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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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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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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雨滴心

自小到大我总认为家乡是个贫穷落后闭塞愚昧的地方,穷山恶水亘古不化。不是吗,“山水冲个壕壕,手指掏个窑窑”“妇女拉耧男人摇,种一葫芦打一瓢”“平路不平山川无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承包联产责任制,偌大的林地没有人管理了。老支书提议“三不照”成了林坡的管理员。

“三不照”是个残疾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右手没有手指攥成个小疙瘩,一只耳朵大一只耳朵小,生产队劳动时他的工分和妇女一样的。

联产责任制后他的侄子也嫌弃他,村支书见不得贫苦人,就让他看护林地,一年三百块钱三百斤粮食。

就这样村里自然庄的家户往中心村里搬,而“三不照”却夹着简单的行李下到了村外的林坡,住进一间人伸手就能够着顶的窑洞里。

村支书是可怜他才给他找个生存的环境,可是“三不照”却当了真:每天里他左手拎着把铮亮的斧子,将树的斜杈一一梳理,干枯的树枝一捆一捆背到林坡的入口。时间久了,一堵一米多高的荆棘墙蜿蜒着卫护着林坡。

村里有着几十群羊和几百头牛,春天野草返青洋槐树叶茂盛,那一头头撒欢的牛儿和白云般飘浮的羊群就进入了林地。长长的钩镰搭上一枝树枝咔啪一声响起,立马就有一群羊围了上来。坡上沟岔到处响着噼里啪啦树枝断裂的声音……。太阳落山肚儿滚圆的牛儿摔打着尾巴一摇一摆的迈着步子。身后跟着他们的主人,摔打着鞭子,惬意的唱着梆子戏,有的人还扛着一根长长的椽子,那是刚刚砍下的,树汁还不时往外渗出。

偶尔站在家门口,望着对面坡上那沸腾的场面。中间夹杂着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天杀的天杀的,羊嘴无业,连苗带根。走,公社去,大队去……你们祸害人呢,不得好死啊……

没人理他。

渐渐的他的声音嘶哑了,漫山遍野跑动的步子也渐渐的停了,只有那带着无奈嘶哑的哭音回荡在山坡:公社去大队去……

……

那年冬天,村里分管林业副村长的妻子也赶着几头牛进了林坡。她不敢光明正大的,就在林坡的边缘。冬季的太阳照在洼地暖洋洋的,一会副村长妻子迷糊了。猛然醒来时牛不见了:却原来是“三不照”已将几头牛俘虏了赶回村里。在村里的官路巷,“三不照”一瘸一拐大声地吆喝着几头牛,雷公嘴噘得高高的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而副村长的媳妇讪讪的跟在后头。最后还是副村长交了五十元的罚款才算了事。

到世纪初,“三不照”二十年已经将沟边的野酸枣全部嫁接成红枣,还栽了不少的果树梨树李树山楂树之类的经济树。秋收季节村里的人儿每家每户都能分到不少的果实:红彤彤的枣儿黄橙橙的梨,粉红的苹果玛瑙一般的山楂……

而这时的“三不照”就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站在他那间常年烧火熏得黑漆漆的小窑洞门口,嘴里吊着一颗旱烟卷成的喇叭筒嘟嘟囔囔说个不停……

那一年河南的一家煤矿将村里的林木买走,十几天的功夫枝叶茂盛的树木只剩下一柞高的木茬。那些天“三不照”如同个疯子一样逮着谁和谁撕扯玩命。村里帮忙的壮汉谁吊他,油锯轰着云烟抽着啤酒喝着,秋冬交际干活的人们浑身淌着大汗。

“三不照”找到村长一把鼻涕一把泪哇哇呀呀的争辩,却被村长一句话顶了回去:不卖树,你每年的工资那里去发?

“三不照”无语了:是啊,村里每一年不短他一斤粮食一块钱(近几年的工资已经涨到一年一千了),是村里养活了他。

“三不照”蔫了,如同抽了筋的赖皮狗一样,每天里就在山坡上佝偻着身子转来转去,又如只没头的苍蝇一样。过了几天,人们不见那个讨人厌的家伙了,后来才发现他死在一个背风的洼地里……

(那些年村里分管林业的是我的父亲,放牛被抓的是我的母亲。因为那五十块钱,她和父亲生了好长时间的气)

“蹴在地上猴子吃梨,立在地上战马歇地,躺在床上长短不齐,走起路来日天日地……”

我的耳边总会响起这样的声音,那是人们揶揄“三不照”的四溜句……

“三不照”大名叫什么,连他的侄子也不知道,每年需要他签名就歪歪扭扭画个×摁个手印就了事了。

……

伯父是个结巴,特别是说话快的时候或是生气,半天里面红耳赤都蹦不出一个字。他比我父亲大七岁,在他七岁我父亲十个月时我的奶奶因病去世,爷爷整天里抽大烟欠下不少外债,两年后的一个晚上出去后再也没回来,后来听说让人给扔到黄河了。没多久大父亲十三岁的姑姑带着三岁的父亲出嫁,伯父就送到老舅家,十岁的孩子每天里割草放牛什么活都干。老妗据说不咋样,伯父肯定受了不少的冤枉气还说不出,久而久之硬生生憋成了一个结巴。

老话说结巴说话憋死人。不仅仅说结巴说话半天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而且说出的话不好听噎人,用伯母的话说那就是屎壳郎爬到扫帚上——专门找茬。

