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敏
网站用户
文/苏敏
1、“主仆”与“兄弟”
有时候，我读小说，常会为那些小说里卑微的人物而叹息。比如鹿三，比如哈桑。
鹿三是陈忠实的《白鹿原》里重要的人物之一，哈桑则是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中重要的人物之一。一中一外两部小说，可以说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都拥有广泛的读者。近来，我又重读了这两部小说，被这两部小说里这两个小人物的形象与命运深深地感动与触动。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在阶级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阶级性。也正是阶级性这一社会属性决定了这二人最大的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长工与仆人的身份。鹿三是白嘉轩家的长工。哈桑也算是，尽管他是仆人的“儿子 ，但在与主人翁阿米尔相处的过程中，他一直喊阿米尔“少爷”，自始至终都以仆人的身份自居。
有意思的是，这两人与其东家的关系又并非可以用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关系来简单描述。在《白鹿原》里，从一开始白嘉轩就喊鹿三为三哥，不仅如此，白嘉轩从不把鹿三看作是长工，将其当作家人一样对待，甚至要求白孝文叫鹿三为三伯。在《追风筝的》里，哈桑与少爷阿米尔年龄相仿，他们喝同样的乳汁长大。不过鹿三虽与主人白嘉轩以“兄弟”相称，但他们并非亲兄弟。而哈桑则真的是主人阿米尔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只不过他到死也不知道而已。
“长工”和“仆人”的身份造就了他们二人性格中都有对东家和主人无比“忠诚”的一面。鹿三在饥荒时曾提出要离开白家，他不想在白家白吃白住，担心自己继续待下去会拖累白家。在他看来，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得为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又是简单不过的事。哈桑对阿米尔的忠心则表现在“为你，千千万万遍”上。比如，在面对阿塞尔对阿米尔的挑衅时，他拿出了自己的弹弓保护了少爷;面对阿米尔的背叛时，他并没有耿耿于怀，反而试图挽回彼此的关系；当阿米尔以手表来陷害他时，他更是选择默默承受。
我想，如果不了解一定的时代背景与这种阶级属性，我们是很难理解这二人性格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命运最终的结局的。
2、执着而不幸
《白鹿原》描写的是20世纪初到六七十年代的渭河平原变迁史，也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它既是一部家族史、风俗史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是一部浓缩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追风筝的人》的故事则发生在阿富汗，时间从1963年跨越到2001年，这期间，阿富汗经历了1973年政变、1979年苏联入侵等历史风云变幻，直至阿米尔2001年返回阿富汗开展心灵的自我救赎。它既是一个的心灵成长史，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史、一个国家的苦难史。
我想，只有当读者掌握了这样的时代背景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两位主人翁为何有会这样的性格与命运，也正是因为这一时代背景与阶级属性，二人可以说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份，更没有试图去反抗过自己的命运。
《白鹿原》里的鹿三高度自觉地服从于白嘉轩的“命令”，极度崇拜着白嘉轩，感情上近乎愚昧麻木。哈桑则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忠诚之外，甚至最终为了守卫“少爷”的房子而失去了生命。在他们的心中，主人就永远是主人，仆人就永远是仆人。某种意义上 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只能依赖于主人而存在。
在这种依附关系中，他们二人共同之处便是，都忽视了自己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平等与自由。也因此，他们便更看不清阶级本质上的对立(当然，作者的重点并不在于揭示阶级的这种对立)。
时代如滚滚洪流，将一切裹挟其中，也正因为如此，时代造就了二人心理与性格上的最大局限。也恰恰正是因为性格上这样的局限，便赋予了人物最终的命运，也因此给读者们塑造出了两个如此忠贞不渝的仆人形象。
不得不说，如果没有类似的时代背景，便没有这样类似的阶级属性，那么这样类似的人物性格可能也就不会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鹿三与哈桑二人的性格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执着而不幸的一生。
鹿三是封建时代农民阶层的代表，他是可怜的，又是可恨的，结局更是可悲的。在哈桑的性格中，除了这种阶层的可悲之外，则可能更多地体现了人性中的大善，这样的大善也许与民族、宗教和等级无关，它属于我们原始个体所具备的那些最完美、最令人感叮的特质特性。
3、性格鲜明而突出
陈忠实在评论自己的《白鹿原》时说:“我确实写了鹿三精神世界里的美好品质，我是着力去这样写这个人物的，这不是我留恋什么的问题，而是我着力去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人格力量，这个东西是不应该非议的。”我想，陈忠实的确有可能想通过鹿三这 人物形象的塑造，去描写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农民是如何继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并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生存形态的。
