并不高，他们自己处处节省，给兄长弟妹花钱却特别大方。

看了家具，又去找拉货的，讲好了价，准备第二天就搬运。第二天是二哥出院的日子，很早，大姐就起床了，先去一个早已选定的招待所给二哥定了标准房间，正要去旧货市场拉家具时，二嫂打来电话，说，二哥发烧了，咳嗽，吐黄脓痰，食欲、精神很差，不能出院。大姐又赶到医院看二哥，并和我商议说，我们找的房子离这远了些，如果出院后有什么情况到医院来不方便，最好在这附近找一处房子安置下来稳妥。原来找的住处定金要不回来了就算了。我到西安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带的钱也用完了，一切花销都是大姐的，从给二哥买水果、补品、租房包括坐交通车等等，都是大姐掏腰包。

我们在网上查到医院附近有几处房子出租，我和大姐就守在网吧一一打电话。谁知，有的太贵，有的限定的租期太长，有的纯粹是子虚乌有，我和大姐累得直喘气，怄得直背气，大姐的脚都跑肿了，脚板磨起几个大泡，大拇指也是泡，泡又破了，泡水和袜子粘在了一起，脱都脱不下来。我心痛得直掉泪，让她歇，她怎么都不肯，她说：“你二哥这个样子好遭孽，事情没办好，我怎么能歇？怎么安心？”网吧老板看我们跑得实在可怜，说：“这一条街旅馆招待所很多，你们自己去问问试试。”

大姐和我一家家问，一家家看，从楼层、采光、卫生到价格，掰开揉碎仔仔细细弄明白，连饭都顾不上吃，从中午的赤日炎炎找到黄昏的暮霭四起，终于在一家招待所找到一处相对中意的房子。付了一月的房租，我们就开始打扫卫生。我主张大概收拾一下就行，反正也没打算长住，再说，我们实在太累了，也顾不了那么多。大姐不同意，她说：“我们要在这起伙做饭，卫生差了怎么行？你二哥这病情估计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得做长期准备，再说，你二哥现在抵抗力特差，卫生条件差了更容易感染，千万要把卫生搞好。你身体不好，就歇着吧，我来干。”我说请个钟点工吧，别把你累坏了。大姐说，请的人哪有自己做得尽心尽力，再说，我们省一点，就能给你二哥多用一点。大姐就是这样，凡事总是替别人想，替弟妹想，唯独没有她自己。大姐边说边干，窗帘、被套全拆下来重洗；棉絮都扛上顶楼暴晒；二哥需要睡硬板床，我们苦心竭虑想尽办法，先是把席梦思床垫翻转来用背面，不行，就给房东赔笑脸，请他们找木头床板，好不容易找来一试，床板不够平顺，我和姐夫、房东等人都说凑合着也行，算了吧。大姐说：“不行，不行，病人怎么可以凑合呢？”房东禁不住大姐再三请求，也为大姐对亲人的挚爱之情所感动，楼上楼下地翻找，最后，从他的库房找了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木板床，相当笨重，质量还不错，上楼、下楼、出门，进门，六个大老爷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大木板床抬进了屋，大家累得直不起腰来，直喘粗气。大姐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连连感谢房东和帮忙的人，又忙着清洗，一扫二洗，三抹四消毒，一丝不苟。安置了床，大姐又忙刷扫墙壁，擦洗窗户、床头、床架、桌子、凳子、擦玻璃。共六张床，她把床一一挪开，先用扫帚、继用拖把、最后用抹布，把床下面秽物污垢清洗得干干净净，最后用来苏儿、84液分别消毒，房间的每一寸地面大姐都如此认真。最脏最苦最累人的是卫生间，脏纸秽物、厚厚的污垢、难闻的尿骚味几远就能闻得着，大姐借故支走了我和大姐夫，自己戴上刚买的橡皮手套，用卫生球蘸着洁厕净一寸寸一点点地磨去漆黑的、厚厚的污垢、尿渍，尿味、药水味薰得她恶心、呕吐，这和清洁自己家的卫生间是两码事啊！她一边恶心呕吐一边干，汗水顺着额头、鬓角往下淌，手套磨破了，食指、大拇指磨破了皮，鲜血流了出来，还在“呼哧，呼哧”使劲儿蹭，直到一一显出了洁白的磁砖才洒上消毒药水。那些日子，白天，大姐马不停蹄地干活，晚上躺在床上彻夜不眠，偏头痛犯了，坐骨神经痛也犯了，开始吃止痛片还有效，后来，吃两片“去痛片”还是疼痛不止，她怕影响我睡眠，强忍着不吭声。她枕头下面放着几板去痛片，整日靠吃止痛片硬撑着。

