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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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医生刘培英的文学追求
姚 维 荣
医学与文学、医生与作家，是社会各种职业中与人类接触密切、影响巨大的行当之一。前者关注与解决的是人作为物质存在的身体，后者探究与关爱的则是人的感情世界、精神生活，也就是所谓的“三观”，这也是人之为人，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高级动物，区别于猪马牛羊等普通动物的本质区别。我国现当代文学百年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弃医从文的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池莉、苏童、毕淑敏等。出生、成长、工作于秦岭脚下、汉水之滨的医生刘培英，七十年的人生道路上，却始终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退休后，文学则成了她主要的精神寄托与追求，并结出了累累硕果。
一
命运，在人们谈到有关人生的话题时，可能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可是，究竟什么是命运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603页）这段话精辟地说明，所谓命运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进程中，因为那些自己无法选择、无法预料、无法逃避的因素的制约影响，而带来的种种后果。以我的愚见，所谓“命”，就是自己的生命是谁在什么时间、地点给予的；所谓“运”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将会遭遇到的种种个人无法选择也无法躲避的自然灾难、社会变动。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而从古到今，一个人出生于什么家庭、什么地方、什么时代，对他后来“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影响又是何其巨大！天潢贵胄、高官大款的子女们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东西，寒门儿女即使用尽浑身解数，也未必能得逞心愿啊！所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奈特说：“对一个人的未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出身，其次是运气，再其次是个人努力。”而法兰西院士布迪厄则说：“出身，如果不是决定了一切的话，至少决定了你大部分的人生。”
刘培英有幸出生于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了百年间列强凌辱、军阀混战、国共争斗乱局，新中国如旭日冉冉升起的1952年，但却不幸出生在一个祖辈勤劳致富，解放后被定为地主兼工商业成分的家庭。这就注定了她的青少年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主导下，家庭出身成为决定一个青年人前途命运主要的、甚至是唯一因素的时代，必然不可能一帆风顺。
石泉，是陕南秦岭脚下、汉江河畔的一个美丽的小县城。刘培英父母家就在县城西街。从农村进城打工的祖辈，经过几代人艰苦辛勤的打拼，逐步积累起了一定的家业。他的父母精明勤奋，开了一家酒坊，除了住房外，在西关水巷子旁边购置了一溜十五间门面的房子。这房子进深很长，当地俗称“一杆枪”，前面做门面，后面住人。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大敝院坝。做为酒坊的晒场。解放前几年，因为国统区发行的金圆卷不断贬值，父母便在后柳区白桥村买了二十亩田地。1949年石泉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她家住房几乎被冲垮，住屋板楼上积存的大量财物一扫而空（包括烤酒的所有粮食），当时吃饭都成问题，父母亲靠讨债维持生活。
解放前夕，培英的父亲作为石泉城出名的能干人，当上了县工商协会的会长。但好景不长，1952年开始土改，她家成分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父亲的侄子一家五口原本是因为穷，父亲可怜他们而收留到自己家一起生活，但此时却定性为她家的雇工。为了给他们退赔，母亲卖了西关的房子、包括她的一些首饰。紧接着，后柳的田地被没收，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户。从此，家里就陷入了十分贫穷的境地。她做为父母的第六个孩子，恰恰就出生于这一年。
上学后，她特别喜欢读书。大哥刘培基，1955年从安康中学高中毕业后先在宁陕继在在石泉中学当语文老师。他特别喜爱文学，无形中也影响了这个妹妹。小学二年级时，一次无意之中，培英在他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歌剧《白毛女》，好些字不认识，边读边查字典懵懵懂懂看完了，竟然喜欢上了它。长大点后，又相继读了《苦菜花》《迎春花》，从此一发不可收。兄长见她爱读书，便帮她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从此读小说成了她的最爱，语文成绩也直线上升，由此，她更是深深爱上了文学。