但这一定不是全部，这也并不是鹿三性格的全部。陈忠实通过情节的发展，对他的性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与描写，以至于他最终的命运便来得自然、水到渠成。比如，当和尚诵完传帖说:“我一人孤掌难鸣。各位父老再举荐三个头儿，带领众人进城交农具去!有哪位好汉自告奋勇站出来更好……”此时的鹿三听了大叫一声:“白鹿村鹿三算一个!”在闹“交农”的这些表现中，则展现出鹿三性格中粗豪、勇武、冷硬、凶悍的一面。鹿三站在陌生人的肩膀上，高高地俯视着乌压压的一片黑脑袋，忽然觉得自己不是鹿三，而是白嘉轩了。也许直到死亡，鹿三都没有想透，他为什么会有那样奇怪荒唐的感觉
哈桑作为阿米尔的朋友，真诚、善解人意、懂得宽容。在一篇对卡勒德·胡赛尼的采访录中，他曾说，《追风筝的人》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男人之间爱的故事，父亲和儿子，自己和兄弟。哈桑的人物形象就将男人之间的这种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少爷阿米尔创作的故事，哈桑真诚地指出情节有破绽的地方;面对阿米尔要他 吃泥巴”，哈桑真诚地回答说“如果你要求，我会的”；斗风筝比赛时，哈桑真诚地鼓励阿米尔，为帮他追回风筝错过了祈祷，被阿塞夫强暴，见到阿米尔时不是埋怨、耻辱，而是阿米尔最常见到也是最害怕见到的真诚的奉献……阿米尔说，在哈桑面前，自己就像 一本打开的书。是的，哈桑不单真诚，而且善解人意。
优秀的小说总能刻画出人物鲜明而突出的性格。我们知道，人物的性格是在一定的时代、社会和环境中所展现出来的。鹿三与哈桑的这些典型性格特征，就是在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中，通过这些语言、神态、动作以及心理与细节描写而逐渐丰满起来的。
4、身份角色与命运
鹿三与哈桑二人最终的命运都走向了死亡。在《白鹿原》中，鹿三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儿媳田小娥，他原本不是凶残之人，但这种缺乏对人的个性尊严及性爱自由尊重的伦理道德体系，逼着他走上了一条这样的道路，最终良心受到谴责，陷入深深的忧郁，被鬼魂付体。他“像烧尽了油的灯芯，又像虫子蚀过的木头”，终于在一次喝酒倒下后，再也没醒过来。
《追风筝的人》的主人公哈桑，是宗教、种族与亲人的替罪羊，在他一家人独自守候在“少爷”家的豪宅里时，被以非法占有的莫须有罪名赶了出去，他忠诚而强烈反抗，最终与妻子一起被击。我在想，如果哈桑不反抗，或者如果不这样誓死守候少爷家的豪宅，他的命运是否能逃过一劫呢?
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无法逃脱身上的阶级性。生在那样的时代里，鹿三以他的长工身分为荣，哈桑也从来不会怀疑他仆人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身份与角色，其实已经决定了他们命运的最终走向。
我不知道各位读者诸君在面对鹿三与哈桑这两个小人物时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是否也会像我这样为他们的经历与遭遇而悲悯，忧伤，无奈，叹息？是否会因这些壮阔的时代洪流之下小人物命运的沉浮而心惊胆战并为他们祈祷祝福呢?是否会为他们身上那些人性之中闪光的东西而感叹和敬仰呢?
如果我们身处那样的时代，我们在面对残暴，面对不公，面对欺凌时，我们是否会敢于揭笔而起，是否会取出怀中的弹弓？在面对我们的亲朋好友或同事时，我们是否能够拥有哈桑那样的正直与善良，那样的善解人意?我们是否会像鹿三那样因为自尊心，因为要面子，而对自己的亲人痛下杀手?
他们或许便是某些时候的我，和我们。也可能我们远比不上他们。
5、历史悠久的主仆关系
主仆关系最早起源于人类拥有信仰和宗教后的神灵体系。《新约·罗马书》开头说道：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人们相信神灵主宰人类，被神选中的人能够传达神灵的福祉，这些被“选中”的人便称为神的仆人。
主仆关系的塑造也是西方文学史上一项悠久的传统。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故事。赫拉克勒斯与阿尔戈斯国王订立契约，甘愿做国王的仆人。后来有《浮士德》中浮士德与梅非斯特，他们在契约的约束下得以结成主仆。《巨人传》中 庞大固埃收留巴奴日为仆，带其游历四方。《堂吉诃德》中，桑丘甘愿为仆，跟随堂吉 诃德“惩恶扬善”。
鲁迅在《故乡》中也塑造了一对深入人心的主仆关系人物形象——我与少年闰土。这对一起在雪地里捕鸟，在海边拾贝壳，在西瓜地里叉獾猪的儿时伙伴，后来因巨大的身份落差而变得异常生分，令人唏嘘不已。另外，在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中，塑造了如觉慧与鸣凤、周朴园与侍萍、柳春江和小怜等这些主仆之间发生爱恋的艺术形象。这可以算作是另一种主仆关系的表现。
纵观诸多有关描写主仆关系的文学作品，相比较而言，我还是认为鹿三（《白鹿原》）、哈桑（《追风筝的人》）、闰土（《故乡》）这三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更贴近生活，更具代表性 也更深入人心一些。
经典永不过时。某种意义上，经典是对人生与社会高度的浓缩与提炼。她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是人类前行的灯塔，其深厚的意蕴，丰富的内涵，总能够持续不断地启迪读者的心智，塑造人类的灵魂，并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我相信，定会有不少像我这样的读者，也许就在某个秋天风起的午后，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或是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去一遍遍翻阅《白鹿原》和《追风筝的人》这样的经典。他们也可能会像我这样，常常被书中的鹿三和哈桑这两个小人物而深深地触动。(原文分5期发《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