晚上睡不着时，大姐就给我讲她们小时候的事，她说：“我离家前，和你二哥二姐是最亲的。家里太穷，每个星期天，我带他俩上山捡柴，刚开始捡柴，你二哥才七八岁，你二姐长到八九岁也跟我们一块去。我给他们一人捆一小把柴，我背大捆，走一截，我就放下自己的柴捆，去接他们一段路。他们可乖可听话了，你二哥最能吃苦，总是要我给他多捆一点，累得小脸通红，呼哧呼哧直喘。那时，我们好苦啊！。”每说到此，大姐的嗓子哽咽，眼中泪光闪烁。

好不容易收拾好了房子，我们又去超市购买灶具，锅碗瓢盆、锅铲、案板、砂锅、筷子、送饭用的保温饭盒、蜂窝煤炉、火钳，包括拖把、扫帚，垃圾筐、垃圾袋，凡是居家用的一应俱全，都是新买的，大姐说，这样比较卫生、安全、方便。

我用一块黑煤在服务员那儿换了一块正在燃烧的蜂窝煤，燃煤放在炉子下面，上面再架一块黑煤，大姐大姐夫兴奋地跑到炉子旁，边看边说：“这下好了，可以马上给你二哥炖汤补身子。”话音未落，他二人就开始一个劲儿咳嗽、打喷嚏、流清鼻涕，大姐夫患有结膜炎的双眼也痛得更厉害了。原来，他们一生都是和油田打交道，一直都用原油、天然气做燃料，从来没用过蜂窝煤。黑煤燃烧时发出的剌鼻的烟味薰得他们涕泪交流、咳嗽胸闷，难受不已，我忙让他们进屋去。大姐对大姐夫说：“你身体不好，眼睛也不好，你到屋里去。我不能走开，我得跟着培英学会生炉子。”无论我怎么劝，大姐坚持着，一边忍受着煤气的强烈剌激，一边看我怎样添煤、怎样对准煤眼、怎样夹去燃过的废煤，已近古稀之年的她这时像一个认真好学的小学生。炉火燃起来了，蓝莹莹的火苗呼呼蹿起来老高。大姐架上锅，把灶具一一洗净，最后，用砂锅给二哥炖了母鸡加人参灵芝桂圆滋补汤。

大姐夫对煤气过敏，眼睛又红又肿，又痒又痛，不久又拉肚子，大概是水土不服吧。幸亏他二人都是医生，自己买来针药，大姐给大姐夫挂了三天吊针，病情才稳住。天很热了，大姐夫还有冠心病，大姐不让大姐夫出门，怕他中暑，怕他被煤气薰着，怕他老病复发。我主要在医院照看二哥，比如病情有什么变化或需要询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疑惑、或做什么检查、或转科或联系会诊什么的就是我的事，大姐就专门负责采买、做饭、熬炖营养汤。

我们住处附近有几条小巷，卖什么的都有，可大姐说：“小摊点上的东西不保险，你二哥万一吃坏肚子可不得了，还是到超市买放心些。”

离我们住处最近的“秋林超市”距离也有两站路左右，要穿越三条大马路，其中有两条马路还在十字路口，早上八点半才开门，待到营业员一切准备就绪开张卖时就差不多九点了。天热，只能当天买当天做当天吃，只好天天去超市采购。

