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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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白的是雪花；
艳鲜的是花儿
永恒的是爱情
洁白而艳鲜的却是那一块银幕。洁白的银幕绽放着绚丽的色艳和光彩，永恒烙印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中。
夏日的日头又毒又长。傍晚六点时光，仍贼亮贼亮晃眼。在有光线的墙根站一小会儿，全身便渗出一层汗珠，胸口憋闷的都想一跤跌坐在地上。
但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兴奋激动的心情令我们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了。
我们：五个人
老师一人，五年级学生四人。
那个年代的人儿远没有现在如花似锦的生活，也没有现代奇异怪离的娱乐。只会给人们起绰号，互相起，变着法儿起，不过那绰号明显烙着时代的痕迹。
让我们还是以绰号来替代其实的名字吧，这样也好记一点吧，权当用餐。
老师：孙红薯，一九五六年生。
学生：孙酸枣，老师小弟，一九六一年生。
杨月饼，一九六一年生。
周点心，一九六二年生。
孙饼干，也就是拙作记录着，一九六四年生。
中午午休时，孙老师去了一趟中心校，放学时他宣布了一件事，郑重其事地宣布：晚上在县城露天舞台上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五年级以上的学生才可去，我们这个只有一间半窑洞的小学生连老师发了五张票。最后他特别强调，根据安排，看电影时必须穿白衬衫蓝裤，佩戴红领巾。
孙老师着重强调这一点时，窑洞里五个年级加上幼儿班的三十余名学生满脸庄重正襟而坐。三几个三年级以上班级的同学面带羞涩眼皮下垂。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五年级的杨月饼同学。他是我们队长的二儿子，长得人高马大，但怂包一个，提起来是条龙，盘下去成条虫。总连低他一个年级的同学也干不过，常常闹得灰头土脸的。可惹祸的根源总还在他身上。所以到三年级是参加少先队没他的份，这样的四年级五年级总也没能占到光荣的第一排。有天傍晚放学，他上初中的大哥看到我便问他，你看人家叫你两三岁都入了少先队戴的红领巾，你怎么总不要求进步呢？月饼同学瞥了我一样不屑道：烧包，戴着块红尿布有什么可烧的，我就不愿意戴，不高兴戴。话是这样说，可我知道，他对我们胸前那条鲜艳的红领巾充满无限的羡慕和向往，只不过他不愿意当面承认罢了。
现在孙老师这样一说，杨月饼同学的脸上终于挂不住了，他低垂着头，屁股一点一点从板凳往下滑。坐在他边上，清晰地看到他的泪珠一滴一滴跌落在地上。孙老师显然也注意到了，他怔怔地呆了一会，抬头声音也高亢起来：咱们还有几位同学暂时没加入少先队，但这并不是说这几位同学表现不好。今年六·一节都批了，只是马上还没领下红领巾。但是同学们应该努力再努力，争取早上都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大家说好不好？
教室发出雷鸣般的吼声：
好！争当三好学生，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下午放学，低年级的同学排着队走出了没有门板的门洞。我们五年级四位坐在座位上，一律白衬衫蓝裤。虽说蓝白相间，但每个人的颜色不相近同。我的衬衫是父亲穿过又改小的，衣料不是的确良，而是罕见的府绸面料，挺贵的。这件衣服是在部队当兵的姑父穿的，他身体发胖后才给了父亲，我长大了，升到三年级便加入了神圣光荣少先队，得往人前站了，父亲的礼服便成了我的制服。裤子却是姥姥纺出的粗棉布，染出的蓝色深一块浅一块的总和没洗干净的。我的屁股蛋儿不值钱，上课坐板凳，下课在院外土坡溜滑滑（类似于现上幼儿园的滑梯。可见无论什么年代活泼嬉玩都是少年儿童的天性）。走那坐那，屁股蛋上的布都换过一次又都化丝要破了。尽管这样，这身衣服一配上红领巾，就有一种无上光荣无比自豪充满骄傲的神态。
孙老师从他那间小拐角的只有十平米的窑洞里走出，手捧着一条崭新的红领巾，系在杨月饼同学的脖上：百胜同学，今天这条鲜艳的红领巾戴在你的身上，希望你不断努力，一定要对得起革命先烈染红的这条红领巾。
我们几个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没有经过中心校的入队仪式，没有学生的选评，会发给他那么一条又长又宽宏的耀眼的红领巾。凭什么？草包虚大汉一个。
