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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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长 痛
孙朝梅
我有个二伯，是我远房二伯。虽然血缘关系不是很近，但我家和他家住得近，房挨着房，院子里只隔着一堵矮土墙。更因为我家的孩子们都和他家的孩子们有着那么一点儿点儿——巧合。比方说吧，他家老大和我哥同庚，他家老二和我同年，他家老三和我家老三又是同岁，瞧瞧，这不是该着有点儿那个什么的关系了吗？就连他家老四丫头也和我家四妞是一年的，真是邪了门儿了！
整个冬天，不用上地里割草，也不用到沟边上拾柴，每天从一扒开俩眼儿，到黢黑墨灯，不是都聚在他们家，就是都滚到我们家。大个儿的叮当乱打，小个儿的咿哩哇啦，撕打哭闹，嘻嘻哈哈，没有一时一会儿的消停。就连刚会跑的女娃们也总是追着我们玩儿。玩儿着玩儿着，不知怎么就被大手大脚的哥哥们给“碰着了”，她们便小题大做哇哇地哭。于是，二妈出来哄，妈妈在那院里也叫，哄着叫着，娃子们不哭了，大人就聊起天儿来了。
小个儿的总是跟着哥哥们跑，难免碍手碍脚，哥哥就一皱眉头，冲我们说：“你们小孩子别跟我们少年一块儿玩。我们有我们的事！”
其实，他们是什么少年呀，不就是十一二嘛；我们都八九岁了；弟弟们也都五六岁了；就连最小的丫头她们都会跑了。可我哥他们就是不愿意搭理我们，好像我们在一边玩就碍着他们了似的！其实，爱哭的不就是那两个女娃子吗？我们男的谁哭过？，即使是流出了眼泪，那也不是哭。碰下子就碰下子呗！有什么了不起的！比方说吧，我哥晨光和富源搂腰抱颈地摔得正酣，一屁股把二伯家的老三富岭蹾了一个前趴，鼻子眼儿立刻就钻出了一条红色的“大爬爬儿”，人家富岭就不叫也不嚷，拿棉袄袖子抹两下，就接着玩玻璃球去了。
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二伯家玩儿，这全因为我哥是个猴精，天一亮他就起，起来不就是该玩儿了么？二伯家的富源呢，他是个“炕塌子”，能多躺一会儿，就不出被窝。只有听到我哥“腾！”地一下跳墙头的声音，他才舍弃了热乎乎的被窝，急急忙忙地穿衣服，趴在窗台那儿，朝着窗户纸喊：“晨光，夜来那个比赛不能算，咱重来！”他大概觉得我哥听不见，又站起来，仰着脸，冲着窗户上方的“风斗”喊，“把你的弹弓带来，看看到底谁打得准！”等他出溜下炕，一边把脚钻进靴头子里，嘴里还嘟囔：“我就不信……”
我哥出去玩儿了，我肯定是紧跟着。我穿衣服的技能和速度一点不比我哥差，我能把我哥拾给我的旧秋衣前后身都穿在自己的后背上，就连袖子也只护着胳膊肘，而让自己的肚皮在棉袄扣子中间时隐时现。不过，玩着玩着，就有旧秋衣的衣角钻出来，成屁股帘儿了。
当我追着我哥的影子到了二伯家院里时，他家的老二富山也出门来了，揉着惺忪的睡眼朝我咧嘴，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儿：“瞧着吧，你就瞧着吧，他们那张纸，就是划着靶的那张纸，早让我妈给小三儿擦屁股了。”说着就缩着脖子嘿嘿嘿地乐开了。
这时，屋里传出了小三儿的哭声，接着就是二妈咧着嗓子的叫喊：“富山！你干嘛穿小三儿的鞋？快脱下来！”
冬天，队里也没有活儿了。二伯就在家里拾掇零活儿。他家的院子里有一大垛棉花柴，他总是嘴里叼着那根半尺长的竹竿小烟袋，蹲在柴垛旁，把一颗颗叉叉巴巴的棉柴，一根枝一个叉地劈断，使整棵棉柴就像一个扯去了油布的破伞架子。这样，眼神不好的二妈烧火时就省了好多事。