每天清晨七点，大姐就匆匆起床，抽开炉门，急急擦一把脸，毛毛草草梳一下头，烧开水，买早点。她常常顾不上吃早点，八点不到就出门去超市。正值上班高峰，车流如织，人流如梭，穿越马路很费时间，很费神，也很不安全。一不小心，被人撞了肩踩了脚是常事，有两次差点被车撞。到了超市，大姐赶紧来到所需物品的柜台前，买上半斤肉或一只鸡腿或一条鲫鱼或半斤排骨，另外买一点青菜豆腐或黄花或调料等七七八八一些食品，还有二哥需要的或喜爱的水果。每天，大姐都要买三到四种水果让二哥吃，也让嫂子侄女们吃，她说大家都很辛苦，都要注意营养，谁都不能垮。买罢，拎着大大小小的兜子，穿街过巷赶回住处，抽炉门，快洗紧切，架铁锅，把鸡切块滏水撇沫，捞起来；在砂锅里另加水，放入一根人参和巴掌大一块灵芝，用水烧开再用小火煮二十分钟，将人参灵芝捞起来晾着第二天再炖，（此补品要炖两次再吃掉）；继而将鸡块放入人参灵芝汤中，再加进桂圆、黄芪、薏苡仁、小量佐料一同煮，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四十分钟左右，医院十一点开饭，大姐必须在十一点以前做好这一切。从我们的住处到医院约有两站路，要过两条做集市的小巷和一条大马路，时间真是紧迫的如同打仗。大姐常常忙得气喘嘘嘘汗水淋淋。汤做好先给二哥送去，待他吃罢大姐将空的保温饭盒提回下次再用。有时，若遇上二哥做检查做治疗一时顾不上吃，大姐就空着肚子等，等回到住处就是中午一点左右了，大姐才吃第一顿饭，此时已是疲惫不堪了，常常是啃一个馍喝一口菜汤或下一撮面条随便将就。下午从医院回来就是七点左右了，饭吃得晚，时间却从容一些。

转眼，一个月过去，对我们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步履维艰。大姐很快消瘦下去，不到一个月，掉了十几斤肉，我好心痛好难过啊！若医院没啥事，清早我就尽量和大姐一块去购买食品。虽然我比大姐小一轮，大姐总说我身体不好，尽量不让我干活或只让干轻活，连菜兜都不让我拎，我又是说又是抢，她才把最轻的兜让给我。

那一天早上，我和大姐一块去了“秋林超市”。买了半只鸡，一条鱼，一斤排骨，另有几样小菜，还买了两斤芒果、三斤马蹄爪葡萄、两斤小西红柿、六斤香蕉，（为了保持大便通畅，二哥须天天吃香蕉）我俩拎着兜，相互搀扶着，匆匆往回赶。快到医院的那个路口，大姐听说我准备到医院门口给二哥买刚上市的樱桃，就来拎我手中的菜兜，我说：“我先把东西送到住处，再去医院也来的及嘛。”大姐说：“马上就到了，我一人提得了，你早点去，樱桃很娇气，挑选得人多了，或时间稍长一点就不新鲜了，快去吧！”我说：“嗨，也不在这一会儿半会儿的。”大姐却不由分说，抢过我手中的袋子就走，我不放心地停下脚步看着大姐过马路。

我只能看见大姐的背景：过马路的人特别多，车也特别多，过几步就得停下来等车流驶过去。大姐个儿高，有一米六五，大脸盘大手大脚骨架也大，上身还穿着几年前孩子们给她买的那件花衬衫。她两只手都拎着袋子，右手拎得重些，身子向左倾钭，头向前微低着，不时向左右摆动看着车，蹒跚着，踽踽而行。可能是拎得太多太重，不时，她歪一下身子，把右手的袋子往怀里搂一下，过一会儿，再侧一下身子，把左手的袋子往怀里搂一下，她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全白了，如霜如雪倾满了头，在风中乱舞，一直挺拔的身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驼了，啊！我似乎才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想到从来不肯承认的事实：大姐老了，真得老了！一个弯腰驼背银发如雪的老人，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这段时间，大姐操了多少心，着了多少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干了多少活，作了多少难，伤了多少心，遭了多少罪，熬了多少夜，花了多少钱？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已是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啊！她在拚尽全力撑持着啊！伍子胥过召关——一夜急白头，大姐是来西安这些日子花发全白，脊梁变驼的，一下老了十多岁啊！我的眼泪“刷”一下流了出来，自以为眼泪早已枯涸再也不会流泪的我忍不住哭了，伤心地哭了，心痛地哭了！呜呜咽咽地哭了！

