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汨罗江

内蒙古·孙国华

汨罗江应该属于屈原的。因为屈原，一条普普通通的江，被载入了史册。

汨罗江，在楚国大地上缓缓流淌，悠悠几千年。在历史的拐弯处，因为一个人舍身一跳，从此不再平静。

屈原，沿着汨罗江畔孑孑而行，他不知道滔滔江水流向何方，也不知道，那条河的拐弯处，意味着什么。江水平静地流淌，流向未知的广袤的大地，流向了，历史深处。

于是，他转而问天。在苦闷彷徨，上下求索而没有答案的时候，他就会问天。向那高远而深邃的天空，寻求一个答案。所以，他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彷徨，一次次，沿着汨罗江，行走。生活中寻不到的答案，天，怎会给他？

于是，他拿起笔，在他最钟情的诗的王国里，遨游、叩问、痛苦。他把心中的理想、苦闷与彷徨、求索与渴望，一一诉诸笔端，渴望诗能够给他一个答案。

国之命运就是个人的命运，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其后几千年的文天祥在国破家亡之际才啼血长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屈原生逢乱世，其个人的命运，又如何不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呢？群雄争霸，诸侯割据，兴兴亡亡生生死死，屈原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却又满怀才情。理智与激情碰撞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他，怎么能不会有诸多的忧虑、苦恼与不甘呢？

似乎，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身负旷世之才却又报国无门，郁郁寡欢之人的宿命。“楚王不识圣人风，纵有英贤声少通。可惜灵均好才术，一身空死乱离中。”

屈原是这样，岳飞是这样，苏轼、辛弃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只不过，屈原，作为第一个以身殉国的文人形象，的确让人不胜嘘嘘，扼腕痛惜了。

文人不必参政，一旦身居庙堂之高，更不必去写什么《离骚》了。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政治上不得志，却向文字里寻找慰藉，岂不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么？太多情的政治家永远不是一个好政治家。仕途坎坷不去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而寄情诗词歌赋里，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政治是冷血的，诗歌却是激情澎湃的。一边列班朝廷，一边吟诗作赋。屈原，怎能不以希望始，以悲剧终。

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却缺乏汨罗江那种浩淼与悠远。仕途坎坷，无奈只有祭拜苍天，苍天无语；转身叩问大江，大江滔滔，活生生吞噬了一颗满怀悲愤的灵魂。

在这一点上，就比不上陶渊明来得磊落。同样是胸有宏图，同样是以才情入仕，同样是不容于官场，也同样，郁郁不得志。但，陶渊明采取了归隐的方式，冲出了牢笼，跳出了深渊，大印高悬，东篱采菊，南山远瞻，岂不悠哉。和宋朝那个同样朝廷为官，主张抗金的辛弃疾相比，行走也有些过于匆忙了。“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同样是一次次上书，一次次遭冷落；一次次被起用，又一次次遭罢黜。但辛弃疾选择一边饮酒，一边赋诗：“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屈原无法做到，屈原是一个痴情而赤诚的人。

汨罗江水是清澈的，一如屈原那颗滚烫而坦诚的心。

从灵魂到情感，他是那么喜欢美好的事物，那么孜孜于真理。在他的作品里，写人，写神，写鬼，写花草树木无不寄托了美好的情感，表达了对真善美的企盼与喜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世上的一切，都想象得那么美好。

可是，这个世界却又有太多的污浊，有太多的不堪。虽然身处相位，贵为上卿，他却无法与那些庸庸碌碌之辈为伍，无法与那些苟苟且且之徒同流合污。他建言上策，他披肝沥胆，将一腔热血、满怀忠贞都贡献出来。贡献给朝廷，贡献给楚国，贡献给君王——那个他认为有着知遇之恩的楚怀王。