1966年夏，刘培英正上初一，那场史无前例的飓风席卷神州大地。停课两年多后，1968年秋全部高初中老三届仓促毕业，农村户口的学生返回本乡劳动，城镇户口的五六人或七八个人分别组成“知青小组”，到贫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初破“四旧”时，文学书籍几乎都成了所谓封资修“毒草”，被查抄烧毁。所以到农村后，没有任何书看，白白耗费几年青春。1970年下半年，由于当地有文化的人很缺，所以培英虽然家庭出身不好，还是有幸当上民办教师，成了孩子王。由于她的文学基础好，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学校领导和家长也很满意。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1971年9月，石泉卫校开始招生，由于她插队后表现好，被社员和基层领导推荐入学。此后，她就希望做一个好医生，将来治病救人，也算有了自己的职业和报效社会的途径。为此，戒掉了读小说的爱好，全心全意投入到医学中来。卫校学习两年后，被分配到石泉县后柳区卫生院工作，开始是内儿妇外都干，后来主要搞妇产科，以搞计划生育为多。
1978年，她到安康“西学中”进修班学习一年，因成绩斐然，口才出类拔萃，地区卫校通过“试讲”后，破例打报告要将她留校任教师，被一个外行局长以“此人没有大学文凭”为由否决，遣回老家。更可笑的是，上级领导不准她搞中医，连申请参加中医函授考试都不允许，让继续搞妇产科，晋升职称也必须是西医。并且，把她的工作调入妇幼保健院，和中医临床彻底绝缘。1983年又到安康卫校进修内科一年半。
1989年，她已三十七岁，工作调入县卫校。疾病始终不肯放过她，家庭负担沉重，要教养孩子，操持家务，在县卫校教书又是挑大梁的角色。一个人同时担任《内科学》《妇产科学》（传染病学）《微生物与寄生虫学》等数门课的教学。对最后一门学科，她压根就没有学过，全是业余时间攻读、备课，查阅各种资料，虽是热蒸现卖，仍颇受学生们的赞誉各爱戴。
面对工作、生活、家庭等四面八方的压力和种种的不如意，她仍不甘失败，不甘就此了结一生，抓紧十分有限的业余时间，压缩睡眠时间，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每晚在洗涮了锅碗瓢盆，洗罢大人小孩的脏衣，忙里忙外干完所有的家务，给孩子辅导罢功课之后，更已深，夜已静，她便开始学习，伴着孤灯、书卷、淡月、疏星、清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她用一年半的时间，自学完了初中、高中的语文、历史、 地理、政治等全部教材。1989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成人大学，但不能离职，只能读函授。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在别人花前月下、灯红酒绿、商海发财时，在别人麻将桌边、歌舞厅里醉生梦死、快活潇洒时，她一直以书为伴，以读书为乐，勤学不已。
且不说平日的刻苦自学，单是两年的卫校学习，加上两次出外进修，最后又是三年的函授，她完成学业的时间是七年半，苍天作证、大山作证，与她同窗的同学作证，为她授道传业的老师作证，她学习的是多么投入、认真、努力勤奋、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们，那些有着大专文凭的同学们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她先后学西医，学中医，学中文，先后干过妇产科、内科、儿科，但这些都得不到某些掌握大权的官僚们的看重，结果是除了废纸一般的证书以外，知识几乎是学非所用，只得将其贮藏在大脑深处，天长日久，已几近荒芜了。
二
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倏忽而过。中年以后，病魔缠身，因无法适应医院那不分昼夜的辛劳，刘培英只得强忍掏心剜肺般的痛苦，委委屈屈在妇幼保健院做了赋闲的内科医生，了却一生。然而，她不甘心，不愿向命运交械投降，人来世上一趟不容易，总应该干一点有意义的事，应该给后人留一点什么，这是她心底的夙愿。作为医生，她已经尽职尽责地为社会、为病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于是，少年时期培养的文学爱好，萌生的文学梦便又浮现在心头。多年曲折坎坷的生活积累，就是自己独具的创作素材。于是，她把目标重又投向了文学，把半生蹉跎失意付诸笔墨。即使在生病住院时，仍是一边治病，一边学习、创作，坚持不懈。
经过几载寒霜雨雪，莺飞草长，便有了一篇篇文章的问世。唯有这变成铅字的文章，如雨露甘霖，如一剂剂良药，使她极端苦闷、抑郁、失衡、干涸的心灵得以滋润、安抚、慰藉。她对家乡、对生活的思考，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及一草一木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以文字的形式赋予它们灵性与活力。九十年代初，相继在《故事会》《故事百家报》《百花》《中外故事精选》《山西民间故事传奇》《安康日报》《安康文学》等报刊发表散文、故事多篇。