不久，在大姐和二哥的劝说下，我回了家；后来，大哥去了，又走了；二姐、二姐夫去了，也走了。只有大姐、大姐夫还在西安伺候二哥，至今已经是四个多月了。大姐低血糖病犯了，大姐夫买来药品，自己给她打吊针；大姐夫病了，大姐给他打吊针。我在电话里多次哭着求大姐：“我们来换换你吧！你和姐夫回来休整一段时间。”大姐说：“我走了，谁来呢？你二姐夫有病，你二姐能来吗？能呆多久？你老咯血？能顶多久？你三哥要帮你三嫂做饭？能来多久？算了，还是我顶着吧。”我又说：“东北过夏天是最舒服的，西安夏天可是热得要命，还没进伏天，都是四十多度高温，你过过这样的夏天吗？你能顶多久？”大姐说：“尽量撑，能顶多久算多久。你别操心。”我说：“你那个性，一旦倒了，可就是了不得的病，你不要命了？”大姐说：“为了你二哥病好，我豁出去了，让我干啥我都乐意。再说，你二哥那个可怜样子，我实在走不下心啊！他对我很依赖，万一我一走，他情绪一低落，病情一反复，不是前功尽弃吗？”

无论怎么劝说，大姐一定要坚守西安，不让我们替换，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何况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照顾守护病人，真是度日如年哪！大姐是拚着自己的老命要救二哥啊！她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让我们去伺候、去吃苦、去受罪啊！说到底，我们没有大姐那种彻底牺牲自己、无私奉献精神，没有她的那种无我的境界。

当我坐在空调房间享受阴凉时，当我躺在席梦思大床享受舒适时，当我在餐桌边享受可口的美味佳肴时，当太阳日复一日像个火球高悬在空中时，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大姐的背影，她在盛夏烈日的灸烤中为伺候病重的亲人拎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艰难的横穿马路的情景时时有我眼前浮现，铭刻在我的心底……

（三）

（写于2010、5、1、）

大半年后，大姐和大姐夫才返回东北。大姐的人回到了东北，心却留在了老家，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重病在身的大兄弟。她几乎给老家的弟妹们一天一个电话，叮嘱我们要经常去西安看望二哥，给二哥电话更是打得勤，嘘寒问暖，问长问短。若是二哥精神好，病情好一点，大姐就高兴不已，若是病情反复或二哥说话声音小一点弱一点饭吃得少一点，大姐就着急、操心、上火，吃不香睡不着。那时，小妹接替了大姐，担负着继续伺候二哥的重任。大姐临走时给小妹留下了三千元，说：“一千元是给你补养身体的。另外两千元做为照顾你二哥的生活补贴。”（后来，小妹把两千元分文不少地全给了二哥，做了医疗费用。）二哥病情日渐稳定。医生嘱咐：化疗改为两月一次，此时，二哥的独生女已在西安某高校就职。为了方便治疗，二哥在住院治疗的间歇期，就在女儿宿舍住下，到了时间去医院治疗。按照大姐的吩咐，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西安探视二哥，咨询病情，安慰、鼓励二哥。大姐还常常给二哥寄钱，每逢五一、十一、二哥生日、春节，大姐就给二哥寄钱，每次都是六百或一千元，一寄就是整整四年，直至二哥去世。听说服用螺旋藻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大姐担心二哥舍不得花钱买，自己花钱从东北买了“螺旋藻”寄回来，每年每年，都是如此，不等药用完，大姐总是提前把药寄回来，直至二哥去世，他还有一年零四个月的螺旋藻存放在柜子里。可大姐大姐夫都舍不得花钱买螺旋藻给自己吃。大姐大姐夫在西安伺候二哥大半年，没去过任何旅游风景点。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把他俩带到了 “大唐芙蓉园”，我正排队买票，大姐一看一张门票是50元，立刻把我拖出队列，说“这么贵的门票，有啥好看的？省下钱来给你二哥治病吧。”我说：“再省也不在乎这点钱，你们难得来，这可是闻名全国的景点哟！”大姐夫眼巴巴看着我，不说话，他是个大好人，啥事都听大姐的。可大姐不由分说拖硬生生拽走了我。直到如今，大姐、大姐夫也没进过“大唐芙蓉园”。

