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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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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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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磨房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记忆,我们村还没有现代的电动打面机,人们吃的大米和面粉,都是靠畜力、人工在石磨石碾子上加工的。我老家的村口,就有一座石磨房,两间土坯草房,简陋的木门,纸糊的小窗,红砂石磨盘,筛面的箩柜和箩架,去糠的簸箕……共同组成了原生态的磨房,一村一百多户人家的米面皆在此加工。

小时候,我爱看磨房里的小毛驴拉磨。磨面都是母亲和两个姐姐的事。在磨面之前,首先得给毛驴套上枷担,再把两根绳子固定在一块小木杠上,小木杠再固定在石磨转动的横木上。此外,还要给毛驴戴上眼罩和嘴笼,防止它分散注意力,偷吃磨上的粮食。一切的准备工作做好后,再把要磨的小麦或者玉米倒在石磨上,然后用竹枝在毛驴的屁股后面轻轻一吆喝,毛驴便拉着石磨转动起来。磨子上面要磨的小麦或者玉米,便顺着磨眼旋转进了上下磨的磨齿里,最后被磨齿磨成了粉末溢出来。

我那时就觉得小毛驴真可怜,它被一块灰布蒙住双眼,在小鞭的催促下一步一步、一圈一圈走着那永远走不完的圆。它总以为自已是在长途跋涉,走了很远很远,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已不过是在原地团团转。小毛驴拉磨辛苦不说,还须抵抗那浓浓粮香的诱惑,再饿再馋也吃不到一口。苦苦干上半天,才被人牵到门外吃上点干草,喝上桶凉水,就地打上几个滚儿,抖抖一身尘土,便又被蒙上眼睛套于磨上,走那个无尽无休的圆。

听老人讲,并非所有的毛驴都能拉磨,它们各有脾性,愿干的活也各不相同。有的毛驴打死不拉磨,你硬将其套上,任你推拉打拽,它四蹄生了根似的动也不动,气得你没脾气;也有狡猾的,吆喝紧,它就紧走几圈,吆喝慢,它也渐走渐慢,最终停下歇工;也有的一上了套拉不几圈就又撒尿又拉粪,稀里哗啦直往磨上喷,没人敢用;有的是任家庭妇女怎么吆喝怎么打,死死站着不动,可一听霸气的爷们声音,就跑得火急火忙,吁都吁不住,叫你哭笑不得。

磨下来的面粉,要用撮箕把它撮到簸箕上面的箩子里,然后再把箩子放到一个井字形的木架上,一手抓住箩子,在木架上面来回推动,这样箩子里的细面粉便漏在了下面的簸箕里。箩子里剩下的麦麺渣,还要倒在石磨上面再磨。一批面粉要罗多次,磨多次才能完成。磨一次面粉,大概要用二、三个小时,往往是在黄昏的时候才回家。

石磨用久了,沟平齿钝,磨面的速度就会变慢,磨出来的面粉也会粗砺。因此,石磨的沟槽多则半年,少则一年,就要锻凿一次。主人把锻磨匠请到家中,匠人把磨扇搬下来,分别把两扇磨面仰放在地下,匠人就端坐在旁边,右手握铁锤,左手扶錾子,顺着磨盘固有的纹路,用钢錾子把凹槽錾深。别看锻磨比较粗笨,其实是个精细的技术活儿。匠人锻磨时用力大不行,力小也不行,力度全在手腕上。匠人每锻好几道齿纹,就须仔细用嘴吹去锻碎的石沫儿,看看新锻出的磨齿是否恰当,凹槽是否均匀。如果石磨的磨齿太深,磨出的粉不细;如果石磨的磨齿太浅,容易平钝,石磨就不耐用;但是,如果锻出的磨齿太锋利,就会减少磨盘的寿命。匠人对于新锻出磨齿的观察和把握凭借的是经验,除了用眼看,还得把两扇磨盘合起来,放进一把粮食转一转,试一试,如果磨起来有隆隆的声响,那就是磨齿不均匀,匠人必须再锻一次,直到磨声均匀为止。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磨坊房很少有赋闲的时候,特别是逢年过节,碾房更是昼夜不停地繁忙。家家户户、男女老幼把五谷堆在磨盘上,人推驴拉,石磨缓缓地滚动,把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碾成面。磨响着,就说明乡亲们碗里有粮。磨不闲,肚不空,庄稼人的日子就还有对幸福的盼望。

随着工业文明走进乡村,机器取代了石磨,古老而凝重的石磨最终停止了它的歌唱,故乡的磨坊也一天天衰老下去。

如今,老磨坊里已经是杂草丛生,石磨上面覆盖了厚厚的枯枝烂叶,只能大体看清磨的轮廓、石磨上面的木架早已没有了,旁边石头垒砌的高台也坍塌了。虽然石磨房被搁浅或遗忘在了岁月的边缘,但是,那石磨的转动声,母亲的罗面声,哒哒的驴蹄声,像一支古老而又深沉的歌谣,时时在我的心中奏起爱的旋律。

——原载《新即墨》201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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