我们八个孩子，一会在二伯家，一会儿又呼啦啦旋风似的滚到我家，不论是叫笑哭闹，还是登高爬低，二伯从来就不管我们，好像我们真是一股风，刮不刮他都照样干他的活儿。就是说他不像我爸或我妈似的，一会儿“别这样儿！”一会儿又“别那样儿！”闹得我们不论兴致多高，都只能止住，丢下手里的玩物，悻悻地一屁股坐在台阶上，那个扫兴劲儿就像一缕跳跃流淌着的溪水突然被一滩烂泥“啪嚓！”一下给堵住了、搅混了、不再流淌了！
二伯不价。别说我们总是玩我们自己的，就是给他来一点添乱，他也不生气。比方吧，他刚捆好了棒子秸，倚在墙头那儿了。我们搬倒一个棒子秸捆，打开“腰子”一人挑一根粗壮的棒子桔追打起来，都说自己那根是“丈八蛇矛”。二伯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又把打开的那个棒子秸捆好了。
我们想玩“打瓦”，富源在地上划了两道印子；我哥就到矮墙根下拿了一块砖头和一块新的布瓦。他比划了比划，把布瓦在砖头上一磕，好好的一块布瓦就磕成了两块瓦片。他的举动二伯正好都看见了。可他没说“有那么多小块儿的不使……”他没这么说，却嘱咐了一句“别让瓦茬儿扎了脚。”
大冬天的，我们四个大孩子在院里玩儿“打懒汉”，人人光着两只脚，把自己的破靴子脱下来码在一起，然后又是抢又是抱着靴子追呀跑哇，连喊带叫！两个小三眼热我们，也“颠、颠、颠”地乱跑着凑热闹。这么热火朝天的场面，二伯也只是愣着看了一会儿，根本没像妈妈或二妈那样针扎火燎地嚷“着凉”什么的。却“噗！”的一乐，嘴唇吧嗒了几下烟袋杆儿，又干他的事去了。
在我和我哥的心里，二伯是天底坐下最好的人！比我的爸爸妈妈、比所有的大人都好上了千百倍！
可是后来，我和我哥却转变了对二伯的看法。特别是哥哥，他甚至恨这个二伯！有好几回，他本来想去找富源玩儿，老远看见二伯在院里呢，就一梗脖子往街上去了。到了大街上才喊：“富源！富源！来呀！”
在我们这块儿，五月份是最让人心怀幸福感的日子，虽然眼下吃的还是“碾子谷”菜饽饽，喝的是“燕佛苗”菜叶子汤，可看着地里大片的麦田在风中水似的荡着，就好像嘴里正吃着大馒头呢！那大白馒头，暄腾得很，一咬，“腾！”地一下没过了鼻梁子！
我和我哥早就有个打算，想掏一窝小麻雀养养看，看它们是不是也像大麻雀喂大的一样，到时候就自然地会飞。这个星期天，我和我哥就约好了，趁着大人睡午觉，我俩就到二伯家的屋檐下去实施我们的计划。其实，家家屋檐下都有麻雀，可我们为什么不掏我家屋檐下的呢？说出来就有点儿惭愧，我家的屋顶不经踩。我家的房子地皮以上都是大坯垒的还不算，屋顶的椽子就跟我和富山的胳膊差不多，又细又黑，都不知有多少辈子了！哥哥主要是怕把自己摔成瘸子。他说瘸子很难看，要是那样，他就不活着了。
我们不止一次听爸爸说过，二伯家的房子好，除了地基，地面以上十二层是一水儿的卧砖。过了隔碱层，才是丁陡砖，一直到顶！
一说到二伯家的房子，我又憋不住要多说两句，你说他们家的房那么好那么结实吧，他还像住糟草棚子似的那么小心。屋顶从来不晒东西，就连富源富山他们夏天为躲蚊子，爬上去躺一会儿都不让。只允许他们在矮塌塌的西棚子顶上晾热儿。房墙根下面，堆着挺厚的一圈儿炉灰渣，下雨不存水；冬天的下雪天，二伯总是不等雪停下来，就拿把小笤帚，围着房根脚扫一圈儿，一会儿又去扫一圈儿，不论雪下得多厚，他们家房根脚下面，二尺以里干干桑桑的连个雪渣儿都没有！
也是在饭桌上听爸爸说，二伯有个哥哥，刚十三，就跟着村里人打日本去了，一去就没回来。日本投降之后，二伯家受到了“抗属”的待遇，拆炮楼时奖励给他家十来根木料和砖瓦，二伯家这才盖起了现在的这三间房。我和哥哥都特别注意过，二伯家屋顶最棒的檩条有一个面是平的，那是日本炮楼上的楼顶板，日本人就是站在这上面从枪眼往外打枪。
