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若兰
网站用户
萨若兰
蒙古语是一种非常优美的语言，蒙古文字的音节有的像钥匙齿，像男人的啤酒肚，像至高无上的苏鲁锭，用三态变化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优美的文字。它像涓涓细流融进我的血液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题记
我的童年多半是在外婆的陪伴中度过的。我出生后，妈妈用母乳喂完了我，就把我绑在木制的摇车里，交给外婆照管。外婆常常用蒙古语唱着催眠曲，哼哼唧唧地摇着我，一直到我昏昏睡去。我就在这母语的摇篮里长大，耳濡目染，从肉体到灵魂，受到母语的熏陶。
我出生在辽西一个蒙古族聚居村，村名叫陶斯根艾勒。早先，这里的村民是附近海棠山普安寺属民，常年租种庙上的耕地，供养众僧生活。
翻开地域史得知，十七世纪，辽西蒙古人的一支——蒙古勒津部落从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婉转迁徙而来，其部落名称后来演变成了地域名称，所以我们这里的蒙古族人习惯称自己的居住地为“蒙古勒津”（今辽宁阜新地区）。 陶斯根艾勒位于蒙古勒津之南，再向南延伸二十多华里为黑山县白厂门（即清代柳条边边门白土厂门），北部与内蒙古草原接壤。如果説内蒙古草原是一条绿裙子，蒙古勒津就是它的底摆边。陶斯根艾勒正处于蒙汉边地过渡带，蒙汉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十分明显。过去，老人们习惯说边里边外，把白厂门以南称为“边里”，白厂门以北称为“边外”。边里人说汉话尾音上调，家里来客人，不吃饭送出八里地。蒙系人却不同，家里来客人不吃饭说什么也不让走，这是规矩。
清代和民国时期，白厂门一带有马市，这里的汉人从内蒙古倒腾马匹来贩卖，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也到这里贩卖牲畜，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各种店铺良多，生意兴隆。
那时，陶斯根艾勒的老一辈人多半不会说汉语，闹出好多笑话。有一次，我爷爷到白厂门买“笸箩”，不知“笸箩”用汉语怎么説，只好用手语，卖货人以为他要买倭瓜，给他抱来好几个大倭瓜。还有一次，我奶奶去新立屯买熨斗，不知熨斗怎么说，就在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搓着掌心说：“呸，呸，那个你妈的脚似地，其里出溜的那个就是……”
我外婆也是如此，后来学会説几句汉话，也常常是蒙古语里掺杂着汉语，半蒙半汉的。外婆虽然不大会说汉话，説蒙古语却是一流的，满脑子格言和警句，常常首尾押韵地说蒙古语，比如：“与其闲坐，不如擦锅”；“时令不好的秋季雨水多”；“驴耳朵里塞牛粪会被甩出去，塞金子也得被甩出去”，那意思是説一个人不知好歹；“后长的犄角比耳朵硬”，意思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或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些格言警句饱含人生智慧和哲理，是多少代蒙古族人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蒙古族人智慧的结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我小时候，村里五十多户人家只有两户是汉族，他们受蒙古族人的影响，渐渐地也会说蒙古语了。后来，村里的汉人多了起来，多半是附近各单位的职工户，也有其他外来人口。
我母亲是个善良贤惠，内心孤苦的人。外婆去世以后，就没有人帮她带孩子了；我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使她饱受生活的艰辛。初谙世事的我经常帮母亲干活，母亲烧火做饭时，我帮她拉风箱，每当风箱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我母亲经常唱起蒙古族民歌，有时唱着唱着，竟落下泪来。她最喜欢唱《达古拉》，这不仅是因为歌名与她的名字很接近，更主要的，她一定是想念外婆了。
东北天边起乌云哟
孕育着一场骤雨
我的心里忐忑不安哟
可能是要和达古拉分离
……
那时赶上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父亲每逢喝酒尽兴时，也有唱民歌的习惯。每当他唱起民歌来，我们几个孩子就津津有味地坐在窗台上听。记得父亲经常唱的一首民歌是《梨花》，歌词大意是：长着榆树一样的干/结着海棠一样的花蕊/亲爱的姐姐是弟弟心尖上的人啊/啊哈嘿梨花啊/因为想念你啊/才唱起歌来给你听……
就这样，因为我的父母具备唱歌的天分和爱好，我们作儿女的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从小也都会唱一两首蒙古族民歌，而且不曾忘掉母语，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我父亲是个开明的人。那时国家提倡移风易俗，他是个乡干部，当然要响应。记得我哥哥结婚时，家里没办过宴席。正值春天植树季节，哥哥穿着一身绿军装，嫂子头戴鲜艳夺目的红纱巾，两人扛着锹镐去海棠山的敖包前栽下一棵松树，树枝上缠好一条红布，写上两人的名字，这棵树就成了他们的爱情树，象征他们的爱情万古长青。
我哥哥经常用蒙古语手舞足蹈地给弟弟妹妹们讲民间故事。传说蒙古族历史上曾有一个阿凡提式的人物，叫巴拉根仓。他足智多谋，勇敢善辩，幽默滑稽。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在民间广为流传。
其中，有一则故事颇耐人寻味，说的是有一位大财主得了烂眼病。一天，他正背着手在街上蹓跶，心里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地剥削穷人，迎面碰上了巴拉根仓。巴拉根仓诙谐地问道：
