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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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面，将《渔父》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录入进去，并巧妙的将投江之前的屈原与渔父完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问答。借“渔父”让屈原将自己的内心做了一番剖析，最终说出了“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对自己的际遇和他人的误解表明了态度，算是对这个“众人皆醉”的世间进行了一次文字上的呐喊。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渔父随波逐流的处世观，富有道家情怀。明知世事不可为，何不清风傍我身，流水清浊尚有时，人世何曾见分明。渔父劝屈子就此隐匿，常伴江上清风，水中明月。这一番话语，其实也是饱受世事煎熬的屈原，曾经想到的自我救赎的一条道路，只是他自己过不了自己这关。他用“新沐者弹冠，新浴者振衣”的例子表明了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处事原则，最后毅然选择了另外一条悲壮的道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清就是清，浊就是浊，必须对眼前的世事给予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回复，表明我自己的态度，而不能“和稀泥”般让自己真正的想法受污浊，让名誉被玷污。至此，屈原为中国后代文人塑造完成了一座极为悲壮的精神丰碑，让中国历代文人在面对“不可为”的世事时，永远无法摆脱的一个选择，是不是要用生命去维护道义和忠诚，该不该用终结来完成这无声的呐喊？
世事永是如此，“伯乐既殁，骥将焉程”的现象在各个时代都会出现，故而，陶渊明有过“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喟叹，王勃也曾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来以古喻今，陈子昂更是发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感叹。腹有良谋，胸怀千策，有经纶济世之志，却得不到一展鸿图的机会，无法为当世者所见容，该怎么办？于是，有人选择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避世之途，有人想到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人生归途，更有“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决然归隐的行动……既然不可为，那么我就被动的离开吧！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不甘心的归途。将满腔忧国忧民的热血，硬生生的熄灭了，只将不甘留给自己，从此人生就只有从黄老典册之中不断的寻求解脱，人生也就永远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只是对于他们而言，这种矛盾，躁动起来成为诗篇；平复下来也成为华章。
可是，屈子关照现实的精神，已经深深的烙印在历代读书人的血液之中。可以平复，却不可能去除。她会在一个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刻，重新闪现出从三闾大夫那里一脉相承的风骨来。“吾衰久矣乎，何其不梦周？”刘琨以反问的口吻告诉世人，我不会被击垮，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定表明了自己的心迹，陈子龙让“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成为自己投水殉国的最好渲染，夏完淳凭着“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的慷慨书写了对故国的热爱。在国破城陷的危亡之际，在民生多艰的困苦之时，总有那么几个慷慨之士，为国分忧，为民请命，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子的精神得到了继承，并且经过了发展和补充。范仲淹曾分析过“古仁人”的心态，得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文人出世应有精神内核，并且告诉后人要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处事境界。无疑，这种无论身在何处，遭遇何种待遇，都不忘忧国忧民的积极心态，成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好解释。明代王袆曾评价道：“圣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载之文章，用虽不同，而实则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宋东都，其间慨然以圣人之道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
“仲尼死后百年期，定把离骚继四诗”。中华文脉和精神的形成与流传，是许多读书人用言行一步步丰富和演绎的。但是，总有几个人是里面的“奠基人”，他们成为了一种精神品质的开创者，一种文化底色的渲染者。正是有了他们，让中华文化有了属于自己的内核和风格；也正是他们的存在，引领了无数跟随者为华夏文明添砖加瓦，从这一点来看，屈原是当之无愧的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