三年前，二哥女儿的工作调去南方，大姐更是日夜为二哥的病情担忧，总在电话里催促我们多多去照顾二哥、帮助二哥、陪伴二哥，

今年大年三十，二哥是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度过的，在西安儿子家里过年的三哥早早给二哥送去了丰盛的菜、汤、饭。大姐的榜样和督促、兄弟姐妹血浓于水的亲情，使我们各自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二哥，希望他能战胜病魔，一天天好起来。二哥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精神也好，说大约正月初三回家，我已为二哥买好年货，如鸡、鱼、水果等等，只等他一到家就给他送去。谁知正月初二晚上，二嫂打来电话，说二哥肺部有点炎症，还得几天出院。正月初三我打电话询问，二嫂说病情加重，已下病危，我们闻此讯，惊得魂飞魄散，大姐更是以泪洗面，寝食难安，整日待在电话机旁边，等候消息；三哥每天晚上都在医院陪护。正月初五，二哥的女儿、女婿从南方赶回来，正月初八，病中的我带着女儿赶往西安。二哥处在半昏迷中，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经过医生的积极救治，几天后二哥相继渡过了急性肾衰、心衰，神智清醒，病情出现了转机，往好的方面发展。二哥女婿十月初十便回去上班，我的体力不支，“支扩”出血不止，女儿学校也面临开学，我和女儿也回了家。二哥的女儿因单位催着上班，于正月十六也飞回南方。西安的医院里只撇下了孤零零的二哥和二嫂，电话里，刚刚渡过危险期的、声弱如蝇、向来刚强的二哥忍不住哭泣不已，大姐在电话那头心如刀绞，也哭成了泪人，当即说“培德，你别难过，我和你大姐夫回来陪你，伺候你。”

大姐夫已七十五岁，十年前还做过“直肠癌”手术，还患有“冠心病”，大姐也已年届七十，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尤其是不久前肺上查出一个“瘤”状物，正在观察之中，诊断仍不明确，而且正是到了该复查的时间。大姐的儿女们内心里都不太赞成母亲回老家伺候病人，谁的父母谁不心疼呢？何况是年老多病已过古稀之年的父母？可谁也不能说服他们倔强的、已下定决心的母亲，大姐为了兄弟，为了赶时间，把复查病的事早已弃之脑后。

大姐和大姐夫一如四年前一样，从东北大庆急匆匆赶赴西安。一下火车，大姐大姐夫就赶去医院看望二哥，大姐夫妻的探望，就犹如干涸的人遇到一股甘甜的清泉，如冬日的暖阳温暖了二哥，二哥的病情一日日好转，大姐每日清晨急急赶往医院，送去早点，买去他爱吃的水果，然后就陪护在二哥身旁，每次都得二哥再三催促才肯去旅馆休息。约十天后，二哥病情略略稳定，因床位的原因，大夫就频催二哥出院，二哥只好转回本地中医医院继续治疗。