1998年，当她发表了有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后，就有了想出一本书的愿望。但是，那时工资很低，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所需，根本不可能有积蓄自费出书。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同时也改善家里的物质生活条件，她和丈夫于1998年下半年停薪留职，南下打工。经过一年多的打拼，积累了一些资金，就用来出书。2000年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往事》，受到亲朋、读者和安康文坛的赞赏。安康市作协主席张虹在序中写道：“行文中，其对乡村土皇上的愤怒谴责，对村姑由衷的同情以及对下层妇女命运的叹婉与担忧，无不渗透着作者的真诚和善良，令人读后掩卷叹息不已……她的文章底蕴很足，篇篇实实在在，有一种稚拙的坚实感……我想作者其所以在‘乡村医生’这一卷中写得如此娴熟老道、游刃有余，大多得益于她自己多年乡村医生的亲身经历。”
二十一世纪初，她和丈夫打工三年，停薪留职期满，返回故乡复职。上班之余，她继续在休息时间坚持文学写作。几年打工生活使她对社会人生，对北方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南方的复杂原因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于是将其执笔为文，写成报告文学《南方打工记》，2003年开始在《安康文学》杂志连载。其中写了她们南下打工、创业的艰难，南方经济发展的旺盛镜像，但表现的内涵是追求和叩问人生的价值、意义，尊重和表现人的品格与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可以说唱响她文字里的永运都是“人生意义”的主题。
七十年代中期，刘培英因工作原因去过陕北，那里漫天风沙，满目黄土高原，光秃秃的，草都长得稀稀拉拉的，延河水又浅又窄，落一场雨就变得混浊不堪。可就这么个地方，历史上却出了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英雄，出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前辈，创建了陕北红军，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在此13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在文学方面，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先后涌现了柳青、刘成章、李天芳、路遥、高建群、曹谷溪等著名作家。尤其是路遥，以生命为代价，写出了那么美丽悲壮恢弘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优秀的小说。和陕北相比，陕南的自然条件优越得多，这里的父老乡亲一点不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差。比如；清朝时，石泉县有一个名叫曾荣福的年轻人，为了救病重的母亲，竟对自己开腹割肝，这种孝举和勇气，难道不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吗?中华孝子榜难道不应该有他一席之地吗?只是因为地处偏僻，没有名人大家去宣传而已。她热爱自己的家乡，无论自己曾遭遇多少不公或委屈，仍然热爱她，矢志不移。从事文学写作后，她就有一个梦想，由此又生发出一种使命感，要为家乡树碑立传，写一部反映家乡风土人情的厚重小说。她决心用自己的笔，为自己的家乡打造一张既风光无限又有深刻人文内涵的名片。于是，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月儿城》。
三
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创作一部长篇很不容易。路遥在其《平凡的世界》创作笔记《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刘培英深知，她将遇到很多困难，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写好，但决心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创作目的首先是歌颂家乡，把陕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山区人民面对苦难依然乐观坚强、百折不挠与命运抗争的拼搏精神充分表现出来。正如《月儿城》一书的后记题目所说，是“献给家乡的歌”。其次是表现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德，表现人类一些本真的东西，呼唤道德的回归。其三是从中表达某些人生哲理。眼下的中国人，都很浮躁，尤其是年轻人，个个都想发大财，幻想一夜暴富或巧取豪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她想告诉大家，即使一贫如冼，只要有志气、勤劳勇敢、坚持不懈，人人都可以走上富裕之路，这才是最靠得住的致富之路。
《月儿城》的创作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女儿刘欢作为她的助手，也参与进来，母女合作打造这部长篇小说。提笔之前，她们到处搜集材料，读相关的参考书。创作中的第一大难关，就是对家乡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的时代生活背景知识比较匮乏。所以，凡是反映石泉这方面的史志典籍，她们都想方设法地找来仔细查阅、做笔记，到石泉县城的周边、乡村进行走访、调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准备工作就花了一年多时间。正式进入创作阶段后，一般情况是一天写一千多字，最快一天写三、四千字，最慢时一天也要写二三百字，有时要查一个问题或一个事件，需几天或更长时间。书中有一个章节：蓝天河的初恋在1914年以前，他从省城带回了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可找来历史书一查，《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于是便将其删掉重写。后来在写蓝天河参加北伐战争的这一小段历史时，为了这千多字，她们把清政府被推翻、北伐、一直到西安事变这段历史都统统看了一遍，包括这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传记：《袁世凯传》《孙中山传》《杨虎城传》《张学良大传》《蒋介石传》等。
