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僻字

一个下午,父亲将一套《辞海》放在我的书桌上,但没有告诉我它的意义所在。窗外是向上的烟囱,遮蔽着很近的天空。我随着浓烟的消失安静下来,视线回到三大本书中:封面的海蓝色仿佛夹着灰尘;纸质斑驳不一;切割的痕迹分明,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错别字。

在那个年代,小县城的读者,大多是盗版书的读者。我和书商在一次次成交中产生了友谊,他们也毫不隐瞒:字一般是错不了的,换个形式而已,你花得少,我赚钱容易,两全其美嘛。

我要痛斥这种行为是长大以后的事了,那时我正蒙昧无知。我摸索着这套盗版《辞海》,找到了阅读的兴趣。它庞大而细腻,零碎而具体,就像楚留香的剑、贝多芬的钢琴、吕布的赤兔马、奥黛丽赫本的盈盈眉眼,在那个偏远、贫瘠、守旧的故乡,贯穿着我的少年时代,给我初恋一般的探险。

我开始迷恋那些生僻的字眼,并命令自己每天抄写十个默背下来。有时黄昏的色彩会突然来到,占据整个教室。我属于窗内的世界,也属于窗外的铃声。它们同时接纳了我。我在心里默默复习着昨天的生僻字,试图把它们组成一个句子写在作文里,那个黄昏便成了我一个人的黄昏。

吵闹不说吵闹,一定要说“聒耳”;舒缓不说舒缓,一定要说“啴缓”。于是就成了:你说话太聒耳了,请啴缓一些好不好!

我的语文老师热爱朗诵,每次在他朗诵课文时,我总会想到成片的枣树和槐树;想到长寿的爷爷奶奶在院子里编织竹板凳,竹篾划破过他们的手指;想到小狗躲在阴影里打盹,它瞥见爷爷奶奶出门去,便翻身起来,尾巴摇晃着日光闪闪发亮。

热爱朗诵的语文老师浑然不知,他成了我试验的一部分。当我一次次看着他用红色钢笔涂抹掉那些生僻字,换成了更为妥当的词,一笔一画写在旁边,我的内心极不情愿。

我被母亲评价为“一根筋”是准确的,我像保卫家庭一样保卫着生僻字,虽然它受到了红色钢笔的侵犯。它们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现了,我便重新构思,将它们安置在天马行空的诗句里,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桌子》:

桌子被裂痕挟持。眼前的桌子

在梦游里迎着光,将要逝去的光

这些尘垢秕糠,魑魅魍魉

变成东倒西歪的糖果、纸屑、潮湿的火柴

让我成为一个饕餮之徒

忽然,它们跑出窗外,没有折返

仿佛茶叶重新回到山水之中

爱人是白马呼啸

我不再为红色钢笔的修改感到失落,也不再与身边的人暗中较量,我反而在这种固执中找到了快乐。在给别人写信时,我悄悄将它们植入其中,并窃喜于对方没有发觉;在某篇文章里看见有人使用同样的生僻字,我就一阵悸动,深感英雄所见略同。

直到父亲与我说起这件事,我深藏的秘密才破了壳。他在我写的一篇作文里读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喝了一口茶,问道:这是什么字?

我得意地走过去为他讲解。他肯定地点点头,等我要走了,又抛来一句: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要拘束。

父亲没有教我对与错,他只是放下这套《辞海》,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就像后来他每次替我寻找丢失的钥匙,装好出发的行李,始终没有多少道理说给我听。

但正是父亲的鼓励让我醒了过来,我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我发觉生僻字在语言中突然显得晦涩无趣,而我所谓的固执不过是年少的故作高深和无处安放,事实上,换一个词更为准确。

后来,生僻字不再躲躲藏藏,我们像遇见那样分开,回归各自的生活。二〇一二年,我的父老乡亲移民到了新的城市。他们逃离了偏远,摆脱了贫瘠,放弃了守旧,换了一种活法。世事无常,我的语文老师意外地患了抑郁症,辞掉了工作。没有学生,他只能朗诵给自己听。

有一天,我看到同事发来的稿件里有这样一行字:一阵霜飔叫醒了北方。我想,秋风即可,何必霜飔?但又犹豫了。那时我在电视台工作,每天早上编辑四千多字的新闻稿,那行字的出现,让我感到久违的和蔼可亲。

不可否认,文言文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沉淀,许多生僻的字眼势必淡出舞台。这种演变正如人生之路,不断分出许多枝叶一样的岔口,令人迂回、停顿、不知所措,终于又沿着一条道路走来。而我是想念过去的:当一切固执的尝试在未来的鸟瞰中洞若观火,只有那些生僻字是孤独的注脚,解释着我在大雾中的流浪与穿行。

（首发于《安康日报》2023年6月9日《文化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