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司马迁

悲情司马迁

历史上有许多悲情式的人物，布鲁诺、苏格拉底、屈原、商鞅、孙膑、司马迁……

这些人物，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让我们这些后人们，在阅读他们的时候，一边仰慕，一边感慨，一边唏嘘。

这些人，有的为了宗教、有的为了科学、有的为了理想，不惜以身殉之。用血肉之躯，树立了一座座丰碑，耸立在各个历史时期，耸立在，各自民族的诗册上。

而司马迁，在我的眼里，是这些悲情人物中间，最为悲惨的一个。

一生一死，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所以才会有“生死攸关”之说。所以，《庄子·德充符》里也说：“死生亦大矣。”许多人，在生死关头，选择了死，并不是厌倦了生；有的人，在生死关头选择了生，也不能说他畏惧死。在生与死的权衡选择上，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在这里，孟子着重论述了死的意义，却忽视了生的艰难与重要。所以，后来的人，往往更愿意把那些溢美之词献给以身殉道的人。像布鲁诺、苏格拉底、屈原。

司马迁十分明了死的意义与价值，也同样明白生的意义与价值。所以他才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既然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那么，死，在有可能选择的情况之下，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需要反复权衡的。生或者是死，死，为什么去死；生，生的价值何在。就像孟子所说：“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那么，“义”是什么？在不同人的眼里，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义”的含义是不同的。

有的时候，在特定情形之下，活着，比死，更艰难，更有意义。就如司马迁所言：“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孰轻孰重的痛苦权衡之下，司马迁选择了活下来，选择了苟延残喘，忍辱负重。我想，当司马迁选择活下来的时候，他心中的“义”，就是一部《史记》，一部尚未完稿的著作。所以他选择了苟且偷生，他是想以残缺之身，用一支滴着血泪的笔，为3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树碑立传。

翻阅一部被鲁迅称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那一段段已经淡去了的历史，那一个个已经退居幕后的历史人物，又纷纷从字里行间复活，讲述着烽火硝烟，爱恨情仇。刘邦、项羽、秦始皇、韩信……

有时候，夜深人静，读得倦了，轻轻合上书。窗外，正是星光灿烂，夜空深邃，那些璀璨的星斗，犹如历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人物，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史书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光芒。有时候我就想，悲惨如司马迁，如果他不能忍，如果他无法忍，如果他不肯忍，中国的历史会怎样呢？像屈原那样忍无可忍，纵身一跳，从此冤魂归大海；像布鲁诺那样，火中涅槃，从此名垂不朽；或者像商鞅那样，惨遭车裂，从此烟消云散。如果那样，就没有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司马迁，就没有了一部史家之绝唱。就没有了中国3000多年浩如烟海的跌宕起伏、慷慨悲歌；就没有了那一个个叱咤风云，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悲欢离合的鲜活面孔。那么，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中国那一段历史，会怎么样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屈原不死…..

由此，我想起了孙膑。那个与司马迁有着相似经历，也同样创作出一部不朽名著《孙膑兵法》的人。据史料记载：孙膑，孙武的后代，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著有《孙膑兵法》一书，也称《齐孙子》。被奸人陷害，成为残缺之躯，但孙膑并没有因此而沉沦、逃避，而是选择生存，选择了生当作人杰。他认为，只有留下一条性命，才能成就大事，才能为自己，为后人，为历史留下宝贵遗产。所以，他活下来，才有了一部举世闻名的《孙膑兵法》；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孙膑选择了生，与自己，与历史，与民族，与整个人类，意义更加重大。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假设。如果孙膑被陷害，被囚禁，被膑刑；悲伤，悲愤，忍无可忍，一死了之，会怎么样呢？

从孙膑的身上，我们似乎读懂了司马迁。可是，司马迁所遭受到的，比之于孙膑，其悲惨，其屈辱，其忍无可忍，又深了何止千百倍。我曾含泪阅读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许多遍，每一次，都会被他那痛彻心扉的陈述所打动，都会悲愤难当。问世间，有何人，如司马迁这般忍耐，这般百折不挠，这般坚忍不拔，又这般凄凄惨惨？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从他的话中，明白了他之所以“自沉溺缧绁之辱”而不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未完，他决心放下个人得失，隐忍苟活。相比“死节”之士，则更能看出司马迁的决绝与隐忍；相比于一了百了的引颈就戮，则更加显示出司马迁执着与刚毅。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此时，司马迁已经为《史记》做了大量前期准备，一旦殒命，所有的努力将付之东流。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他最终选择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忍辱偷生，并非贪生畏死，是因为有未尽之事也。悠悠几千年，一部《史记》光照千秋，赢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可是，谁能懂，一部《史记》所包含的血与泪呢？谁能理解，忍奇耻大辱，发奋著书的司马迁的悲情与悲哀呢？

孟子曾在他的《孟子二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是，发生在司马迁身上的种种经历，未免太过残忍，太过屈辱了罢。遍观一部中国古代史，一部中国现代史，像司马迁一样，身受奇耻大辱，却能创作出如此鸿篇巨制，光照千秋，这世上，能有几人？

我们无法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所以，我们无论再怎样设身处地，都无法感受司马迁所遭受的屈辱与悲愤。在《报任安书》他写道：“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几千年过去，我们捧书再读，尚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种如泣如诉、悲痛欲绝，那种九曲回肠般的哀婉低泣。

我们怎能不为司马迁的种种遭遇，而感慨、而感叹、而唏嘘、而有泪如倾呢？

悲情司马迁，以客观公正的文笔，书写了一段历史，塑造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不偏激、不虚美、不隐恶；不因为自己不幸遭遇而影响了对历史的客观公正。这是一个怎样的史学家、文学家，一个怎样的奇男子，堂堂伟丈夫！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一个悲情人物，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也堪称奇迹。

在生死面前，司马迁选择活了下来，完成了悲情的一生。

因为这个活着的司马迁，我们才可以触摸那样一段鲜活的历史。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甚至中国古代戏曲的舞台上，才不寂寞。

“忧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刚直不阿，留得正义冲霄汉。”司马迁的一生是悲情的，司马迁的一生又是光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