初夏的午后，太阳虽然还不是火苗子似的灼烤，也已经有了八九分威胁的意思。大人们都呼呼大睡了。等妈妈睡熟了，我们就来到了二伯家屋后。我哥攀着那颗叉叉巴巴的老榆树往上爬，爬到一人高的地方，他低头嘱咐我：“看着点儿去，二伯一出来，就咳嗽一声。”于是，我就绕到前院，骑在矮墙头上，往二伯家的门里边看。
我哥刚踩上了二伯家的屋后沿，又朝我招手。我赶紧回到屋后，我哥趴在后房檐，小声朝我提醒：“你别死盯着人家门口，你就装着没事似的，往他们家门口扫一眼、扫一眼的就行。”
我又回到了矮墙边，往上面一骑，一会儿一眼、一会儿一眼地扫二伯家的门口。这点事还难得住我？何况，我还知道二伯什么时候一出门，总是先在门里“啊喝！”一声嗖嗖嗓子，像唱戏的老生要出台一样。这不是和大叫一声：“我来了”一样吗？
这时的我哥稍微弯着腰，沿着二伯家的后房山往西走，又沿着西房山往前檐走，最后才在屋檐上蹲下来。我知道，要是直接从屋顶走，脚步声便会惊动屋里的人，特别是这样静谧的晌午。走在房山墙上，脚步声就消失了，屋里再安静也发现不了屋顶有人。这是打过日本、当过游击队员的爸爸说的。到了屋子的前檐，我哥找了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就蹲下身，用手握住一块屋檐瓦，轻轻地活动了活动，往外抽了一下，抽不动；又活动了活动，再往外一抽，一块布瓦就抽出了白灰腻的缝隙，那屋檐立刻变成了一张没了门牙的豁巴嘴。我哥把手伸进那个不大的洞里去，仰起头，眼睛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瞭望远方。其实，他是在仔细感觉着屋檐缝隙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大概是没有小麻雀吧？他抽出手，换了个地方，又开始活动另一块屋瓦。我看他一下一下地活动了好一会子，才抽出那块瓦，哎！这盖房的人，把块瓦片子弄那么结实干什么？你还挡得住小麻雀做窝？我看见我哥又一次把手伸进去。
我的眼一边不住地扫着二伯家的门口，一边盼望着我哥有可喜的收获。就在这时，却非常意外地听见了二伯的声音打身后传来：“大晌觉的，干嘛呢？”
这下可把我吓了一跳，一下子出溜到了墙根下边，剐蹭下来的墙头土“哗啦啦”地往头上、脸上、肩膀上落个没完没了。但是，说句实话，落一身一脸土算得了什么？不是扑打扑打就照样玩儿？可事情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正在这时，我哥把手从麻雀窝里抽出来时，一条又细又长的东西“哧溜”一下被哥哥抻出来！
“啊——长虫！长虫！”我哥大声惊叫着把胳膊使劲儿地甩了又甩！那条不算大的长虫在我哥手里拘挛拘挛地像要飞起来一样地挣扎着。我哥咧着嘴巴使劲一甩，那条倒霉的长虫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油光的身子像一道小小的闪电那样一闪，就被甩到院外的柴垛上去了。
一条偷吃麻雀蛋的长虫，被我哥握住脑袋，把它当成了没长毛的小麻雀！
这下可好，一切败露！
我看见二伯先是抬头发现了我哥，先愣了一下，瞪大眼，又看见了好好的屋檐瓦被我哥抽下来放在一边。他立刻什么都明白了，脸一下子变得铁青！他定了定神，一皱眉，朝哥哥低声却铿锵地命令：“下来！”
我哥的惊恐一下全无。蔫蔫地往后房山走。刚上到屋顶时那股机警劲儿没了，渴望一试身手的那股子欣喜也没了。倒像个老驴背上搭的瘪草料袋，达拉达拉地走到后房山，抱着大榆树往下下。
二伯在树下等着，板青着脸，紧闭着嘴唇，俩眼气鼓鼓的瞪着树干上的我哥，那胸脯子一起一塌的。
