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的故事

我上小学之前，没有幼儿园可读，父亲母亲要忙农活，我整天生活在外公外婆家里。

外婆每天起床很早，听外公说，天刚麻麻亮外婆就起来了。我从未比外婆早起过，所以我是不知道的。

外婆早早起来，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熬一锅稀饭，因为用米很少，水很多，所以要很长的时间熬制，才能使稀饭粘稠一点，口感好一点。

铁锅煮稀饭得有两步，在第一次大火烧开之后，需要熄火焖上半个小时，等米完全化开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熬制半个多小时，才能吃上粘稠的稀饭。那些年，米很稀缺，熬制的时间需要更长。外婆还趁着焖锅的时间喂鸡，喂猪，扫地，炒咸菜，一切有条不紊。

稀饭熬好之后，外婆会用米汤给我冲上一碗香甜的芝麻糊，当我闻到了屋子里阵阵浓郁的香气时，我就知道这是外婆喊我起床的信号。外婆擅长用这种不费口舌的无声语言喊我起床，慈悲柔软得令人无法抗拒。

上小学了，我住到了自己家里。父亲母亲和外婆一样，每天早早起来，忙上一阵子家务后，母亲便喊我起床。家离学校有一两里路，走路需要十多分钟，稍微磨蹭一会，不是来不及吃早饭，就是上学要迟到了。

小时候，起床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寒冷的冬天。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对着卧室喊：“该起来呢，饭要好了。”两三分钟后，见没有动静，母亲便走进卧室喊：“怎么还没起来？要迟到了！”喊完之后，转身又去了厨房。

如果一会还没有动静，母亲就要冲过来，一边掀被子，一边“威胁”着说：“你已经迟到了，不管你了，中午被老师留下来，没人给你送饭吃！”

迟到、作业未完成、测验不及格、犯错误、打架等等，任何一个都是中午放学被老师留下来的充分条件。留下来不让回家吃饭，情节严重的，同学带饭过来也不让吃，这是老师们常用的惩罚手段，老师们渐渐发现，仅仅罚站不足以让调皮捣蛋的男生们害怕。一、二年级的时候，男生几乎没有谁不被这样 “优待”过，那时老师们这一出，还是颇让人心生“敬畏”的。

母亲也常常用这一招“吓唬”我，我也常常在母亲的“威胁”声中极不情愿却不得不乖乖地从暖和的被窝里挣扎着爬起来。就这样，一直到了初中毕业。

高中，我是到离家数十公里外的浮山镇去读的，寄宿制学习。每天早上，无人控制的校园大喇叭总是准时响起，我们在被窝里折腾一小会就得要起床了，最多赖上个两三分钟。等到嘹亮的广播体操的前奏曲响起的时候，跑步到操场都来不及了，班主任老师已经站在了各自班级方阵的前面，看着谁迟到，谁迟到谁站到方阵前面领操。

上千人的做操场面，整整齐齐，蔚为壮观。一起做跳跃运动的时候，地面上的煤炭渣被踩得滋滋作响，如果风大，漫天的灰尘吹得让人睁不开眼。

对于中学年代的我们来说，广播操俨然是一个标志，是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一天的热血从此刻便沸腾起来了。就这样，第七套广播体操陪我了上千个清晨，也完美地完成了喊我起床的任务。

到大学时，没有了高中时候的学习压力，我常常不想早起，恨不得一觉睡到中午，但学校依然推行广播体操运动，各班辅导员和体育委员督促，记录到平时操行表现，影响评优评先，所以也很少有人敢轻易旷操，只是做操的动作根本不到位，比划比划而已。

大学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广播体操悄悄更新到第八套，我学了好一阵子才勉强会做。整个大学时代，虽然做操的质量严重下降，但喊我们起床的功用却依然十分显著。

工作之后，学习彻底没有压力了，也没有人再管我们起床的事了。我的起床叫醒任务交给了一只小小的闹钟，我的第一个闹钟就是在我开始工作那年买的。

后来有了手机，闹钟用不上了。我在手机上设置了三次闹铃，每次间隔五分钟，即便如此，有时还闹不醒。起来之后，常常不禁感叹：唉，睡眠严重不足，今晚一定得睡早一点了，晚上不能再熬夜了。

工作之余，我也常常找机会回到老家看望母亲。在寂静的乡村里，晚上睡的很早，八九点钟就睡觉了。乡村的凌晨，鸡鸣与鸟叫声，让我早早醒来，整个身心都感觉特别轻松，也没有赖床的想法了。

起来之后，总发现母亲比我起得更早。母亲见到我总是说：“你起这么早干嘛？没事怎么不多睡一会呢？”我说：“都八九个小时了，睡好了，到田畈里晃晃去。”

或许我发现家里的时光真的太好，舍不得睡去太多；或许我已感觉到光阴真的太短，朝朝夕夕都那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