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上了新农村建设的光,老家的水泥路已经修到门口了,屋外的不远处也与城里一样,设置了公用垃圾桶,过几天就有人过来清理一次,日常垃圾有地方扔了。
那天,母亲将家里陈旧的瓶瓶罐罐和那些派不上用场的破破烂烂的杂物都搬了出来,丢进了垃圾桶。
我说,有些东西用几十年了,都快成古董了,扔了有点可惜呢。母亲不屑地说,这些破铜烂铁,用不上了,堆在墙角,占地方,绊脚,还落灰。
母亲还指着一堆刚拖出来被灰尘包裹着的杂物故意打趣说,你看什么东西好,你拿去吧,这几个破瓷碗,你带回去当古董啊。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显然也是什么都用不上的,要是带回来,城里面积不大的房子,更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
母亲扔起旧物来,态度很是坚决,仿佛要和旧时代做个决断似的。一盏静静地呆在墙角阴暗处的煤油灯,30多年了,几乎没有人碰过它,此刻也被母亲拎了起来,决然地扔了出来。我从母亲的眼睛里,看不到半点舍不得,看着母亲麻利的动作,我却百感交集。
俗话说,忆苦思甜,可是,谁一定要去忆苦呢?母亲是对的,我也理解母亲,苦日子实在是受够了。母亲像是在用她的态度传递一个信息:谁想拿回去忆苦谁拿去,反正我要它没用!
这盏煤油灯,伴随着我走过懵懂的童年时光。
我小时候,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不多,加上学习上我还挺自觉的,我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完成。母亲曾经得意地说过,我很争气,我的家庭作业几乎都是在天黑之前完成的,省了不少煤油。
我有点疑惑,难道我晚上不写作业就不用点灯了吗?母亲说,不写作业,灯芯可以调到很短,冒点头就行,省油着呢。从这点看,我小时候还是个挺省油的灯。相比起来,小妹就没有这么省油了,作业常常挨到晚上。
煤油灯上有个玻璃灯罩,没事的时候我和小妹经常就取下来擦一擦。我们先用废旧的纸张擦一遍,再用破抹布擦一遍,有时还作怪,放到水里洗一洗,弄得很亮很亮。
玻璃灯罩是用来挡风的,我们在玻璃灯罩外又做了纸灯罩,是让光线反射到桌面上,让桌面更亮堂。纸灯罩用的纸,是我们用过的旧作业本,撕下一张,对折两次,将连在一起的那个角撕去一点,展开,中间就是一个大小合适的圆孔,玻璃灯罩上细下粗,套上去挂在上面正好。
吃过晚饭,我们一家四口常常围在桌子边闲坐一会儿,我和小妹听父亲母亲闲聊,都是些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母亲总是将煤油灯的亮度调至最小,屋子里显得昏暗暗的。我和小妹常常无意识地将灯火调亮,母亲发现后,又调了回来,并且大声说,不写字,你们要那么亮干嘛?
天热的时候,家里的蚊虫很多,我们坐到母亲旁边,母亲给我们扇扇子。玩命扑向灯火的飞蛾,总是狠狠地撞在灯罩上,有的掉在桌子上直打转,有的反弹了回来。我常常担心灯罩被它们撞碎,总是吓得我和小妹往后躲,小妹还常常因此尖叫了起来,又吓得大家一跳。
过去的岁月里,农家的夜很长很长,觉总是睡得很足很足,因为农家人睡得很早。吃过晚饭,洗洗弄弄,聊一会闲天,大人早早就催小孩子们上床上,并“威胁”说,再不上床就吹灯了啊。也许,这和能省点煤油也不无关系。
有一回,面对母亲的催促,我顶嘴说,这么早,不能多玩一会儿吗?母亲说,大眼瞪小眼的,有什么好玩的?睡觉去!明早早点起来!我无语以对。
过早地躺在床上,一时哪能睡得着?屋子里黑灯瞎火的,伸手不见五指,胆小的孩子们都有点害怕,眼都不敢睁开,我和小妹常常把头缩在被窝里讲悄悄话。母亲有办法对付我们,她用手指轻轻地挠着床沿,弄出声声响,装着很害怕地说,有老鼠,吓得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煤油灯陆陆续续地亮了起来,在庞大的村庄里,光亮似有若无,微弱得很,但这点亮光,也足以带走农家屋子里的黑暗。
农忙的时候,母亲常常做好饭菜,点燃煤油灯,等父亲从庄稼地里回来。有灯的地方,是温暖的家,见到光的人,内心是踏实的,有了光的内心,是亮堂堂的。我想父亲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交流过。
我与母亲的“决然”有点不同。和母亲的现实比起来,我虚幻得很,我总还幻想着能留住点什么。其实我也知道,时光易逝,记忆的灯忽明忽暗,微弱的一点风就能轻易吹灭它。
我之所以仍然如此感性,只是不忍心忘记母亲在煤油灯下等待父亲干活回来的场景:昏黄的灯光下,几个简单的饭菜都做齐了,母亲也绝不允许饥肠辘辘的我们先吃一口,一定要等辛劳的父亲从地里回来。
我也不愿意忘记煤油灯下的那些平淡无奇的时光和时光里的人事物情,哪怕那一只只拼命扑火、早已消逝的飞蛾,那一张张我们亲手制作的、被灯火烤黄了的纸灯罩……
这些年头,我常常有机会在各地的民俗馆里看到一些老物件,也总还是驻足停留片刻,无非也是这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