不过，我哥到了后房山，还是先蹲在那儿往下看了看，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不过是想掏几只小麻雀，而且，已经把那几块瓦插回去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他心里虽是忐忑，仍装作“没什么”的样子，不卑不亢、不紧不慢地往下捯着两条腿。
二伯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一个破苍蝇拍，把竹制的蝇拍倒握在手里。当我哥下到一人多高的时候，二伯就用小竹棍朝我哥的屁蛋子上敲。敲一下，嘴里狠狠地说：“叫你掏！”、“我叫你掏！”、“你上房揭瓦！我叫你揭！”
我哥当了俘虏。他屁股蛋子上那厚厚的肌肉，在承受击打的同时，发出一下一下有弹性的声响！
我哥表现得很有骨头，不吭也不叫，脑门子抵着树干，挤着两眼，呲牙咧嘴的不出声！
我、我、我，我在一旁看着，我只能看着干着急，有什么办法呢？谁知道大晌觉的二伯他干嘛不睡觉呢？！
傍晚，我和我哥割草回来，我把自己割的草扔给了大山羊，我哥把自己割来的草零零星星地晾晒在地上，最后，他从筐底抓出几棵犁头秧，对我说，一会替我抹上。
功夫不大，我哥就拿着半个破碗，里边是他捣成蒜泥一样的犁头秧。他把我领进西边的草棚子，褪下短裤，双手按着凉灶锅台，说：“替我抹上。”
我看见他两侧屁股上好几道肿起的红印子。
“轻点儿，嘶……喝！”
他紧绷着的肌肉告诉我：他很疼！
“哼！掏几个小麻雀你还打我！轻点儿！呦喝……真疼啊！这要是他们家富源，他准不打！他舍不得打他儿子！”
我说：“下回再有这事，就叫着富源。”
我哥扭身丢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好像我说的是屁话。
其实，我们早就不去二伯家里玩儿了。春天一到，甜丝儿丝儿的风引着我们，地上的花花草草招着我们，谁还傻不叽地在屋里院里玩儿？但我们几个在一起玩儿惯了，即使是到地里村外玩儿，也还是在一起。
我们家住在村子的北面，一出北壕口，大车道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大坑。东边的大坑坑底是缓平的，而且是沙质土，不论下多大的雨，滚滚的雨水淌进坑里，没几天，所有泥沙都沉落在了坑底，水质就变清了。伏天里，人们干活儿回来，总是说：“上东大坑洗洗。”
路西边的坑呢，其实也不小，但它的土质却是黏土。每到冬季，人们团煤球时要掺一些黏土，就到西大坑来挖。所以，这个坑的坑壁和坑底就沟沟膙膙的。雨季到来之前，这个丑陋的坑就像个鸡喯狗啃的冻食盆子，毫不知耻地和东大坑比邻着。
时间已经进了中伏，天气又闷又热，我哥和富源一人背了一筐草，走到坑边上，自然要歇一歇。不约而同地“噗通！”一下跳进东大坑。坑里清澈的水立即漾出了一圈一圈美丽的涟漪，坑边的水草也快乐地摇着青穗头。
我和富山还有小三们在西大坑边上玩“摔钢儿炮”。我们之所以能在这坑边上玩，也全是因为大人们在这里干活儿。不然，北壕口儿都不许我们走出一步！
这个坑是怄青麻的专用坑，整个后街三个生产队的青麻都在这个坑里沤。坑的四周，一捆一捆的青麻像死狗一样在坑里泡着，上面还压着一堆一块大大小小的泥疙瘩。细小的气泡不时从青麻捆的四周“噗儿噗儿”地冒出来，带出来一股一股的臭气。
大人们先把沤好了的麻捆扯上来，一捆一捆横七竖八地摆在坑边上。又黏又黑又臭的黑泥汤滩涂了一地。妇女们就坐在板凳上，一根一根地把麻皮和秸秆分离开来；男劳力都挽起裤管，手里提一缕麻皮，甩开膀子，把麻皮在坑边的大树上使劲地反复摔打。一会儿，麻皮上一层青皮就脱落了，剩下白亮光洁的麻丝，再搭到不远处的木杆子上晾起来。一年四季，又是农活儿，又是农具，绳绳套套的怎么能少了光麻呢？