月儿城是以石泉县城为原型的，为了写好作品中的月儿城，艺术再现这座具有典型陕南特色的山城，她们虽然一直生活在县城，但很多地域景观却是熟视无睹，为此，母女一一细致考查，如县城的依山傍水、青石板街、梯子坎、曲折的小巷、吊脚楼、“一杆枪”的通间房等，就连石泉街道的宽度、东西城门的高、厚、宽度、城门铆钉的行距间距等等，她们都用卷尺一一丈量，力求真实可信。为了准确地写出流经县城的汉江江面的宽度，她们根据印象，先写了七八百米，又改为六七百米，再改为五六百米，后改为三四百米，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为此，她和女儿查了县志，又在网上搜有关内容，后来亲自访问水文站。第一次去水文站找了一个人问，人家带她们转了一圈，也没有什么详实的资料。第二次去被人挡在了外面，聪明的刘欢说她们是防汛部门的，是宣传部领导让来了解情况的，水文站的同志才予以接待。在水文站同志的帮助下，最后定稿时是基本准确的“约四百米”。：再如柳林坝千亩川坝的风光，她们特意打电话咨询城关镇的镇长，杨柳坝的沿河川坝有没有千亩以上？还有书中的某些地名，如珍珠河、柳沟、二里桥、关头山、莲花石、云雾山、鬼谷岭等等，都是原汁原味真实再现的。
文学是人学。塑造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是重中之重。既然是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书中就着力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美丽善良、聪慧勤劳、勇敢顽强的大凤；勤劳善良宽厚、吃苦耐劳的柳汉原等。在创作中，始终遵循一条，不赶时髦，不求卖点，不做无病呻吟，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写自己最刻骨铭心的或是使自己最为震撼最为感动的人和事。
小说《月儿城》在写作最紧张的时候，刘培英除了吃饭、午休，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都是坐在电脑前，甚至于一个人在家时，不动烟火，一个馍一杯奶或一杯白开水加一个馍。2006年腊月二十八，她不幸遭遇车祸，右手尺骨骨折，生活无法自理，心急如焚的她不顾身体的病痛，第七天依然坐在电脑前，用左手敲字，一直努力坚持。初稿终于在2007年年底完成。
小说定稿后，《月儿城》就进入了出版阶段，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受尽煎熬的过程，其中的酸甜苦辣，出过书的文友都有深切体会。如果说《月儿城》是她和女儿的倾心之作，一点都不为过。这部小说从写到出版，不说4年写作的漫长时间，光改稿就大改过三次，小改十多次，打印稿堆了两尺多高。可谓一字一心血、一句一苦痛，一字字、一句句、一页页……经过千辛万苦，《月儿城》终于在2009年9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小说面世后，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热烈赞赏与高度评价。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王新民先生立即写了评论文章《风景画 民俗图 励志书》，在省《文化艺术报》发表，影响很大。时任《三秦都市报》（安康版）报社社长的李焕龙老师立即采访，写出了近五千字的人物专访，在编者按中他写道：“当40万字的长篇小说《月儿城》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安康女作家群挺起了一对母女作家，安康文坛收获了状写本地人文、风情的历史长卷。当我们走进作品，看到了历史的壮阔、社会的丰满和安康人的伟大；当我们走近作者，看到了人生信仰、事业追求、文学精神的神圣!星转斗移，大浪淘沙，文学依然神圣。”安康的《旅途》杂志也很快作了人物专访，杂志特约编辑李春芝老师写出了专访文章《用晶亮点燃文学苦旅》，并转发了王新民先生的书评文章，其后，《安康日报》《安康文化》都转载了王新民先生的书评文章，安康学院的《灜湖》杂志刊登了市评论协会会员刘顺玲的书评文章《一首飘荡在秦巴深处的悲歌》。
