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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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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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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后的田野

沿着一条长满野草的土路散步,我有时喜欢静坐在秋收后的田野上,这时的庄稼都已被收割走了,那些与庄稼相伴了一春一夏的蟋蟀、蚱蜢、蜻蜓等各种小虫子也走了,它们都去了该去的地方。偶尔有几只飞翔的鸟雀落下来,啄食着田间遗落的高粱、豆荚等颗粒;田鼠偷偷地爬出洞穴,东张西望了好大一会儿,才去四处觅食,以便提前储存下过冬的粮食。

我知道从秋分到寒露,又是一个耕耘播种的时节,但我不知道一个与土地长相厮守的庄稼人,一生究竟要用坏多少张犁耙?使折多少根锄头?能够播种和收割多少茬庄稼?那些庄稼也不知道它们多少辈子才能陪伴我们走过一生。这些问题好像谁也无法回答。有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只种了三五茬、十几茬庄稼就撒手走了,而有的人却种了六七十茬,还在继续播种和收割。也有的人虽然坚持种下了最后一茬庄稼,但还没有来得及收割,就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我常常这样想,一个人与土地和庄稼能够相遇多少次,冥冥中仿佛是订了契约的,命中注定你只能播种四十九茬半的庄稼,是不会让你收割那最后半茬的。

青春年少时,望着父亲佝偻的背影与他那粗糙得跟老树皮一样的双手, 骨节粗大,十指变形,没有一个完整的指甲,我就知道了作为一个庄稼人的辛苦。父亲也希望我能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城里人,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就是不能光宗耀祖,最起码也能摆脱土地对一个农民的后代的紧紧束缚。我永远忘不了高考落榜的那一年夏天,在炎炎烈日与父亲失落的目光注视下,我悄悄背起破旧的行囊,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从打工到经商,多年以后,当我在城里积攒下一些钱财买了套房子,再回家看望父母亲,发现他们已是白发染鬓,真的老了。我劝他们把家里承包的土地转让给别人耕种, 到城里来住,他们却说:守着土地与庄稼过了大半辈子,猛然离开总觉得心里会空落得慌。

后来,父亲虽然咬咬牙狠心把村庄西边的五亩地转让给了别人,但他坚持留下村庄南边那三分半菜地自己种,说闲着也是没趣,不如种些蔬菜自己吃着方便、放心。那年夏天我回村里时,发现父亲和母亲带着草帽,正蹲在烈日下,一个拿着铁锨吃力地往菜根边施肥,另一个抱着水管正往地沟里浇着水。目睹这样的情景,我心里实在放心不下。就劝他们别再种这块菜地了,要是热出个好歹,不划算。父亲用井水洗了洗脸对我说,就种这一小块地哪里会累着。母亲也紧跟着说,这块菜地没施化肥,上的都是从附近养鸡场拉来的鸡粪,用草木灰防治病虫害比喷那些农药还管用,结出的蔬菜又好吃又没有污染,比从集上买的菜要强得多。

如今,当我再一次站在这一片熟悉的土地上,已是人过中年,秋风迎面吹来,吹枯了路边地头的野草,也吹老了人间的沧桑岁月。我看见竖在父母坟前的那一方墓碑,在风中变得如一方普通的石块。淡淡的地气如薄雾般在田野上飘荡,它是泥土绵长而舒缓的呼吸。一些庄稼虽然被运走了,但它们留在泥土里的残根,又抽出了零零星星的青苗,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于是,牛羊们走了过来,吃几口,叫一声,时令在它们一阵又一阵时急时缓的叫声中就渐渐地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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