他官至上卿。他以为他可以一展才华，建功立业。为了朝廷，为了楚国，为了楚国的黎民百姓。那个时候，他神采飞扬，意气风发。“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荐贤举能，鄙夷那些奸佞小人。“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曾幻想，君臣戮力，朝野同心，一定会让楚国成为诸侯的一霸。然而，他太天真，又太过孤傲。“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岂不知，人家都睁大了眼睛，在暗中窥视。而他，却一直沉醉在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中。

于是，流言四起。诽谤、谣言、诬陷接踵而至。猜忌、怀疑、出卖。“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时间，他深陷宫廷争斗的旋窝里无法脱身。于是，他气愤，他彷徨，他伤心，他失望。一腔忠贞悲啼血，两行清泪徒彷徨。

他被放逐，再放逐。

作为政治家，他失去了舞台。但，他又是一个诗人。无法在政治上施展自己强国富民的理想，他可以去写诗。可以在诗歌里抒发自己的苦闷与希望，写给别人看，也给自己疗伤。在一次又一次放逐期间，屈原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一时期，他的创作达到了高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

有人说“愤怒出诗人”。读这个时期的作品，我们读出了诗人的心路历程，感受到了那颗赤诚的，又伤痕累累的心。

他政治上失意了，也许不至于让他绝望。可他深深爱恋着的楚国，也在这个时候迅速衰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不忍视，不忍听，更无法释怀。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沿着那条缓缓流淌的汨罗江，我独自漫步。我无法揣度那时屈原的心境。他的内心深处，或许比那江水还汹涌澎湃，比那一去不复返的江水还绝望。天地悠悠，竟然没有他容身之地；江水滔滔，谁懂他的心？或许，滔滔的汨罗江可以收纳他那颗绝望至极的灵魂，同时，或许可以洗涤世上一切污浊。也许，那条流淌了千年的汨罗江，就是他最好的归宿。

看着那条日夜流淌的江水，我极力想象着屈原沿江而行的心情，仿佛看见了那个背负满身落寞背影，记起了这样一段记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江以死。如今读来，仍然让人唏嘘不已。

我仍然不懂屈原的内心。报国无门，他完全可以选择归隐。像范蠡那样，一舟一橹一美女，浪迹天涯，烟雨红尘；或者像陶渊明那样，“晨曦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悠然山水，岂不快哉。为何要以身陨水，做那千古的冤魂呢？

我想起了之后几千年的谭嗣同。变法事败，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从容身退，以图卷土重来。可是，他却选择了留下，选择了以身殉法，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因为毅然选择了慷慨赴死，那“去留肝胆两昆仑” 才显得浩气长存，那“我自横刀向天笑”才显得铮然有声。

我同时也想到了司马迁，这个与屈原相距时间不太远的人。身遭奇耻大辱，却选择活下来。他在《报任安书》说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因为活着，才会有鸿篇巨制《史记》的问世，才会有我们现在眼中的司马迁。有时候，活着，更艰难，也更有意义。

出类拔萃之人，往往有常人难以预料之举动，常人是无法揣度的。

生与死，从来就是一个哲学命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生有生的价值，死有死的意义。

屈原投身江水，滔滔江水吞没了一个人的躯体，中国历史上却竖起了一座丰碑。宋代李复在《屈原庙》中说“千年自有遗文在，光焰长如日月新。”

也许，屈原是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中国文人铸造一种精神品格，那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就是：“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一种精神会在一个民族中一脉相承，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锻造成一种民族魂。这一点，我们在其后的文天祥、谭嗣同、秋瑾，以及许许多多以身殉国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到。

历史是多情的，一条江载着一颗不死的灵魂悠悠几千年，山河不废，英名就不朽；人民又是多情的，为了一位诗人，大江南北，在同一时刻，几乎用相同的方式为之祭奠，招魂。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也许只有那个以身殉国的诗人，才配拥有。

江水悠悠，载着一个不死的灵魂，流淌了几千年。一个民族，为一个人倾倒。这是一个人的荣耀，也是一个民族的荣耀。

诗曰：“自古忠臣太可怜，含冤捐躯碧水边。滔滔江水流不尽，一行文字一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