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捋牛尾巴的凉州汉子,他只知道务习庄稼和侍弄牛羊,吃饱肚子穿暖衣,见不得整天掫着个“灵牌子”读书的我。他说:“像你这号子人,不会种地,不会打场,长大了就是个“白杆子”,连个媳妇子都说不上,别说持家过日子了。”
我不知道父亲的确切年龄,因为他是个孤儿,他的确切年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听说他属小龙的,我查了万年历,才知道父亲生于光绪三十一年。他说:“在我七岁时,土匪潜伏进我家庄子,脱去我爹的衣服,吊在梁上,用烙铁烙他的下身,问他金银财宝藏在哪里?那伙土匪就这么折腾到后半夜,一看庄子的主人已经被他们折腾死了,就把庄子里能找到的东西全都抢上驮走了,临走,把我母亲也掳走了。”
父亲从此便成了孤儿,他说:“那时我才七岁,还有四个小弟弟,他们有的刚会爬,有的还不会说话。后来亲戚们就把我们送进教会办的育婴堂了。那时,只有我还可以往灶膛里添个柴火,他们就让我在食堂打杂,后来大些了就做饭了。”凉州的冬天很冷,他说,“数九寒天穿着单裤子,到涝坝里去挑水,脚都粘到冰上拔不下来。”后来,人家看着他老实巴交的,“除了做饭,还让我管钱。那时候用的是麻钱,数起来很麻烦,就是数也数不过来,开始的时候,看似没数,随便倒进一个大木柜里,这兴许就是人家对我的考验哩。经过一段时间,那麻钱的确也就没数了,这或许就是人家的一种用人之道吧。”他替教堂里管了多年无帐可查的良心钱,可他只当管着一柜子与他没什么相干的东西,他不认识钱,也不知道花钱、不会花钱。
一次,他去九条岭打柴,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只瘸腿野山羊,他想着可能是被枪手打伤了,逃到这里来了,抓住它就是到嘴的一口肉,于是就去追那只野山羊。追啊追,一直追到太阳落山了,恍惚之间,他看到那只野山羊钻进了一个山洞里,他也就跟着追进了那个山洞。他到处去找那只野山羊,可连个野山羊的影子也没找到。这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天上的星星也开始眨眼了。他一看,山洞里有打柴人留下的一堆篝火,还有红红的火苗在跳动,他就决定在这个山洞里过夜。到了半夜,一股寒风吹进洞里,他感觉有些冷,便拿起一根长长的火棍,伸进火堆里往上翘了一下。他说,“这一翘不要紧,火堆底下埋着一个死人,炭火烫上死尸的筋,筋一缩,那死尸忽地站立起来了,那个死尸浑身上下被灰土埋得黑峻峻的,只见他还朝我呲牙咧嘴哩,把我吓得头发倒立,毛骨悚然。我一骨碌爬起来,只见洞口隐约闪着白光,我就跌跌撞撞地往洞口跑去,星夜兼程,一口气跑回了家。”但这次的惊吓,让他大病一场,差点搭上一条命。
河西走廊的凉州那个地方,老百姓冬天闲着没事干了,就到四十里堡去背盐。可他出门不久,就被马仲英的部下抓了壮丁。那次被抓去的人,都被马仲英的部下关在刘家花园里,让他们专门为刘家花园种花种草,侍弄马仲英的后花园,他们种植的大丽花、芍药花、月季花……反正是整个后花园都在花香的风中陶醉。
“光马仲英的妻妾就有二三十个。每天早晚,马仲英就会陪着他的妻妾来后花园逛园子。这里有个规矩,在她们逛园子的时候,这些种花的人,只许低头干活,不许抬头看人。”他说。
等她们逛完园子走了,那些花匠们免不了交头接耳嘀咕几句,“马仲英养这么多妻妾能顾得过来吗?”有人说。
“你知道个屁哩,他的瞎方子多着哩,他把枣儿夹在丫头子的沟子里,泡上一天一夜,他再拿去壮阳哩。”还有人说:“他还喝童子奶哩,你当啥哩。”有人却说。
他们就这样背地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马仲英的轶闻趣事,来打发担惊受怕的日子。
“那时,你的姑父是海藏寺的乡约,他相中一个机会,从马仲英后花园的水洞放走了我,我才逃回了家,没被抓去当壮丁。”父亲说。
凉州东乡在当地是个“金盆养鱼”的好地方。直到土改那阵子,父亲还在凉州东乡韩家扛长工。本来按当时的土改政策,他可以在那里分得土地和牲畜。可父亲非要回他的老家西乡,西乡有他祖上留下的庄子和房子,他舍不得丢掉。西乡离九条岭近,都是“炭帽子”,喝的是涝坝水。他回到老家,参加了土改,分得了土地和耕牛,家庭成分被划为贫农。这对我们后代的成长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家人没有受到任何连累和影响。那时候,我也有两岁半了,正是咿呀学话的时候。“你一看到我家那头“尕里巴”骗牛,就拿根条子扑着往跟前跑哩,人家害怕把你挑到牛角尖尖上哩,就赶紧把你往怀里拉哩。”母亲常跟我说。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翻身解放的贫苦农民,生产热情高涨,粮食大丰收,生活也很富裕。每逢年关,家家户户都要炉炉盔子,炸油果子,还要蒸馒头。缸里罐里码得满满当当,一个正月,炕头的火盆上煨个沙罐子,伏茶煨得严严的,来人去客,都是吃现成的,就不用那么忙活了。