我和富山一群孩子也在西大坑岸边忙活着。我们手里一人一疙瘩胶泥，反反复复地摔着。因为玩胶泥，必须是熟泥，得像妈妈包饺子面一样的熟碾才行，那才有韧劲儿，才能塑成各种各样的造型。要是不把它摔熟了，疙瘩挛串一大滩，那还行？可是摔胶泥也该有摔胶泥的地方，你随便把泥往地上一摔，又粘上一块干巴桑桑的土，哪辈子把泥摔熟了？正好，我发现三奶奶的筐头里有一块纸褙子，拿来做摔泥的案板。
富山一见，也过来和我一起摔。虽然胶泥不沾土了，可它改黏纸褙子了！
我总是用一只手按住纸褙子，一手把泥抠下来再摔；富山就不是，他总是把纸褙子拿起来再扣上面的泥，然后就把纸褙子放在自己跟前了。我当然不乐意。伸手就把纸褙子拉过来。说：“这是我找来的！”
富山只当没长耳朵，还伸手和我抢。我很气愤，抓一块胶泥就朝他掷过去！富山的一侧眉棱骨立刻红了。他邪乎诈尸地大哭起来。
我知道他是装蒜，平时脑袋磕个包他都不哭，一疙瘩胶泥拽到脸上能有多疼？他不过是故意哭给二伯听，好以这事为由，把那块纸褙子占为己有。
可不，富山一哭，二伯就绕着坑边过来了。他手里拎着一缕摔去了青腐皮的光麻，光麻在树影漏下的光斑里一闪一闪地很耀眼。二伯的两条裤腿儿都绾过了膝盖，长着汗毛的腿肚子上，星星点点地挂着水草的碎叶和带了腐臭味儿的青腐皮沫子。离得老远他就大声问：“怎么回事？干嘛哭？”一边问着，一边拿眼睛朝我看了看，我觉得那眼神里不怀好意。
我打定主意，二伯他要是敢打我，我也不留情面，就把我这块最大的胶泥朝他脸上摔！
可是，他问了问就又回去干活儿了，连一句我认为犯歹的话都没说。他还一边走一边笑：“谁让你抢啊！这一下子疼是你自己抢来的。”逗得干活儿的人也乐起来。
二伯还没回到他干活儿的那棵大树跟前，我哥已经窜到了我面前。我看得很清楚，当时他正和富源比着在水里练憋气。他们总是用两个手指按住鼻肚，再往水里一缩，看谁在水里憋得时间长。我哥一边往我这里跑，一只手不住地往下撸着脸上的水，滴溜溜一双眼睛冷冷地看了一下已经不哭了的富山，又用询问的眼神看我，说：“骂你着吗？”
我摇了摇头。我哥的眼神里仍带着怀疑。看看富山，富山已经开始揉自己手里的胶泥。我哥又很严肃认真地看了看我，看了看地上的胶泥和那张面目丑陋的纸褙子：“哼！没骂？真的？没骂就好。”说完就晃着膀子回他的东大坑了，湿呱唧的短裤在他圆滚的屁股上皱皱了许多褶子。
我真不知道二伯要是骂我几句，或是把福山我俩一起骂几句，我哥会怎样？我知道，从那天掏麻雀的事开始，我哥对二伯就耿耿于怀；今天他要是找到了茬儿，真不知道他会怎样报复二伯。要知道，他已经长到二伯肩头高了！他还自认为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生产队分白薯，都是在傍晚收工之后。刨了一天的白薯，必须当天分到各户。省得找人看着。不然，一晚上就丢没了。保管员用抬筐过了分量，又“咣咣”地扣到新翻的柔软潮湿的地里。一家一堆，自己想办法往家里捣腾。一到这个时候，大人一筐头一筐头往家里背，孩子们就留在地里，看守着自家的东西。
二伯背了一筐白薯，临走时对我说：“晨光你看好喽，一会儿叫富山跟你就伴儿。”我知道富山今天值日，他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
二伯还没走出地头，我哥就来了。他一到就解自己的裤腰带，眼睛望着二伯渐渐融进暮色的背影，把温热的尿水哗哗地浇到二伯家的白薯堆上。一边尿着说：“叫他打我！”
我哥他是提前打算好了吧？他那泡尿怎么那么长啊！微弱的天光映着清亮微黄的尿水注，带着单调却清脆的声响，把白薯上的泥土都冲掉了，露出了白薯皮那略带羞色的嫩红，还有丝丝缕缕的热气儿幸灾乐祸地在白薯上面萦绕不散。
我心虚地左左右右地看，说：“这……不合适吧？”
我哥却说：“有什么不合适？他打我就合适吗？”那语气奘得能把人撞个跟头。
我还是不落忍：“那……那别人呢，还吃不吃啊？”