时过不久，我向陕西省教育厅申报的专项科研资助项目《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获得通过，编撰过程中，在第一章《现代历史进程的多方位回顾》的第十三节，以“借人物命运演时代变迁—刘培英 刘欢及其《月儿城》”为题，用五千字左右的篇幅，对这部长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其中写道：“长篇小说《月儿城》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陕南汉江边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寓社会的沧桑变化于丰富多彩的风情民俗，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相信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掩卷凝思，都会从女主人公大凤的创业之路中深受启迪，得到激励，感到震撼，尤其是从励志段落中汲取力量，勇敢地走向社会，走向创业之路，经受住人生的磨练，开创出自己的事天地，打拼出一番事业，成就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独特鲜明的地域风格，是《月儿城》艺术上的突出成就之所在……”（《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第70——74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后获得陕西省优秀文艺论著二等奖）2011年，《月儿城》获得安康文化艺术创作精品奖，算是一个圆满的收关。不负刘培英母女为之付出的艰辛劳动。
退休后，刘培英时间更充裕了，创作的数量更多。2015年，她将自己从2000年以来撰写的散文、故事进行整理、修改，出版了散文集《漂泊》，故事集《江边人家》，都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
人生的职业选择，受各种非主观因素的制约、影响太多。虽然每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都会有未来职业的愿望与理想，但大多数后来却被时代浪潮裹挟着进入不同的行当。刘培英也是这样，青少年时代的文学梦，在初中阶段就被那股妖风刮到了爪哇国。接着经历了插队劳动锻炼，当过赤脚医生、民办教师，随后因缘际会上了卫校，从此就进入医疗保健行业。
回顾这一生, 刘培英感到最辛苦、最纠结、最无奈、最难忘的还是那段妇产科生涯。在农村的几年，她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段经历使她对秦巴深处的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许多深层次的认识。山里女人的坚毅、吃苦耐劳、生命力的顽强、对极端苦难的承受、对爱情的追求、对家庭的爱、忠诚奉献、 极端负责任的精神, 以及为了孕育生命、 繁衍生命的那么一股劲、 那么一股精神, 那么的拼命, 那样的智慧, 令她永生难忘、 魂牵梦萦……她们是平凡的, 也是伟大的。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放开, 空前绝后的严苛的计划生育制度也随之成了永远的历史,。“计划生育”只会成为字典上的一个名词。很快, 我们的后人就会像叶广芩在长篇小说《青木川》中所写的，老革命冯明重返青木川，希望重温当年带领工作队到此镇压魏辅唐，搞土改的辉煌历史，而中青年们却早已淡漠、 忘却了这段历史。 就像现在的人不理解“土改”“合作化”“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 “唯成份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时代内容的名词一样，没有记载的历史如同一团云烟。幸亏, 我们有各种书籍的记载。为了让人们了解以前的陕南妇女的艰辛悲酸, 原生态地叙说家乡那渐行渐远的故事, 刘培英萌生了再写一部长篇，艺术再现这段复杂的生活状貌。于是，就有了2022年出版的《高高山一树槐》。
写过中长篇小说的人都知道，生活经历的梗概与构思、创作一部中长篇小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大，很多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都记得不太清了，何况那些复杂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以及其他曾经认识、熟悉的人的事情？所以，既然下了决心，刘培英就像路遥、陈忠实当年创作《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之前一样，先耗时费力查阅、积累资料。她到县档案局搜集查阅这方面的资料，包括相关文件等,一连泡了一个多月。到城周边、有关乡村采风；到计划生育专干的家里走访，和妇产科医生聊天……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准备，她于2012年开始创作长篇乡土小说《高高山上一树槐》。可是, 命运偏偏和她作对。刚写了一个章节, 独生女儿刘欢患病了, 她心急如焚，不得不放下创作, 四处奔走, 为女儿治病。就这样断断续续, 五年才完成初稿。2016 年底, 女儿因病不治, 她陷入了难以言说的悲痛之中。无数次, 都想和女儿一块走……一个人, 最难的不是死,，而是面临亲人早夭等灾难悲酸时的生不如死!一生坎坷, 尝尽人间酸辛以及暮年痛失独生爱女的天塌地陷般的痛, 使她一直想不通,上苍为何对她这般无情？最终只好归咎于命运。