但是，病情的变化总让人难以预料，二哥回到本地医院，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回来的第二天又一次出现急性心衰，所有亲人都心急如焚，大姐尤其着急、心疼、难过。中医医院离二姐家很近，约五分钟可以走到，二姐就负责买菜、做饭，大姐大姐夫也住在二姐家，这样可以方便照顾病人。大姐每天清晨七点多，就到医院去替换二嫂，让她回家休息，她就一直守在二哥身边，伺候二哥吃饭、喝药、拉屎拉尿，经管治疗，观察病情变化，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被从医院换回来休息一会儿，吃过下午饭，她就给二嫂送饭，然后，就又坐在二哥病床前守候，若是二哥情况比较好，她会在晚上八九点钟回二姐家休息，若是二哥病情加重，大姐就神魂不宁，忙前忙后地照顾病人。那段时间二哥老发烧，大夫说是“癌性发热”，退烧药不敢用，只能用物理降温，我们用冷毛巾搭在二哥的额头、冰袋放在二哥的腋下、大腿根部，一会儿，冰化了，又换，这时，大姐便迟迟不肯离去，常常守至夜深，直到二哥体温降下后才忧心忡忡地回来休息，可她夜夜睡不着，最后，我迫不得已强迫她服下催眠药“安定”，才能勉强睡上三两个小时。

大夫们用尽办法，二哥的病情仍然恶化。有一天，他突然开始腹泻，水一样，从肛门喷射而出，大夫说是用抗菌素时间太长造成的。大姐像母亲一样，（二哥一个多月来已不能下地，只能在床上大小便，）她把二哥身子扳成侧卧位，双腿微屈，然后，在二哥屁股下面铺上塑料布，塑料布边上围起厚厚一圈报纸，说：“培德，垫好了，你放心拉吧……”水一样的大便一泻而出，有时溅在了大姐的衣服上、脸上，大姐眉不皱、眼不眨，口中还说：“没事，你尽管拉。”神情那份专注、认真，不像是姐，而是母亲，她口中还说：“培英，快来看看，你二哥拉得全是水……”她眼里流露出对二哥病情的焦灼、对二哥可怜模样的痛惜之情，令我揪心、痛心，加上对二哥的怜惜、对二哥病情的担忧，我心中不由得酸楚、悲凉、哀痛之极！

拉完大便，大姐小心地将塑料布、报纸卷起，双手捧着，放进垃圾桶；再打来热水给二哥洗净屁股，轻轻擦干；继而在二哥屁股下面垫上干净的布垫，将二哥的身子轻轻放平，让他尽量舒服一点。谁知，常常刚将这些程序做完，大姐还来不及擦一下额头的汗水，二哥又要大便，大姐忙说：“没关糸，我马上给你垫好……”说话间，大姐又忙着给他翻身，再重复一遍上面的动作。腹泻剧烈时，二哥一天要拉十几次甚至二十多次。常常是每次大便后紧接着就是小便，大姐忙又把便壶塞进被子里。我经常和大姐一个班，但我笨手笨脚，又没力气，说心里话，要我给二哥伺候屎尿，我既没那个力气，心里也觉得不得劲，（尽管自己还是医生）我觉得自己做不到，就只好任由大姐辛苦。而且，大姐说我身体不好，每次也只待上三四个小时，大姐就赶我走，让我回家歇着，她一个人顶着。看着大姐那么劳累，二哥那么痛苦，我心里也难过万分。无论是病人还是亲人，心都如在油锅中煎熬！

四

（写于2013年元旦）

二哥于2010年4月4日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大姐刚料理完二哥的丧事约一周时间，无意中突然发现自己的右锁骨上淋巴结肿大。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为了陪护照料二哥，大姐竟忘记了医生说的要定时复查病情的事。大姐和大姐夫急匆匆赶回大庆复查病情，医生说肺部阴影较前明显增大，大姐又急速转至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大姐的大儿子、小女儿陪伴着他们的母亲，在距医院约半站路处租了一间房子住下，陪母亲与病魔做斗争。