“就他爱吃这个！”说完，他打了个激灵，事遂心愿似的长吁了一口气，还朝我做了个鬼脸儿。
我体会不出他此时的心情和感受，只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吧瞪着两眼左顾右盼，恐怕有人看见我们这不光彩的行为。
队里最后一块白薯也刨了，但刨得的白薯却不分了，这是准备拉到队场里，打碎磨浆，最后漏成粉条再分给社员，每年都是这样，这已经成了惯例。
那是一个天上挂着炎炎骄阳的午后，我和我哥割草回来，正看见二伯赶着一辆大车，车上套着队里那匹身上一块一块长癣脱毛的老马，荆条子编成的车拍子在车厢两头大括号似的弯弯着，冒冒尖尖的一车白薯，上边盖着一团薯秧子。那匹老马屁股一扭一扭地走得很慢，身后的大车就像条硕大的狐狸尾巴拙笨地咕蠕着。
我们正蹲在铁路桥桥洞下面的碎石路上，我哥拿出他的“气嘣枪”要修理一下。这个“气嘣枪”就是截一节半尺长的空心蓖麻秆，两端用高粱桔的瓤子塞住，当一根小木棍把这头的高粱瓤子推进时，另一头的瓤子就“砰！”地一声，带着声响射出老远。
秋阳斜斜地射进桥洞子，把坚固无比的桥洞切成了两个大三角，一边明晃晃焦艳艳，刺得人脑门子发痒；另一边却阴柔柔情调温馨。我俩靠石壁蹲着，一个认真地修理手里的“枪”，一个伸着脑袋认真地看。我哥晃着脑袋，脑门子上的汗星子在阳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咱这个嘣枪声儿不行，不脆。”他一边说，从筐头的下边抓出一根高粱桔，“这高粱瓤子，”他用小刀截了糖粒那么大一节，放进嘴里。“必须拿唾沫把它焖透喽，再发射的时候，就不至于‘噗噗’地响了，肯定是脆响！”
我在一旁“嗯嗯”地附和着，觉得我哥分析得很对。
这时，二伯的大车也进了桥洞。桥洞的地面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块，一进桥洞，大车就一摇一晃的，上面就有白薯滚下来，二伯就绕到大车外侧，捡了白薯扔回车上。不知怎么回事，那老马突然就咿哩歪斜地往外手儿靠，大车也就越走越靠近石壁。二伯赶紧朝我们喊：“还不躲开！”
我们俩便站起身。
老马还是往这边靠，大车还是往这边斜。我俩的身子就紧贴着石壁。二伯也跟在大车外侧到了我俩跟前。这时的马头已经走到前边去了，可牠仍然在靠，仍然往这边靠！车辕杠距离石壁连半尺都不到了！
我哥我们俩瘪着肚子，提着呼吸，欠着脚尖死死地贴着石壁！嘴里发出“哎！哎！哎……”的惊叫。
二伯也被挤住了，他人大个子大，被挤得动惮不得。他想大声吆喝老马，可声音却显得有气无力。可恶的老马什么也不管，自顾自地往斜里靠着、靠着。二伯一见这情形，用他那大巴掌一按我的脑袋和我哥的肩膀。我们顺势一蹲，便钻进了车辕杠里手，又从老马的尾巴下面钻出大车，到了对面。
一钻出来，我哥就一个健步窜上去，抓着了马笼头。大车停下了。可尽管我哥又是拍马鼻梁子，又是捋马耳朵，想叫老马退几步。但这个老马却捯动着四蹄不肯后退。二伯就被夹在大车辕杠和石壁之间。又因为大车一直歪歪棱棱，车上滚落的白薯便堆了很多在二伯脚下。二伯僵直地紧贴石壁，动惮不得！惊骇地睁大着眼，嘴巴也张得大大的，锡片似的脸上淌下了大颗大颗的汗珠子！
我哥惊慌失措地跑出桥洞，大呼大喊。这才把附近干活儿的人唤来。大家慌忙卸下老马，合力把大车退回几步。这时的二伯一声没吭，软绵绵地瘫坐了下去……
二伯被挤伤了。他先是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又在炕上躺了大半年，但他的身子骨儿再也恢复不到原先的境况，再也吃不得三盔子五碗，再也干不得力气活儿。庄稼人，不能吃不能干不是就成了废人？