后来他带头加入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他还当上了牛院子的饲养员。他们喂牛,主要靠谷草,每天都要用铡刀,铡成两寸见长的谷草,一个晚上要添加两三次夜草。他养的牛各个膘肥体壮,是那个时代生产队不加油的“拖拉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到新疆来找我们。他不认识字,就找人把我们的地址写在纸上。一路上,碰到人打听我们的地址,就把纸条拿给人家看。到了吐鲁番,遇到一位好心的解放牌卡车司机,把他捎带到新和,因为那位司机要去喀什送货,从新和到沙雅就是最近的路了。
那时候,新和到沙雅不通公交车,他就背着行李徒步到了沙雅,40公里的路程,一共走了三天。头天晚上走到一户人家,他想在这户人家借住一宿,这户人家有个老太太,她正在家里做饭。那老太太身上穿着花裙子,头上戴个小花帽,刚从老家来的人一看,免不了有些怪异,在老家,上了年纪的老婆子哪有穿花裙子,戴花帽子的,再一听她说的话,叽里咕噜的听不懂。但从老太太的表情看,她比划着让他坐下,还端给他一碗拉面让他吃了。可是,没过一会儿,来了一个大胡子老汉,头缠白布,粗胖健壮,一看有个陌生人在家里,他就唔里哇啦地骂那老太太。他也听不懂,一看人家发那么大的脾气,还害怕把他杀掉哩,就赶紧背起行李往外走。这时天已经黑了,他走了一阵,就在一个沙枣树底下睡下了。到了半夜,头顶树上的鸡打鸣了,没过多久天就亮了。他一看,他还是睡在了那家人的果园边上的沙枣树下了。他还有些后怕,怕那个大胡子老汉撵过来找麻烦,他就赶紧背起行李朝沙雅方向的路上走了。
他年纪大了,生产队照顾他,有的年份让他去喂牛,有的年份让他去看瓜看菜园。还给我们家划了一亩二分自留地。那时候最缺的就是粮食,最怕的就是吃不饱肚子。第一年他就种了产量最高的品种——黄马牙包谷。他看到我家屋后的荒滩上都是茂密的柽柳,夏秋季节,柽柳花开得粉艳艳的,看上去就像戈壁滩上的玫瑰园。柽柳一年落一次叶,都自然堆积在柽柳墩下,天长日久,就是很好的腐殖质肥料。他便把柽柳墩下的腐殖质肥料挑进来,臃在每棵包谷下面,再培上土,等浇过头茬水后,那包谷叶子黑油油的一片,过上一两个月后,远远望去,就像是戈壁荒漠上忽然冒出来一片翠绿的竹林,更像是沙漠里的“青纱帐”。
我家的邻居是回族人,他家的大姐跟一个回族男人厮混,遭到家里人的反对,那男人呆不住了,后来就跑到拜城去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肚子饿了,想到我家苞谷地里去弄几穗青包谷棒子烧着吃。我走到包谷地当中,看到有个人,忽地坐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定睛一看,他地下铺块小垫子,坐在上面的那个人,就是常在邻居家跟那位大姐厮混的男人。我一声没敢吭,扭头就回来了。我给母亲一说,她立马叮嘱我:“你千万别胡乱出去说,你娃子家不懂这等子事。”不过这件事可以说明,我家苞谷长得的确很茂盛,遮天蔽日。那年,我家两亩自留地的包谷获得大丰收,每棵包谷杆子上结了两三个包谷棒子,估计收了三千多斤包谷。从此,我们就再也不忍饥挨饿了。
父亲不管家务,不花钱,甚至连钱都不认识,我从来没见他进过一次城,赶过一次巴扎。有一年,我家种了一小块莫合烟,晒在屋顶上。冬天他说拿去卖了吧,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叫肖赫莱提的人开的小商店,他和我一起拿去卖,一秤是十二公斤,每公斤一分钱,一共一角二分钱,我说拿回家去吧,别卖了,卖了太吃亏。可他执意要卖掉,不肯拿回家去。把我气得含着眼泪哭。可他一转身,又给我买了六个作业本子。那时候,一个作业本子二分钱,一角二分钱,刚好买六个本子给我了。实际上,当时我们写生字都是在沙土地上照葫芦画瓢,等全部生字写会了,最后才默写到作业本上,交给老师批改。
父亲虽然目不识丁,沉默不语,但他常常用他的一句俗语来教育我:“人心要公,火心要空。”这些就是萦绕在我脑海里的生硬而又坚定的忠告。每当我欺骗自己,以为人生旅途中潜在的严重问题会奇迹般地出现转机时,父亲的话总能纠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