“哎呀，我说大财主，你这眼睛是咋的了？”
财主揉了揉眼睛说：“唉，谁知道呢。”
巴拉根仓说：“我知道了，你得的是烂眼病，我家有祖传秘方，上一点儿面子药就好了。”
财主半信半疑，巴拉根仓说：
“你稍等，我这就回家给你拿来。”
巴拉根仓转身跑回家，把干辣椒拿到碾房轧碎，装在一个纸包里，来到财主跟前，让财主闭上眼睛。财主果真闭起了眼睛，巴拉根仓顺手就把辣椒粉上在财主的烂眼皮上，财主又辣又痛，“嗷嗷”直叫。
“你别叫，越叫唤越疼，过一会儿就好了。”巴拉根仓说着就跑远了。
财主方知上当，却又无法怪罪巴拉根仓。
陶斯根艾勒虽然只有巴掌大，但并不缺少这样的故事。我就在这史诗般的故事中长大，学会了母语，唱会了民歌，也学着哥哥的样子给小伙伴们讲民间故事。
好像是因为某种夙缘，我长大后考入大学，学的是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我从事的媒体工作又离不开蒙古语。“阿讹伊敖吾哦乌……”当我刚刚上学的时候，从蒙古语七个元音学起，只感觉这些字写起来有的像钥匙齿，有的像男人的啤酒肚，有的像苏鲁锭，用三态变化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优美的文字。我为自己学会了蒙古文而骄傲，也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沾沾自喜。
据《元史》记载，国内大多数蒙古族现今使用的文字为回鹘式蒙古文。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西征打败太阳罕，征服乃蛮部落。当时，太阳罕手下掌管金印财物的国师塔塔统阿携金印逃跑被俘获，金印也落入成吉思汗之手。成吉思汗反复揣摩着金印上优美的回鹘文，审问塔塔统阿：“你们的国家连国土和百姓都已臣服于我，你为什么还敢携金印而逃？” 塔塔统阿回答：“这是旧主恩赐给我的神圣职责，我理当视若生命保卫它。”成吉思汗被塔塔统阿誓死保卫金印的忠诚所感动，接着问金印有何用途，塔塔统阿回答：“动用财物、派遣人才等都可以作为信用记录之用。” 于是，成吉思汗赦免了塔塔统阿的死罪，赐予他近侍之职，所有政令均使用金印，由塔塔统阿掌管金印，赦令太子和被征服的异主们以回鹘文作文字记录。
公元1269年，元朝皇帝忽必烈聘请西藏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创制“国字”。这是一种方块字，因当时仅仅是官方传播，没有得到广泛普及。而回鹘式蒙古文作为“老蒙文”以强劲的传播态势使用至今。
我们的祖先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字，必定是要让子孙后代传承下去的。如今，各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同化现象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了母语。到二十一世纪，世界上6000多种语言已有一半流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台湾女诗人席慕蓉在《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这首歌中这样描述：“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
现在，陶斯根艾勒的蒙古族青少年中会讲蒙古语的人越来越少。有时，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陶斯根艾勒，偶尔还能听到人们笨拙地讲着蒙古语。这时，一种情感的力量在我周身燃烧，直让我泪落如雨，为自己，为别人，也为我们的民族……面对逐渐流失的母语，我们应该説些什么呢？
著名新闻理论家、散文家梁衡说过，一个不会说母语的公民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母语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国家的标志，任何一个公民都没有资格和权利丢掉自己的母语。
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德国普鲁士人进驻法国，法国各个学校的法语课被取消，改上德语课。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再现了这一段历史，他在小说中描写了法语课教师韩麦尔先生为他的学生上最后一节法语课的情景，表现了一个普通的法国公民在面临普鲁士人侵犯时，当得知学校将改教德语时，在课堂语言和行为举止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课里对他的学生说过这样的话：“普鲁士人会对我们说：‘你们还说自己是法国人呢，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
同样的事例还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为了培养忠良的“顺民”，取消国语课，逼迫中国人学日语，并把日语当作国语，妄图从语言上控制中国人。我的父亲就是在那时上的私塾，所以他即会说母语，还会说日语。
我很感激我的长辈，他们用良好的风俗，富有哲思的谚语，委婉动听的民歌，令人捧腹大笑的民间故事为我创造了很好的语言环境，使我不至于忘掉母语。
作为蒙古族人的后代，我不愿意看到母语流失的结果，为了传承和弘扬母语，我力所能及地工作着。如今，我可以告慰我那不会说汉话的长辈：蒙古语是世上最美丽的语言，它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我一定要让母语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至少，我是这样期望并努力着的……
（注：本文发表于《鸭绿江》201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