是老马的新蹄铁钉得不合适，才使得老马走在凸凹不平的乱石路面上出现了异常。因此，生产队决定每年给二伯补助六百个工分。这哪到哪儿啊？要知道，二伯一年到头加上起早挂晚，要挣近四千个工分啊！
富源小学没上完就不上了。他到队里能挣到一个妇女的工分。那天，他把自己羊肚手巾缝的书包往炕上一抖落，把语文和算术两本书捡起来拿在手里，对我哥说：“剩下的你看能用的都拿去吧！”
我哥没动，带着无限的惋惜与不舍，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最后，还是咽了咽唾沫，连句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富源又捡起没使完的一个本子，用手指抠了抠钉本子的黑线，弹了弹上面的橡皮屑儿，说：“我现在能念报纸了，还能写信，珠算也学会了两位数乘法，差不多够用了。你接着上吧，要是能考上中学，就是咱村里的能人了！” 他没有一点抱怨，也没有留恋，却表现出大人那样的一种成熟感，一种壮士出征的气度。
第二年，我哥考上了初中。初中要去镇里去上，离我们村有十五里地。这就需要住读。所以，每个星期日下午，我哥都要做些干粮，这样，他只吃学校食堂三天的饭就行了。
这个星期天，我哥说打个葱花煳饼带着。他切了些葱叶，撒上盐搅拌了几下，又抓了几把棒子面，说：“去，抱柴禾去。”
我便抱了些树枝点着了火。功夫不大，把煳饼就打好了，我哥说：“住住火儿再揭锅。”
刚说完，锅里就冒出了焦糊味儿。闹了半天，树枝火硬，光底火就把煳饼烤糊了。我哥却没生气，朝我狡黠地挤了挤眼说：“糊饽饽打食水，省了积食呢。”他把煳饼掰成巴掌大的小块儿，又说：“晾晾，晾凉了再包起来。”他打书包里掏出搌布，抖了抖里面的饽饽渣，立刻引来了几只贪吃的鸡在地上一通乱啄。
看着鸡们啄食地上的饽饽渣，我一下想起了一件可乐的事儿：
那天放了午学，我和富山去西大坑挖地梨儿去了，再回到家里，就没空儿吃饭了。我好歹扒拉了几口；富山就拿了块饼子，还抹上点儿酱。等我们到了教室，班里的同学正往操场上搬凳子，这节图画课老师要在大树底下给我们上。富山把饼子往书包里一塞，也和同学一起往外搬凳子。
在室外上课，凳子就当桌子了。人就坐在地上，书包也就放在地上。上着上着课，就有一只大胆的母鸡溜达过来，圆圆的小眼儿还挺尖，打书包缝儿里看见了富山的饽饽，就一下一下地啄，直到把那块饼子扯到了书包外边儿，还继续倒退着，将富山的饼子拉出了老远，引来了好几只鸡叽叽喳喳地争抢。
富山龇牙咧嘴地不敢出声。可同学们都回过头来嗤嗤地乐。老师走过来，一下，就把那块饼子踢出了老远！鸡们也就随着那块饼子跑去了。
我津津有味儿地说着，沉浸在当时尴尬有趣儿的氛围中，可抬头一看我哥，他却没乐 。他一边抖落着搌布，看了看我，好像想起了什么，非常正经地说：
“没事別净张罗着玩儿，多上二伯家转悠转悠，有什么该干的事，别等着指使。”
我根本没过脑子，随口就说：“能有什么事啊？我能干的，富山都会干……”
不想，我哥却一下翻了脸，说：“你傻呀？你忘了？要不是咱俩，二伯能让大车挤着吗？！”
刚还说话好好的，我哥说翻脸就翻脸，我也就不讲情面了，直着脖子朝他嚷：“那咱俩会钻出来，他就不会？！他干嘛不钻呢？”
这时，我哥的脸“腾！”地一下涨得通红，声嘶力竭地朝我吼道：“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知道吗？！”吼完了，他愣了一下，竟然别过脸，抹起了眼泪，“要不，富源肯定跟我一块儿……”
我没话说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偷眼低眉看看我哥，越过他脖子一侧的大筋，见他的嘴角往下扯了几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