一个冬天的晚上,伯父从百十里外的堂哥家回来,到县城已是晚上八点多。好几个儿子都在县城,可他就是谁也没打招呼步行回家。沿河路曲曲弯弯的,寒风中不时有天鹅和不知名鸟声的叫声此起彼伏。

东方的月亮渐渐露出月光,伯父突然隐约听到前面的路上有声音。他心中一凛:大冬天的连车都很少,怎么还有动静?伯父将身上的挎包取下来拎在手里,挎包里有二堂哥给他装的几瓶玻璃罐头,死沉死沉的。慢慢地近了伯父看见路边有一个还在动的塑料袋,他赶快上去打开口袋——却原来是一只天鹅,显然的有人在非法捕捉大天鹅。

立马伯父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后来他告诉我的)。墙上有标语,村里天天讲,宣传车隔三差五的大喇叭喊着要保护大天鹅,就这样还有人偷偷摸摸干这个。伯父赶快将天鹅弄出来解开绳子想把天鹅放走,那知道天鹅吃了药站都站不起,伯父就想把它背回家治疗。

可是这个二十多斤近三十斤的活物可不会老老实实的任你摆布,伯父满头大汗也收拾不了它。就在此时远远的过来一辆车,刺眼的灯光将伯父的身影映在路上,伯父停止了动作,直直地看着那辆车。

老远那车子停了,车灯也关了。两个人走了过来,和伯父寒暄几句就要买那只天鹅……

后来的事儿就简单了,伯父就用装着几瓶罐头的挎包和那两个人“玩”了起来,七十岁的人了,还如此暴躁。若不是家里的堂弟见他那么晚都回不来骑车接他,也许……

当晚伯父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报了案。没多长时间一个多人非法捕猎大天鹅的犯罪团伙被抓获。

伯父又得了一笔不义之财(他自己的话语)。

仰头老婆低头汉,青皮萝卜紫皮蒜。

……

父亲自幼失祜,三岁随姐姐嫁到姐夫家。解放后姑姑随着姑父随军到了山西大同,父亲不好再在大爷的家呆了,就去了县剧团。三年过去父亲有一天邀请大爷去看戏,他已经能登台唱戏了。那场戏是蒲剧折子戏《杀狗劝妻》,可大爷眼巴巴从头望到尾也没看到父亲的影子。问之,父亲得意洋洋的道,怎么能没看见呢,杀狗劝妻四个角色,生角青衣老旦,不是还有个狗吗?我翻的那几个筋头怎样。

(大爷后来多次和我说起此事,乐此不疲,说我父亲是自小唱老旦——没红火过一天)

父亲唱过戏当过柴油机维修工,还开了十几年的车……不过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农民,一位庄稼地里刨食吃的农民。

麦穗泛黄,政府的公粮单就下来了。

三月不碾场,麦在土里扬。黄河岸边的农家早早就将崖场的杂草除去把土耙起等着下雨。一夜醒来淅淅沥沥的春雨飘在空中滋润着绿色的世界。雨刚歇停,人们便在场上洒下一层麦糠,拉上碌碡一圈又一圈的过场。一次,两次,到麦子上场时,那打扫干干净净的崖场在阳光下闪耀着皎白的光色,仿佛大地上镶嵌的大理石一样。

村里开始交公粮了。可是父亲又将粮仓里的麦粒倒腾出来再晒。早上小饭时(八点多)摊到场里中午三点多又起堆(多年后我才理解麦粒热捂才有利于收储保管)。明明知道那些粮食就是交公粮的,可是父亲还要架个小米筛将麦粒一塞一塞的过滤,地上落了一层黑黑的野草籽和弥漫在干燥空气里的尘土。那种当地叫“密密蒿”的野草,生命力十分旺盛,麦锄三遍草,密密蒿不倒。那家那户的粮食袋没有夹杂几斤这样的草籽。

可父亲就是将这些公粮三摊三晒三筛三收。村里大部分的公粮都交上了,我们这一家才去。

无论收公粮的人员怎样变动,无论雨天晴天,我们家的公粮几十年总是一级商品粮。

可是说实话,不管一级二级三级还是等外,全都倒在一个粮仓里。

枉费了父亲的一片心血。

父亲就是一个农村的庄稼汉,最大的职务是村里的副村长兼组长,一个月领几十块钱补助的官儿。他还有一个不算职务的职称:共产党员。

粮食好坏在集上,人的名声在路上。

……

我的老家就在黄河岸畔,当年修建三门峡大坝,素有“凤凰城”称谓的老县城静静地躺在河底,沿岸的子女背井离乡各奔一方。前些年国家和政府为当年的移民户给予了一定的补助,但是由于种种缘由许多的移民被遗忘。我家和村里的许多乡邻依旧生活在黄河岸边,没有领过一分钱。偶尔回家伫立在父亲曾经居住过那间已经坍塌的小窑洞前,脚下十几米的地方河水哗哗的冲刷着泥沙,一下一下,仿佛讲述着故乡的人情事物……

那时候我明白了:从古时的“圣人版筑”“大禹治水”“伯乐相马”“古虞让畔”……到当今的“为了六十一个弟兄”“车村渡风雪救人”以及“中国大天鹅之乡”……

我曾经有着一颗骚动不安分的心,一颗急于挣脱束缚跳跃到外面世界的心。走出了山淌过了河,来到外面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家乡气息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美丽,那是一种崭新的生活。

只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充储另一种新的内容,因为外面世界的轨迹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青山依旧,黄河俨然。

一方水土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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