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还是小毛孩的时候,我常常在母亲的安排下,到邻居家借东西,米、油、盐、鸡蛋以及各种生活生产用具,我都去借过。
一次,母亲在做饭时,发现盐壶里没盐了,去千米之外的小店去买已经来不及了。母亲将盐壶递给我,让我赶紧到邻居家借点盐来,菜等着出锅呢。我拿着盐壶飞快地跑过来,直奔邻居家厨房。
见此情景,不等我开口说话,邻居家阿姨就知道我是来借盐的。她从我的手上拿起盐壶,迅速地从她的盐壶里舀了满满三汤勺盐放进去。没有说一声感谢的话,我就捧起盐壶,飞快地跑了回去。
回来后,母亲问我几勺子,我说三大勺。两三天后,母亲从小店买了一斤盐回来,散装的。一到家,母亲就舀起三满勺子,放进盐缸里,又添了大半勺,让我送去还给邻居家。
阿姨见我过来还盐,也不特别拒绝,只是热情地说,一点盐还过来还!你妈妈也真是的。其实我知道,这只是客气话,借东西哪能不还呢?何况盐这东西,对普通百姓来说,不是自家地里产出来的,而是花血汗钱买来的。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母亲还盐时要添上半勺,后来长大一些,我就懂得了,这添加的半勺盐,就是所谓的“感谢之情”,它胜过一切客套的语言。长期以来,母亲用她朴素的行为潜移默化着我:和人打交道,不能亏了人家。
邻里之间,常常就这样“好借好还”相互救急。
有一天,一位邻居急慌慌地跑到我家来,向母亲借鸡蛋,说家里刚刚来了个亲戚,不巧家里的鸡蛋昨天刚卖光了,一个都没有留。
母亲立即转身从里屋的小竹篮里摸出六个鸡蛋,一手抓着三个,塞给邻居。邻居稳稳地接过鸡蛋,感谢说,过两天家里小鸡生了,我就还过来啊。母亲说,不急,不急,这有什么急的。邻居说,你也要等着换钱啊。
等着换钱,还真不是一句客套话。那时每家都养有十来只鸡,正常的话,每天也能收获三五个鸡蛋,但即便如此,家里的鸡蛋也不是随意吃的,大多积攒起来,待挑着筐子的人挨家挨户吆喝着收鸡蛋时卖掉,换点零用钱贴补家用。
所以,招待客人时,鸡蛋往往算是家里比较珍贵的食材了。配上几根葱花,炒几个鸡蛋,也算是主人比较客气的招待了。
当年新的稻谷、油菜籽还没有收割上来,而陈年的米、油又已经吃完了,这便是所谓的“青黄不接”了。在农家,这是极其常有的事。于是,他们便要去邻居或者亲戚家里借点米或者油,回来救急。朴实的乡亲们少有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或者找个借口拒绝的,相反,都尽可能地出手帮助。
当新稻谷、油菜籽收回来加工之后,他们会在第一时间选择品质上等的米、油还过去,丝毫不会怠慢,也绝不含糊。
他们会将借来的东西牢牢地记在心头,识字的人还会在家里的某个地方记下来,生怕忘记了。碰面的时候,也总是主动提起一下,让人家知道自己没有忘记。
谁家里办喜事了,就会把周围邻里几家的碗、盆、板凳都借过来,用完了再还过去,顺便稍点糖果、饼干、剩菜过去,作为答谢。
母亲曾经回忆说,我儿时读书的学费,家里不够的部分,都是向亲戚东拼西凑借来的。等家里卖了猪仔就还了,最迟也会在年前还上,一般不会超过大年三十年夜饭的。遇到特殊情况,当年实在还不上的,那一定要在过大年之前主动登门,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清楚,表达歉意,是欠人家一个莫大的人情。
逢年过节的时候,谁家有点好吃的东西,也会相互送点。谁家做米面了,会给邻家孩子送点;谁家做圆子了,会给邻里送去几个;谁家杀年猪了,会请亲戚们过来吃个饭,会给邻里送点猪头肉、猪血什么的。
邻里、亲戚之间借来借去、送来送去,是乡亲们内在的善良与纯朴,是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一来二往中,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也一次次地增加粘度。这般亲情,也像酒一样,越久越醇厚。
时光不经意间改变了一切。现在呢,有钱了,家里的日常用品也不缺了。即便缺了什么,也不用借来借去,百米外的超市应有尽有,都能买到。邻里、亲戚之间的走动,渐渐地少了很多。
最近几年,我在闲聊时也常常问起母亲,现在怎么不像小时候一样了,家里有点好吃的,也给邻里送点过去?母亲说,谁还稀罕呢?语气中颇有几分惋惜。
一个多月前,我的二姨爹爹仙逝了,我是后来和母亲通话时才听说的。我“责怪”母亲当时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一声,我应该专程回去一趟才对。母亲说,你们这辈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太远了,都没通知了,他们也都没有回来。
听到母亲的解释,我很遗憾,挂完电话,一种沉重而压抑的失落感从心头生起。二姨爹爹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算是寿终正寝,应该没有太大的遗憾。在我小的时候,二姨爹爹常常步行五六里路来我家做客,特别爱热闹,慈祥得很,每次过来,父亲总会陪他喝上两杯品质很差的酒。有些年不见了,他的音容笑貌,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更倾向那个简单的、借来借去的岁月,虽然日子过得窘迫了些,却那么有粘度,那么有声有色。闹市中生活久了,我更是怀念儿时乡里乡亲间那种别样的、浓烈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