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那天傍晚,按照家乡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风俗,我和母亲在家门口烧纸放炮,恭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突然,一颗被炸飞的炮竹不偏不倚地落进我的棉鞋帮里,当我被烫疼而发现甩开的时候,脚踝处的袜子已经被烧成一个硬币大小的洞口,脚踝处的皮肤上也出现了一个小水泡。
看我突然乱跳起来,母亲一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切地问我怎么了。我笑着说:“没事,一颗炮竹钻进我的鞋里去了。”母亲问我可烫到了,我说没什么事。
年年放炮,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趣事。我想起了家乡的黄梅戏《夫妻观灯》中的唱词:“(王小六))冲天炮,放得高。火老鼠,地下跑,唷,唷,不好了,老婆的裤脚烧着了。(王妻)急忙看我急忙瞧,我的裤脚没烧着。砍头的你做什么,不看灯你尽瞎吵,险些把我的魂哪魂吓掉啊。”
母亲也笑着说:“可别把你的裤脚烧着了。”或许母亲也想到这段黄梅戏了。上了一定年纪的安庆人,就没有不知道这段黄梅戏的,而且几乎人人都会哼上几句。
有时候,生活里突然出现了这样意想不到的插曲,反而增添了情趣,也加深了记忆。多年之后,我与母亲之间也会多出一个精彩的故事和一段有趣的回忆。
吃过年夜饭,我和母亲一起泡脚的时候,母亲问我:“脚烫得可疼?可要抹点药膏?”我说:“不疼,破点小油皮,不算什么,两天就好了。”其实啊,虽是个不起眼的小水泡,碰到热水了,还真是有点疼。
洗完脚之后,母亲捡起我丢在一旁的袜子说:“我来把它洗洗,明天晒干了补一补我来穿,这好搞的。”我说:“算了吧,麻烦的事,别搞了,我是在网上花十块钱买了一盒,里面是一打,一双还摊不到一块钱,家里还有很多。”
母亲不容分说,拿着袜子,端起脚盆,就走出门外了。
每次回老家,只要我晚上住在家里,晚饭后母亲总是打来一盆温热的洗脸水,让我洗脸,我洗完之后,她才接着洗,然后将洗脸水倒进脚盆里,再填一些热水,让我泡脚,不一会,她也跟着过来一起泡脚。泡完脚之后,倒水,洗袜子。
这一系列的动作,母亲总是一气呵成,容不得我半点反对和打岔。我曾多次试探着来做这些事情,但总是被母亲坚决地制止了,似乎没得商量。母亲说:“家里情况你又不清楚,什么东西放在哪里,放到哪里,你也搞不清。”
于是,住在老家的日子里,我总是在母亲的“呵护”中幸福着,而母亲总是在为我的“服务”里开心着。
二三十年前,父亲带我去近百里外的浮山中学报到的时候,我穿的还是一条膝盖处打着补丁的裤子。小娘跟站在束家园路口送我的母亲说:“他都到浮山上高中去了,怎么还穿着一件带大补巴的衣服?也不怕同学笑话啊!”
母亲笑着说:“这小孩子不讲究,不爱‘好’。”是的,母亲说得对,在穿着的问题上,我一直不怎么爱“好”,但母亲心里知道:学费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哪里有什么好衣服穿呢?
那时,都是几年才会一次,在过年的时候,从集镇上买回来几尺布,请村里的裁缝到家里来,给大人、小孩一人做一件新衣服。布草的质量很差,加上我们又爱闹腾,要不了一些天,屁股、膝盖、手肘处的衣服就会先后出现一个个大洞。母亲发现了,就会找一些破布来,小心地缝补好。好了又破,破了再补,每每如此。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句顺口溜,却是一个时代、一段岁月的真实写照。记忆中,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是穿着带有补丁的衣服,这已经司空见惯了,丝毫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人笑话的。
清明节前的一个周末,我回老家上坟,晚上和母亲一起泡脚的时候,母亲递上一双袜子让我换,又指着桌子上的一双袜子跟我说:“你上次被炸破的袜子也补好了,你看,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跟好的一样。”
我放下母亲递给我的那双袜子,拿起桌子上这双补过的袜子,仔细地查看起来,除了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针线外,真的跟好的一样。我翻开袜子的里面,只见里面衬着一块破布,一看就知道是从一只破袜筒上剪下来的。
我跟母亲说:“我就穿这双袜子,好得很。”母亲说:“不是有好的吗?”我说:“这个也行。”母亲也没有再说什么,估计也还比较认可自己的“手艺”。
第二天午后,我穿着这双补过的袜子,带着一车厢母亲给的农副产品,离开老家回省城。这双补过的袜子,有温度,我会穿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个补丁,能让残缺的东西完好如新,从这个角度说,母亲便是我心头的补丁,让我的心变得完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