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闲人”

白乐天有诗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这是他任太子少傅是所做。这时候的他过的是“歌舞悠游”“园林萧洒”的日子，少有年轻时“兼济天下”的抱负，只关注于生活享受，已然一副淡泊名利的样子。这也就是诗中“闲人”的由来。

“闲人”好理解，悠然自得的人。它广泛的出现在前人的诗文中。苏轼在他的《记承天寺夜游》中就有“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经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已然对人生和仕途有了新的认识，少了些年轻时的激进，多了些成年后的淡然。被贬黄州后虽然还挂着一官半职，但 “不得签书公事”，也只是个空职。还好他已然看轻了得失，在初秋的一个失眠的晚上相约张怀民“步于中庭”，赏月游玩，倒也是件无比惬意的事。所以，他称自己是个十足的“闲人”。

白居易也好，苏东坡也罢，都是深受儒家“出仕”思想影响的人，他们在初登廊庙之时，都是一副意气风发的姿态，也都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然而，官场倾轧，勾心斗角，利益纷争，很多有志之士的雄心壮志在这纷争的名利场中化为泡影，有的彻底沉沦，有的灰心丧志，有的明哲保身，有的慷慨赴死……白苏二人是幸运的，他们至少没有在宦海沉浮中失去性命，只是一再发配，远离京都。所以，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人生态度迅速转变，不在去过度的关心家国大事，而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生活上的“闲事”上。他在《与元九书》中阐明：“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就说明了他把自己的生活的关注点完全放在了风花雪月这些“闲事”上。苏东坡则在他漫长的贬谪途中不断的发掘生活中的乐趣，将注意力放在了以前居庙堂之高时看不到的地方。他尝试着做菜，发明了东坡肉；他尝试着自己做墨，结果将自己的房子烧了；甚至是到了最后他将这种生活态度都想留给子孙，他在《洗儿》中说：“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不仅是做闲人这么简单了，还是更进一步做个官场的“愚人”了，这无外乎是一场场仕途打击给逼出来的。

所谓的“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仕途永远没有“常青树”，“不倒翁”。人人难保宦海起伏，所以关注自身，关注眼下，做到“达生、忘我”，锻造一颗“闲人”的心就尤为必要。白居易在他被贬江州后就写下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其内心的精神支柱由此慢慢的转变成为佛老思想。而苏东坡则在他的贬谪岁月中广泛的和僧道接触，著名的佛印和尚，流放途中陪他到琼州的邵道士，这个期间他的思想也倾向于佛道。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佛道儒在迁客骚人的精神世界中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当然这也为宗教的世俗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隐世之举又并非“五柳先生”陶渊明似的积极避世，也非“山中宰相”陶弘景的以隐搏名。他们是心灵的隐居者，行动上的入世者。白苏二人都曾在杭州担任过刺史，他们一方面在地方上放纵自我，纵酒行乐；一方面又关注民生，为民谋福。保存至今的“白堤”“苏堤”就是例证，以至于苏东坡在离开杭州的时候数万百姓夹道挽留。可见，他们心中淡忘的是个人名利的追求，不忘的是为民请命的担当。这大概成为后世文人永恒的追求。

忘私而不求个人荣辱，求实而不忘黎庶安危，心中装的是天下，念的是百姓，这应该成为读书人应有的胸怀，怀有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