大姐大难临头，我大姐那么善良那么无私，她好可怜、好遭孽啊！

大姐患“癌”症的消息传来，我们众兄妹如雷轰顶，心如刀绞，难过万分！

我急匆匆赶到北京，赶到大姐身边，希望大姐能做手术以彻底治愈癌症。

在医院里经各种检查后，确认为“右肺中叶癌并转移”，已失去了做手术的机会，只得转至“放疗科”做放化疗。为了与病魔做斗争，大姐，这位一个年届七十的老人，同时做“放化疗”，总疗程在半年以上，医生问：“能行吗？你能坚持吗？”大姐一咬牙，说：“豁出去，做吧。”

我要陪大姐做“放化疗”，大姐坚决不同意，她让我回家，她说，我有孩子们陪着就行，你快回家吧，自己家里还有一摊子事呢。谁知，那次一别，竟是永远。

放疗一做，大姐一头的黑发如下雨般纷纷脱落，胃口也一下特别差，大姐无论多难受，都是自己悄悄忍着，有时，也常常偷偷掉眼泪，当着孩子们的面，当着大夫的面，大姐总是笑着说：“没事，还好，我能挺得住…….”

其实，谁都知道，癌症的“放化疗”有多难受，这种治疗的痛苦与折磨，让病人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每当我们在电话里询问她时，她总是强打精神回答“还好，不要紧”！

在北京治疗了大半年后，大姐又转至大庆市职工总医院治疗。做完一个疗程的治疗，再出院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再去医院做下一次的化疗。大姐夫也是医生，他用艾灸疗法给大姐做辅助治疗，大姐的儿女们都特别孝顺，一有时间就回到家中，问长问短，给大姐做好吃的补充营养。为大姐的治疗想尽了千方百计。中药，西药，中成药，土方，验方，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几年，每逢走到那个庙宇，我都会为大姐烧香祈祷，我还多次到父母坟上去求爸爸妈妈保佑大姐早早痊愈。

或许，是大姐一家人感动了上苍，是我们亲人们的虔诚感动了上苍，有一段时间，大姐的病情控制得很不错，她自己感觉也好，精神食欲也很好，拍片子病灶也明显缩小，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我们以为病魔能放过善良的大姐。大姐在电话里乐滋滋地说，等到我病再好一些，我还要回老家好好看看，要多住一段时间，那份对家乡的深深眷念与热爱，对兄姐妹骨肉之亲情，溢于言表，令天地动容。我们都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怕的就是这个词，良好的状况大约维持了近一年时间，去年年底拍片发现病灶转移到了脑部，大家的心情沉到了谷底，远隔千山万水，看不见大姐的容颜，但可以想象，大姐的心里一定万分难受，可她怕我们担心，一再在电话里安慰我们，说：“不要紧，莫操心。”这句话也是大姐病后给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天大的不幸她都自己扛，生怕别人为她操心。

今年五月份，有一位大夫给大姐推荐了一种德国进口药，叫“易瑞沙”，该药属自费药，每月约需一万五千元，大夫说，自费吃够半年后，可以全免费，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大姐从五月份开始吃这药，马上就够六个月了，可病情忽然急转直下，近两月，大姐时而发烧，体温不是很高，38度多，吃点消炎退烧药又可恢复，可大姐精神越来越差，肺纤维化使大姐呼吸也比较困难，吃饭也越来越少。好多次，我说：“大姐，我来看看你吧。”大姐说：“不急，单位马上要给老职工分新房了，我和你姐夫能分一套140多平米的大房子，等明年分了房，装修好，你和大哥大嫂一块来吧。”

电话里，她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的身体，关心着侄儿侄女，总是叮咛：“培英，你自己身体不好，千万要注意身体。莫操心我。”临去世的前两个月，还再三叮嘱我：“培英，你要想办法存点钱，要不，万一得个什么大病，就像我一样，一下要自己垫付药费，你咋办啊！”大姐知道我不会过日子，花钱总是大手大脚，就特别不放心我，还教我怎么存钱。说：“花钱不能哪里黑哪里歇，工资领了就要存一部分，不要到月底有余钱再存，那是存不住钱的。”大姐知道我身体不好，在杂志上或书上或电视上看见什么对我疾病有用的方子，赶紧就打电话告诉我，电话一打就是上个小时。