到县城抄小路的小三十里，爬坡下沟，越石涉涧。不知他们几个怎样的感受，对我这个饼干来说真是吃力。又瘦又弱的个头，麻杆一样的小腿怎么也跟不上步子。落在他们后面，快走几步小跑两步，气喘吁吁地总盯着他们的脚后跟，盯着那溅起散开的尘土。孙老师也少了学校的严肃认真，说说笑笑起来。虽然那年他也就十七八，但肚子里许许多多的学识让我们仰望俯瞰崇敬不已。这位初中刚毕业就做了我们老师的大少年从乡村俚语到学涯趣闻，从文学作品到政治大事言之不尽。他一会先给讲了段“智取奶头山”（我绝对的没说错，当时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也同样取材于曲波同志所著的名作《林海雪原》。《智取奶头山》的情节还在这之前。只不过这“奶头山”在彰显工农兵“高大全”的英雄年代是无论无何也登不上舞台中央的。其实侦查小分队偷袭奶头山消灭许大马棒的故事也绝对精彩，比智取威虎山毫不逊色）。又讲了几个笑话，不知不觉的从孔老二转到林秃子（林彪）。说到孔夫子，他给我们讲了个“项堃挡路”。说的是孔夫子周游列国宣扬“克已复礼”，到处碰壁，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到陈蔡之地遇上两儿童在路中和泥巴玩儿。孔夫子的弟子便下了马车要俩个孩子让路，为了罢摆，他大声粗气报了车上人的身份，相当于今天见面先掏名片一样：你们知不知道挡的是谁吗？他就是殷商先王的后裔鲁国大夫大司寇，卫、曹、宋、郑、蔡、陈等国的座上宾，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孔圣人。故且不论当时还没“圣人”这个专用词，也没确切记载下面的弟子说没说过此话，依据当时他们到处碰壁的处境分析是很有可能很有必要的。你想走到一处碰一鼻子灰，走一处受一肚子气儿，气鼓火大的也没地儿发，现在好不容易碰上个善茬出出气泄泄火是很有可能的，常言道降不了猪肉降豆腐嘛。但万万没想到人倒霉时喝凉水都咯牙。那两个贫下中农的子弟可不是吃素的，一听说是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老二就在眼前，阶级仇恨一下涌上心头，为首的儿童名叫项堃不屑一顾道：你没看到我们这是筑建城楼么？天底下只有车马从城楼门洞行走，哪有把城楼给马车挪地的。老孔的弟子大怒：你不过是小孩活泥巴耍耍，还说出这么一大堆歪理，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这大城楼踢飞。那项堃毫不畏惧：你说你先生先知先觉无所不能，那好，我问一个问题行不行？那孔夫子一听卖弄学问的机会来了，便迈步上前道：世上没我答不上的，你说！项堃便道：你说天上的日头是早上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孔夫子一听笑出来：当然是早上的日头离我们近，你没见早上的日头比中午大很多吗。项堃马上就顶了上来：你说中午的日头远，那中午为什么那么热呢？近的凉远处热，你说对么？这一下孔夫子张口结舌膛目无语，灰溜溜乖乖地绕过这泥巴城楼而去。
之所以细细地讲述这个与本文毫无瓜葛的故事，是因为在那个夏夜，那个典故所演绎的人生、哲理、道德、价值理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孔夫子和林秃子是合穿一条裤子的，怎样的口诛笔伐都不为过。只是为了许多年前的那个夏夜，那个故事······
到县城已是华灯初照。虽然只有简单的东西两条街，却还是令我们左顾右盼目不暇接。活活个刘姥姥初入大观园。县露天舞台地处两街道中央地段，四面八方的人流往哪儿汇通。远远的大门楼人山人海，墙头树枝都爬满了人，口哨嘘嘘不绝于耳，耳畔充满闷沉沉的嗡音，渐渐的全身上下被热量包围几乎挪不动步子。
这时候，我们十八岁的年轻老师果断强行甚至是粗暴的将他的弟弟酸枣推到前面，两只手揽住个头低矮的我。实际上不用费力，那蠕动的人流产生一股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将每个人机械的融化在检票处。我被挤在半空上不见天日，下面脚不着地，憋得要窒息。幸好一通过检票口，浑身恢复了自由的空间。
许多年来我脑海是不是总会涌出这一幕情景：一位自己还是个大孩子的人儿在如此混乱拥挤的场合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亲兄弟放到一边，却义无反顾地护着邻居的孩子。毫无犹豫毫不迟疑。哪个人哪个事！
只因为，只因为，他是教师。真正的人民教师。
电影是两台机子放映，中间没有换片的。等待两个多小时只听到时断时续的抽泣。我钻在人群中，透过人们晃动的缝隙晃来晃去一晚上都没看到整个银幕，老是在宽银幕的一个角上，听了一场电影。
《卖花姑娘》是一部上世界七十年代风靡中国的朝鲜电影。当时听说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为原型拍摄的，一曲“朵朵鲜花向太阳”插曲引起无数的中华儿女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也焕发阶级兄弟的革命情谊，那时的日子很苦，却很有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