如前所述，孩子的前途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经历与社会身份密切相关。培英夫妇作为勤劳本分的普通职工，自己和亲朋都无权无势，这就使女儿的就业比较艰难。一来二去耽误了青春，必然影响到正常的结婚成家，影响到身心健康。而五十年出生的这些人，生儿育女的年龄正逢计划生育管控严厉的时代，所以基本上都只能有一个孩子。独女不治夭折，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痛断肝肠。但是，人和人的区别，就在于面临意外打击的悲伤，能否尽快走出命运的低谷，冲破生命的阴霾，坚持完成未竟的事业。刘培英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女子，她要鼓起勇气，把完成这部大书作为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也是对女儿最好的纪念。于是，女儿去世不到俩月， 2017 年的大年初一,她就流着泪开始了这本书的修改。 一边改, 一边哭, 一边哭, 一边改; 写不下去了就放声大哭, 哭够了又写; 无数次写不下去了, 又拼命挣扎着。修修改改又是三年。经过炼狱般的三年殚思竭虑，大改五次，小改十多次，终于完成付梓。2022年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高高山上一树槐》面世后，社会反响良好。省新闻出版局的王新民先生很快写出书评《一部用血泪凝结而成的精品力作》，文中写道：“本书不仅是作者流着泪写作完成的，而且是作者真实地记录了那段浸染百姓血泪的荒唐年代的历史。作者曾经是基层卫生院妇产科医生，主要搞计划生育，那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收粮收款，刮宫流产。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宣讲：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各种标语随处可见：喝农药不夺瓶，要上吊给根绳。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书中写一个农妇为躲避计生干部，逃到山里住在山洞里，喝山泉，吃野果，在临产时被发现，被追赶到悬崖边向死而生，终于生下儿子，而产妇不幸流血过多死亡，酿成人间悲剧……书中人物栩栩如生，尤其是女主人公云丹凝形象丰满，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正能量的载体。我以为书中主人公云丹凝就有作者的影子，或者说，云丹凝就是作者的化身……同时，书中也揭露鞭挞了假恶丑，将草菅人命为恶多端的马大嘴和许大马棒送上审判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也是一部语言丰美之作。书中引用了大量故事发生地的陕南民歌和民谣谚语。总之，这是一部值得品读给人美感给人力量给人智慧的精品力作！”该文在陕西省《文化艺术报》发表后，很快被《陕西工人报》《咸阳日报》《安康日报》转载。原安康市图书馆馆长李焕龙老师抱病写出评论文章《正气凛然的励志歌》，认为“一部成功的小说，便是一段社会历史、文化的缩影……小说直面问题而不拘泥于问题，利用矛盾且要化解矛盾；在问题交织的关切点、矛盾突现的紧要处，去展示人性、刻画人物，从而唱响了一曲正气凛然的励志歌……”，在《陕西工人报》发表后，又被《安康日报》转载。另外还有省、市、县作协会员谢守毅、洪军、张义胤、王友芝、周传利等纷纷撰写书评，如《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个用文字支撑生命和灵魂的人》《秦巴深处的生存悲歌》等等，渭南大荔县的罗德潮先生专门写来书评《一幅多彩的陕南农村生活画卷》，石泉县电视台、石泉融媒等纷纷报道。良好的社会影响正在继续……
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上，老三届高初中生乃是被文革扭曲了青春，颠覆了正常人生道路的一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刘培英作为其中的一员，在医疗保健的本职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几十年，医治、救助了不计其数的病人，真正体现了医者仁心。但作为一位青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的女性，她的文学梦深埋在心底；文学即人学，二者都包含着一颗关爱普通人民的善良悲悯的心。因为这世上有太多的不公和丑恶，更有着无数人渴望、呼唤着真善美。她始终认为，人世间的真善美在底层平民身上蕴藏最深体现最多，但也从不否认、掩饰生活中的种种残酷、丑恶。深知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希望用手中的笔努力表现底层平民生活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陕南人民，换句话说，就是自己家乡百姓这几十年的原始生存状态；要把父老乡亲们面对苦难还依然乐观坚强、百折不挠、永不放弃、永不言败，与命运顽强拼搏抗争的勇气、精神充分表现出来；同时，追求叩问人生的价值、意义，尊重人的价值，表现人的价值。让书中的主人公，以生命的执着、顽强的意志揭示人类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和意志的无坚不摧。
同时，她也很看重语言，在作品中力求语言通俗生动鲜活，读起来有美感、愉悦感，体现出鲜明的陕南地方特色。
斗转星移，大浪淘沙，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与普及，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今天，文学逐渐被很多人淡化。但是，作为一种能够抒发性灵的精神产品，依然有无数人像刘培英一样痴迷它，追随它，创作阅读它。正如陈忠实先生一再说过的：文学依然神圣。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是是永恒的，生生不息的，因为它是人们心中永远的慰藉！
2023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