我经常给大姐打电话，她总说“还好，不要紧。”只是，十月底有两次电话大姐因为在休息，我也不忍让姐夫叫醒她。

2012年11月5号，是我们兄妹痛断肝肠、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早上，约十点钟，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大姐的电话，我忙接通电话，对面是大侄儿带着哽咽的声音，说：“三姨，我妈住院了，医生说病很重，”我忙回答：“我知道了，我和大舅二姨坐飞机赶过来。”我知道，不到危重时刻，他们不会轻易打这样电话的。过了一会儿，大姐夫在电话中说，你大姐进了重症监护室。

我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我在暗暗祈祷：大姐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姐的生命力很强，一定会抗过来的。

我立即和众兄妹通电话，商量后决定，我和大哥二姐次日从西安乘飞机到大庆，并订好了飞机票。小妹和小妹夫即日从北京直接到大庆，

然而，终是路途太远，病情变化太快，当我们还在路途中，大姐便离开了人间，离开了她的丈夫、子女、孙子孙女，离开了她老家的众兄妹们，汉江呜咽，天地含悲，我只觉得，天塌了，世界上除了母亲之外，最爱我的那个人也离我而去！

我们赶到大庆，大姐躺在了殡仪馆，无论我们多么伤悲，多么呼唤，无论我们怎样哀声悲嚎，哭声凄厉，大姐再也听不见了，再也听不见她声音，再也看不到她的笑脸，再也听不见大姐对我们的关怀、问候声，再也听不见大姐对我的叮咛，对我的牵挂，我最最亲爱的大姐，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永不再见了。

次日出殡，大庆竟是零下二十七度，当地人说，这是好多年同时间段气温最低的，想必老天爷也在悼念我亲爱的大姐。早上六点，大地一片漆黑，寒风凛洌，滴水成冰，大庆殡仪馆却去了很多人，他们是去为我大姐送行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参加整个悼念活动的，我也不想再记述那个哀痛欲绝过程，心里除了痛还是痛，除了悔还是悔……

大姐夫和侄儿侄女们对我们嘘寒问暖，关心备至，这时，才听他们说，大姐病重有些日子了，近两个月，有时下不了床，小便得在床上用便盆接，到卫生间大便时，身子的重量几乎全倚靠在大姐夫身上，儿子若要扶她上厕所，只能送她到卫生间门口，她必定还是自己进卫生间，大姐一生都非常爱干净，屋子里外、自己的衣着总是干干净净，病魔那么残酷地折磨她，大姐是怎么熬过来的啊？

而且，她不让大姐夫和孩子们把真实病情告诉我们，怕我们为她担心，她多么希望见到老家的人啊，可她不到最后，不愿意大家为她劳累奔波，临到生命最后，她也是为别人想，为兄弟妹妹们想。三侄儿告诉我们，她妈妈生病，自费药用了十几万，但她从没让孩子掏一分钱，她说，自己有钱就不能向孩子伸手，他们过得也很不容易，而且还把自己一生积蓄下来的钱给每个孩子分了五万，对于生活在平民底层的正宗工资簇来说，这是多么不易啊！大姐夫说，因为孩子多，工资低，平日里省吃俭用，每月五元十元的存，这些钱，是她一生的心血啊!那份情那份爱撼天动地。

回到家很多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问自己：大姐真的走了吗？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吗？这怎么可能？我无数次肯定又否定，否定又肯定，无数次看见大姐远远地向我走来，无数次看见她又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又坐在我的身边，拿着我的手，问我身体好不好，日子过得好不好？大姐啊，您怎么能走呢？您怎么舍得离开我们？往后，我的烦恼，我的心里话该找谁说？

大姐啊，多希望有来世，多希望永远做您的三妹，我知道，您是多么想回老家啊，我们又是多么想把您接回来啊，可您的根已扎在了大庆那片广袤的大地上，那里，有您恩爱一生的丈夫，有您挚爱的儿孙，我们无法开口，无法接您回老家，我们只能等到来年花开日，再来看您。

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大姐，安息吧！您永远活在亲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